读陈幼石著《韩柳欧苏古文论》，一股新鲜感扑面而来。这种新鲜感不仅表现在作者提出的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更表现在这些见解后面的不同文学风气的背景，这种文学风气对我们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新异的，也许对研治古典文学的人来说更其如此。作者的脚注和《后记》透露了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和所接触的文学空气，以此为契机，又使我们对作者的见解加深了理解。不同的文学风气，产生了不同的文学观念，带来了不同的文学见解。换句话说，要使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有更快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跳出传统文学风气的圈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我国的传统的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与不同于我国的现代的文学观念、研究方法融会起来，打破古典文学的自足体，而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研究我国的古典文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乾嘉学者所曾达到的高度，并且将“五四”以来新的研究推到更高的水准——这也许是这本薄薄的著作给我们的重要启示。钱锺书先生在谈到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即使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如果不懂外国文学，也会摸不到“底蕴”(载《读书》一九八一年十期)。这句话既指出了某些人云亦云的“研究”文章的症结之一，也指出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的重要方法，即站在世界文学高度的比较研究。《管锥编》自然是这种研究的范例，陈幼石先生的这本《韩柳欧苏古文论》也可以说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实例之一。比较文学近年来在我国有了不少发展，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呼唤更加透彻、更加出神入化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比较不是目的，罗列若干相同、相似或相近的中外作品进行比较，引用若干外国作家、理论家的话来移论中国文学，很容易流为“文学比较”。重要的不是比较，而是从比较中产生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学趣味和文学理想，或者是从新的文学观念、趣味、理想出发的比较，以及两者的反馈互控。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则采用“词话”这一传统的随札式的批评方式，却迥异于旧时代的批评方法，不愧为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开山巨著之一，就是因为他将近代的文学观念、趣味、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趣味、理想融会贯通，从而站在新的高度认识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尝试吧。叶嘉莹先生的很多卓有成就的论著，实际上就是沿着王氏的道路深入探索的成果。这样的研究，绝非“文学比较”可以比拟。回过头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推许陈先生的《韩柳欧苏古文论》，也绝不是因为他引用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而是因为他能将他所接受的国外的文学传统和所接触的国外的文学风气同我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学风气结合起来，所以他能发人所未发，明人所未明。同时，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看到本书的不够透彻之处，恰恰在于他有时还未能跳出古人的窠臼，或者未能从他的文学风气中“化”出来。后者如对柳宗元的哲学气味过于浓厚的批评，前者如认为韩愈在《平淮西碑》中可能“应用了儒家碑铭的标准结构方式”，因而这是“把历史材料、历史主题引入以‘高’、‘奇’著称的散文作品，并以作者的诗心诗境来处理这些材料”，并说“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和韩愈努力体现的古文理想都是卓越的。”但从《乎淮西碑》不管就其内容的强守等差尊卑还是就其艺术风格的板滞重涩来看，都只是庙堂文学而已，恰好体现了韩愈变儒道与改文体之间的内在矛盾。对它的不恰当的推祟，实际上回到了桐城派那里。约言之，本书的某些不够透彻之处，就是因为对两种文学传统和风气的融会还不够透彻。而这种融会，本是这部著作的最大优点。
　　
　　(《韩柳欧苏古文论》，陈幼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0.5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