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启动仪式在全国政协礼堂拉开帷幕，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等四位委员代表为“全国政协书院”揭幕。这是十三届全国政协的又一项创新之举。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启动仪式上指出，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是政协委员增强履职本领、提高建言质量的内在要求，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凝聚共识的有效途径。在汪洋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政协党组制定了“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方案”，并成立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担任组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潘立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刘晓冰担任副组长，成员由部分委员、特邀专家组成，统筹指导委员读书活动，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活动指导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和协调具体工作。
　　至7月3日举办“综合线下交流会”，作为全国政协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提高委员履职水平的实际行动，也是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创新履职方式的重要举措，初步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读书履职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其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就是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的新书——《“书香政协”百日漫游——叶小文读书笔记》10月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体部分由八个板块构成，分别是包括复兴路上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后的思考、“国学读书群”读书笔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读书群”读书笔记、“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读书群”读书笔记和“走进台湾读书群”读书笔记等。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作者完成长短文章100多篇，洋洋洒洒300余页，蔚为大观，叹为观止。
　　我认为，书中关于“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市场伦理建设”相关论述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值得关注、推介。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市场伦理建设”这个命题，而是分别在不同的板块、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篇章中多次表达了对“新人文主义”文化复兴运动的呼吁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伦理建设”的关切，我认为用“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市场伦理建设”来概括其思想主旨是合适的。

从人类文明发展大视野提“新人文主义”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之一。现代化起源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实质和历史功绩，在于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这也是欧洲向世界扩张的前奏曲。作者认为，文艺复兴之后世界出现了“三个紧张”。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运动以及被殖民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以及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所谓“文明冲突”等。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变成了自然的主人甚至敌人。三是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上帝之死”带来西方社会的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现象等。人类的出路何在？作者认为，时代呼唤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其使命是要把被西方近代人本主义造就的“过度膨胀的个人”还原为“和谐的人”，致力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和谐世界”。这场新文艺复兴的旗帜应当是“新人文主义”。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有十分浓厚的人文理念；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致力于和世界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审时度势、顺势而上，在“新人文主义”文化复兴运动中勇扛大旗，有所作为。我认为，新人文主义是要体现在人类或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的总纲，市场伦理作为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内容自然应当贯彻新人文主义理念。

从防止复兴路上“颠覆性风险”谈“市场伦理建设”

　　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风险”。所谓“颠覆性风险”，既包括“外因”，也包括“内因”。外因主要是大国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内因主要是“塔西佗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表明公共卫生问题也可能成为一种兼具“内外因”特点的颠覆性风险。作者认为，不健康、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以及贫富差距过大均有可能导致“颠覆性风险”。富起来，中国人理直气壮；富起来，就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存在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容易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需要自律，呼唤道德。这个“二律背反”，古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有所洞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了《道德情操論》。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其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基督新教的某些伦理观念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孕育作用。作者指出，随着世俗化发展，西方社会的新教伦理收效式微，中国作为共产党执政、多数公民不信教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也不能普遍适用所谓宗教伦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必须解决好既“自强不息”（努力追求财富）又“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道德自律、守法他律）的问题，要建立“君子厚德以载市场的人文环境”。我认为，这种经济领域人文环境的建立，正是全社会以“新人文主义”为旗帜的全面文化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是人本身的重塑，也就是要在经济领域把“过度膨胀的个人”还原为“和谐的人”。

基于“义利之辨”提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作者认为，市场伦理建设要以“辨义利”为核心。通俗地讲，利就是指利益，义就是指道义，在不同的语境和逻辑关系中，它们又有具体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义利观”，往往强调“义大于利”，“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如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道家（教）和佛教虽然也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整体倾向于清心寡欲，看重精神修养远胜于物质财富。有学者认为，包括市场伦理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明确主张“义大于利”。然而作者认为，在“义”和“利”不可得兼的时候，当然要先义后利，但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个人利益追求和交换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不能一概以‘义利冲突’的模式来照套。良性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恰恰不是‘二者不可得兼’，而是义利‘二者能够得兼’要成为常态”。作者认为，义利之间必然能够“取中”，关键在于“审时度势”：现在的“时”，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现在的“势”，就是“不敢腐”占了压倒性优势，“不能腐”正在加强工作，“不想腐”正在构筑堤坝。这里的“腐”是广义上的，不是单单指向党员领导干部，而是泛指一切市场行为主体。在此时势中，义利之间就可以得兼、可以共赢。作者进而提出一个市场伦理口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体会，“我为人人”是指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既要以同理心对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要遵守集体、国家的规则包括法律、道德和公序良俗；“人人为我”是指个体可以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且得到集体和国家的认可和保护，集体和国家应该为个体致富创造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上的条件和保障。我认为这个口号有三个优点：一是体现了“我”与他者之间的利益双行关系；二是注重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平衡，体现了义利之辨的“中庸之道”；三是通俗易懂好记，便于传播。

王阳明心学是建构市场伦理的重要文化资源

　　市场伦理建设，无论用什么价值观去引领，用什么文化去浸润，提什么口号，最终都是在人的“心”上下功夫，实现人自身的转化——从“过度膨胀的人”转向“和谐的人”。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王阳明心学，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说。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阳明心学与当前市场伦理建设的关系，但我以为，作者有把阳明心学作为构建市场伦理之重要传统文化资源的意味。如作者引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并指出：
　　史上，确有人践履此功。凡聪明敏捷，能洞察秋微，又能妙计频出者，是为有智之人；凡天真恻怛、感愤人间之不幸、感慨国家之悲运者，是为有情之人；凡豪情勇猛、处事不惊，临大敌而无所惧者，是为有意之人。这三者中，有两者已属难得，而王阳明三者皆具。
　　阳明心学相传至今，堪配“学而时习之”。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阳明心学在“文化自信”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作用，他曾说：“王阳明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所以，我认同作者的“潜意识”，当前建构市场伦理，对阳明心学尤当“学而时习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作者提出的市场伦理建设总纲，我认为可以基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说，继续对之进行阐发，即在改善人——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知”上下功夫，提出“知耻后勇，知常曰明，知止不殆，知足常乐”。知耻后勇，就是说在有致富条件的社会中，在个人有致富能力的前提下，意识到贫穷是可耻的，进而奋勇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知常曰明，就是说要明白获得财富的因果律“常识”，要明确个人行为的道德与法治边界；知止不殆，就是指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大的危险，而“过度膨胀”之人的贪欲就在于不知道停止；知足常乐，在通俗意义上指出善于知足的人会拥有更多快乐，并进一步彰显哲学伦理学意义上“德福一致”的最高理想。新人文主义是人类文明解决自身问题“否定之否定”逻辑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惯性和前进方向。新人文主义的使命是對历史上文艺复兴后果的纠偏和节制，其核心精神仍然是“以人为本”——既不是“以神为本”，也不是“以物为本”——既不会回到宗教精神那里去，也不会困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中，而是要把“过度解放因而又陷入自身牢笼的人”进一步“解放”成为一个“和谐的人”，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新人文主义的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一致的。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践行“新人文主义”，构建相应的“市场伦理”，既是最必要的，又是最难的，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在此进程中，我们更要下大气力研究、宣传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市场伦理。《“书香政协”百日漫游》一书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作者系宗教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