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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词与所选名词的语义组合关系，汉语中的个体量词可以分为专用量词、类别量词和通用量词（樊中元《通用量词跨类组合的强弱等级及其语义泛化层次的类型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范畴化功能最弱的是通用量词，如“个”，几乎没有分类功能;范畴化功能最强的是专用量词，如“辆”;类别量词则居于两者之间，如“条”。学界普遍认为，普通话通用量词是“个”，而在许多方言里，“个”的地位和作用远不及另一个量词——“只”，这一点在众多南方方言中尤为明显。罗昕如《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陈泽平与秋谷裕幸《福州话的通用量词“只”与“个”》、李如龙与潘渭水《建瓯方言词典》、温美姬《客赣方言的通用量词“只”》都就语言事实对“只”作为方言区内的通用量词进行了分析。而位于成都地区的客方言前人也有研究，如兰玉英、蓝鹰、曾为志等著《汉语方言接触视角下的四川客家方言研究》，以及郄远春著《成都客家话研究》，这几位学者都对“只”不同于其他量词的名量搭配进行了例举与阐述，但他们侧重于对客方言的总体把握，在“只”的通用方面则着墨不多。
本文立足于成都地区的客方言，着重讨论这一地区内“只”的通用表现，并试图从多个角度探讨“只”通用的成因，以期完善这一地区内量词“只”的研究。
一、成都地区的客方言
操客方言的成都客家人主要分布于成都市城区东部及与之相邻的近郊区，即成都东部丘陵地带，此区域内有四川境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客家方言岛。而位于成都市东部偏南的龙泉驿区内的西河、洛带、黄土、洪安、万兴5个镇，客家人所占比例达90%以上，各年龄层居民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客家话（郄远春《成都客家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因此，相比于成都其他区域，从西河、洛带等聚落入手研究客方言更具有代表性，也更利于探讨量词“只”的通用情况。
二、“只”的通用表现
“只”的通用体现在与不同语义类别的名词进行跨类组合方面，根据樊中元从类型学角度概括出的名词范畴系统，“只”的量词功能可以从人类、动物、植物和事物四个组合范畴分别进行描写。
1.“只”与人类范畴组合
一只人/老师/学生子/司机/新舅（新娘）〔括号内为普通话说法〕/妹子/俫子（儿子）/老弟/阿哥/哑巴/驼子/贼娃子/白痴
2.“只”与动物范畴组合
一只猪嫲/牛崽子/羊嫲/狗/狗崽子/喵公/鸡嫲/鸡公/雀雀（鸟）/蛾蛾（蝴蝶）/蚊子/虫/老鼠子/青鸡（青蛙）/鱼子/大象
3.“只”与植物范畴组合
一只包谷（玉米）/豌豆/花生/莲白白（圆白菜）/辣椒/姜嫲/茄子/番薯/洋芋子（马铃薯）/番瓜（南瓜）/苹果/香蕉/西瓜
4.“只”与事物范畴组合
（1）天文地理时间类：一只日头/火闪（闪电）/坝子/山沟沟/河坝（河堤）/堰塘（池塘）/水凼凼/石头/坟包（坟墓）/月（一个月）/上昼（上午）/下晡（下午）/暗晡辰（夜晚）
（2）房舍器物交通类：一只学堂（学校）/书店/村庄/房间/仓库/灶房（厨房）/粪缸（厕所）/猪圈/窗户/床/柜子/牌牌/钉子/洋铲（铁锹）/锄头/扫把/温水瓶/风车/水桶/调羹儿（汤匙）/碗/滚滚（车轮）/轿车/飞机/轮船/爆鸡嫲（拖拉机）
（3）服饰电器类：一只口袋/袖子/灯/冰箱/风扇/电脑/手机/开关
（4）器官熟食类：一只眼珠（眼睛）/脑壳（头）/鼻公/耳朵/牙齿/颈颈（脖子）/手/手指公/拳头/猪肝/猪舌嫲/鸡脚爪/翼膀/蛋/菜/馒头/包子/饺子/冰糕
（5）文体类：一只乒乓球/篮球/羽毛球/拍子/文具盒/字
（6）抽象事物类：一只梦/先理（生意）/办法/想法/现象/心意/病
以上所举名量组合中，“只”前数词不受限，如“五只办法”“四只房间”“十只月”等。
三、“只”的使用特点
从上述对“只”通用表现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只”对名词的选择很宽泛，相当于“个”在普通话中作为量词的地位与作用。根据何杰对普通话量词“个”的描写，不难发现成都客方言量词“只”与普通话量词“个”在名词、数词的选择及其语法特征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只”对名词的选择表现出其他量词的语义内容。上述举例中表现出来的其他量词语义有“个”“家”“所”“条”“把”“辆”“艘”“颗”“块”“道”“笔”“份”等，但还不限于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①他们一只样子;②一只观念;③渠（他）洗了一只身（澡）;④船在水里打了一只旋
①和②中，“只”与抽象名词搭配，表现出量词“种”的语义;而③和④中，“只”作动量词，表现出量词“次”的语义。
2.“只”和数词构成数量结构时，对数词的选择不受限;但当“只”不表量而只起語法作用时，对数词的选择则受限。请看下面的
例子：
①你看下渠嘅（的）样子，神经病一只;②一只不小心，撞到门上;③一只站不稳，渠就跌下去了;④有一只是一只
①“名 数 只”结构具有较强的表述性，此结构中的数词限用“一”。②和③为“数 只 动”组合，表现出“突然、快速”的语义，“只”前的数词限用“一”。④为固定格式，表现出强调“一”的语义，数词仍限用“一”。
3.“只”表现出多方面的语法功能及语法意义，“只”和其他词类的搭配同样超出了“数 量 名”的结构形式。请看下面的例子：
①只只都说不晓得;②只只跑得飞快;③写只字;④上只街;⑤渠就是只疯子;⑥把只细崽子（小孩）弄譥（哭）了;⑦买只三四斤
①和②为“只”的重叠语法形式，表现出“普遍、每个”的语义。③和④中的“只”仅充当音节，表现出轻松、随便的口语色彩。⑤中的“只”相当于同位宾语，起强调作用。⑥“把”字句中的“只”同样是强调后面的名词。⑦中的“只”放在连续的两个数词前，表约数。 以上成都客方言中“只”的使用特点大部分不适用于同一系统内的其他量词，但由于一定程度受成都话的影响，客方言“个”表现出了其中的一些特点。不过从总体上看，作为量词，“只”的使用范围始终比“个”宽泛。
四、“只”的通用成因
1.历史遗留
“只”的古字为“隻”，本义是“一只鸟”。据刘世儒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的研究，“只”的词义引申分作两个系列：一个由鸟及兽，南北朝时用来量鸟已经十分普遍，并开始扩展到量兽;另一个从“一只”的“不成双”义引申，经“箸”的中介，逐渐泛化为一般无生物的量词（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关于“只”的泛化，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到了唐代，量鸟兽或无生物的用法已相当普遍，可以看出此时“只”的通用已初具雏形。而关系到“只”实现通用的关键应该是“只”量人用法的形成。陈泽平通过分析江南中部一带的方言音韵，推测以“只”量人在唐五代宋之间就已出现（陈泽平、秋谷裕幸《福州话的通用量词“只”与“个”》，《方言》2008年第4期）。同时，针对学界普遍认为汉语史上只存在“枚”和“个”两个通用量词的观点，温美姬充分论证了汉语史上存在通用量词“只”的可能性，认为其存在的时间很可能是在“枚”衰退的唐至五代时期到“个”完全稳定成为通用量词的宋元之间。且在汉语史上，通用量词的更替不是“个”取代“枚”，而是“只”取代“枚”，再是“个”的兴起。由安史之乱引发的第二次移民大浪潮，通用量词“只”随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进入南方方言，并在方言演变的过程中被保留，直至进入方言系统内部稳定下来;“个”则在北方方言中异军突起。之后，“只”又随着客家人的几次迁徙遍布各客方言区，其中以粤东最为凸显，并最终伴随着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深入到成都东部的丘陵地带，即今天西河、洛带等客话区，而这一片区的客家人大多来自粤东。
2.地域条件
首先，就汉语方言整体分布来看，客方言区距离北方方言区相对遥远，且客方言所处地域位置相对固定，客家人习惯于“住山不住坝”的居住方式，加之地形阻隔与交通受限，使得客方言系统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留。此外，与客方言毗邻的其他南方方言也都保留着通用量词“只”，各方言内“只”的地位作用相当，并不会互相干扰。
其次，移民运动中客家人多举家举族迁徙，并选择聚族而居。迁徙过程中，原住地的语言文化仍保持着生命力。
再次，迁入成都的客家人主要聚居在东部丘陵地带，离操西南官话的城区较远，且由于客家人强烈的宗本意识、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两种方言系统都相对稳定，成都话与客家话的接触并不深入，成都话“个”的通用与客家话“只”的通用相对独立。另外，由于近些年政策的支持，洛带等地区的客方言得到了保护。以上条件共同促使“只”作为通用量词稳定分布于成都地区的客方言内。
3.认知因素
萧国政认为，量词的使用是一种范畴确认，最初使用量词的对象的认知原型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同类对象的量词选取（萧国政《汉语量词“把”的意义、分类及用法》，《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这反映出量词最基本的功能——范畴化，而“只”的通用则与此相反。宗守云认为，适用于一切名词的量词都不具有范畴化功能（宗守云《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这些量词使用范围过于宽泛。但魏晋南北朝“枚”、普通话“个”、客方言“只”并非一产生即为通用量词，其作为量词，势必经历了范畴化的过程，之后再通过与名词的跨类组合实现其去范畴化，最终成为通用量词。
从“只”的范畴化来看，其最初的范畴中心是“成双成对中的一只鸟”，随后如刘世儒所述，“只”的词义引申分作两个系列，但其范畴扩展基本不会偏离绝对和相对两条途径。“只”由量鸟发展至量无生物应是按照从量母体物到相近物、实在物到印记物、空间物到时间物、具体物到抽象物的绝对途径扩展而出;而“只”量人则是按照从量客体物到主体物的相对途径扩展而成。另一方面，“只”在完成范畴化的同时，其去范畴化应该已经发生，并与“只”的内在语义特征密切相关。惠红军认为，“只”在现代汉语中所称量的对象都可以进入一种模式：该对象是一個具体可感的物体，且该物体在某一观察范围内总具有一个认知上的完形特征，即相对独立性（惠红军《汉语量词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只”的内在语义特征则是其中的个体独立性，即“单独性”，这一特征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并延续至今。正是这种“单独性”，扩大了“只”的归类范围，使其逐渐排除与之同义的其他量词竞争分流的现象，最终在原有范畴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只”的跨类组合，并使其成为通用量词。
五、结论
缘于人类认知发展推动语言演变，以及历史背景下客方言的形成与客家人的移民，通用量词“只”成为了成都客方言的一大特色。“只”的使用范围从民族通用语层面看，经历了由广到狭的演变，但从整体的历时发展看，则是由狭到广，特别是出于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考量;另一方面，“只”的语义总体上经历了由实到虚的演变。正是“只”的跨类组合与语义泛化，共同实现了其作为量词的通用。
本文立足于成都地区的客方言，着重讨论这一地区内“只”的通用表现，并试图从多个角度探讨“只”通用的成因，以期完善这一地区内量词“只”的研究。
一、成都地区的客方言
操客方言的成都客家人主要分布于成都市城区东部及与之相邻的近郊区，即成都东部丘陵地带，此区域内有四川境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客家方言岛。而位于成都市东部偏南的龙泉驿区内的西河、洛带、黄土、洪安、万兴5个镇，客家人所占比例达90%以上，各年龄层居民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客家话（郄远春《成都客家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因此，相比于成都其他区域，从西河、洛带等聚落入手研究客方言更具有代表性，也更利于探讨量词“只”的通用情况。
二、“只”的通用表现
“只”的通用体现在与不同语义类别的名词进行跨类组合方面，根据樊中元从类型学角度概括出的名词范畴系统，“只”的量词功能可以从人类、动物、植物和事物四个组合范畴分别进行描写。
1.“只”与人类范畴组合
一只人/老师/学生子/司机/新舅（新娘）〔括号内为普通话说法〕/妹子/俫子（儿子）/老弟/阿哥/哑巴/驼子/贼娃子/白痴
2.“只”与动物范畴组合
一只猪嫲/牛崽子/羊嫲/狗/狗崽子/喵公/鸡嫲/鸡公/雀雀（鸟）/蛾蛾（蝴蝶）/蚊子/虫/老鼠子/青鸡（青蛙）/鱼子/大象
3.“只”与植物范畴组合
一只包谷（玉米）/豌豆/花生/莲白白（圆白菜）/辣椒/姜嫲/茄子/番薯/洋芋子（马铃薯）/番瓜（南瓜）/苹果/香蕉/西瓜
4.“只”与事物范畴组合
（1）天文地理时间类：一只日头/火闪（闪电）/坝子/山沟沟/河坝（河堤）/堰塘（池塘）/水凼凼/石头/坟包（坟墓）/月（一个月）/上昼（上午）/下晡（下午）/暗晡辰（夜晚）
（2）房舍器物交通类：一只学堂（学校）/书店/村庄/房间/仓库/灶房（厨房）/粪缸（厕所）/猪圈/窗户/床/柜子/牌牌/钉子/洋铲（铁锹）/锄头/扫把/温水瓶/风车/水桶/调羹儿（汤匙）/碗/滚滚（车轮）/轿车/飞机/轮船/爆鸡嫲（拖拉机）
（3）服饰电器类：一只口袋/袖子/灯/冰箱/风扇/电脑/手机/开关
（4）器官熟食类：一只眼珠（眼睛）/脑壳（头）/鼻公/耳朵/牙齿/颈颈（脖子）/手/手指公/拳头/猪肝/猪舌嫲/鸡脚爪/翼膀/蛋/菜/馒头/包子/饺子/冰糕
（5）文体类：一只乒乓球/篮球/羽毛球/拍子/文具盒/字
（6）抽象事物类：一只梦/先理（生意）/办法/想法/现象/心意/病
以上所举名量组合中，“只”前数词不受限，如“五只办法”“四只房间”“十只月”等。
三、“只”的使用特点
从上述对“只”通用表现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只”对名词的选择很宽泛，相当于“个”在普通话中作为量词的地位与作用。根据何杰对普通话量词“个”的描写，不难发现成都客方言量词“只”与普通话量词“个”在名词、数词的选择及其语法特征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只”对名词的选择表现出其他量词的语义内容。上述举例中表现出来的其他量词语义有“个”“家”“所”“条”“把”“辆”“艘”“颗”“块”“道”“笔”“份”等，但还不限于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①他们一只样子;②一只观念;③渠（他）洗了一只身（澡）;④船在水里打了一只旋
①和②中，“只”与抽象名词搭配，表现出量词“种”的语义;而③和④中，“只”作动量词，表现出量词“次”的语义。
2.“只”和数词构成数量结构时，对数词的选择不受限;但当“只”不表量而只起語法作用时，对数词的选择则受限。请看下面的
例子：
①你看下渠嘅（的）样子，神经病一只;②一只不小心，撞到门上;③一只站不稳，渠就跌下去了;④有一只是一只
①“名 数 只”结构具有较强的表述性，此结构中的数词限用“一”。②和③为“数 只 动”组合，表现出“突然、快速”的语义，“只”前的数词限用“一”。④为固定格式，表现出强调“一”的语义，数词仍限用“一”。
3.“只”表现出多方面的语法功能及语法意义，“只”和其他词类的搭配同样超出了“数 量 名”的结构形式。请看下面的例子：
①只只都说不晓得;②只只跑得飞快;③写只字;④上只街;⑤渠就是只疯子;⑥把只细崽子（小孩）弄譥（哭）了;⑦买只三四斤
①和②为“只”的重叠语法形式，表现出“普遍、每个”的语义。③和④中的“只”仅充当音节，表现出轻松、随便的口语色彩。⑤中的“只”相当于同位宾语，起强调作用。⑥“把”字句中的“只”同样是强调后面的名词。⑦中的“只”放在连续的两个数词前，表约数。 以上成都客方言中“只”的使用特点大部分不适用于同一系统内的其他量词，但由于一定程度受成都话的影响，客方言“个”表现出了其中的一些特点。不过从总体上看，作为量词，“只”的使用范围始终比“个”宽泛。
四、“只”的通用成因
1.历史遗留
“只”的古字为“隻”，本义是“一只鸟”。据刘世儒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的研究，“只”的词义引申分作两个系列：一个由鸟及兽，南北朝时用来量鸟已经十分普遍，并开始扩展到量兽;另一个从“一只”的“不成双”义引申，经“箸”的中介，逐渐泛化为一般无生物的量词（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关于“只”的泛化，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到了唐代，量鸟兽或无生物的用法已相当普遍，可以看出此时“只”的通用已初具雏形。而关系到“只”实现通用的关键应该是“只”量人用法的形成。陈泽平通过分析江南中部一带的方言音韵，推测以“只”量人在唐五代宋之间就已出现（陈泽平、秋谷裕幸《福州话的通用量词“只”与“个”》，《方言》2008年第4期）。同时，针对学界普遍认为汉语史上只存在“枚”和“个”两个通用量词的观点，温美姬充分论证了汉语史上存在通用量词“只”的可能性，认为其存在的时间很可能是在“枚”衰退的唐至五代时期到“个”完全稳定成为通用量词的宋元之间。且在汉语史上，通用量词的更替不是“个”取代“枚”，而是“只”取代“枚”，再是“个”的兴起。由安史之乱引发的第二次移民大浪潮，通用量词“只”随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进入南方方言，并在方言演变的过程中被保留，直至进入方言系统内部稳定下来;“个”则在北方方言中异军突起。之后，“只”又随着客家人的几次迁徙遍布各客方言区，其中以粤东最为凸显，并最终伴随着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深入到成都东部的丘陵地带，即今天西河、洛带等客话区，而这一片区的客家人大多来自粤东。
2.地域条件
首先，就汉语方言整体分布来看，客方言区距离北方方言区相对遥远，且客方言所处地域位置相对固定，客家人习惯于“住山不住坝”的居住方式，加之地形阻隔与交通受限，使得客方言系统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留。此外，与客方言毗邻的其他南方方言也都保留着通用量词“只”，各方言内“只”的地位作用相当，并不会互相干扰。
其次，移民运动中客家人多举家举族迁徙，并选择聚族而居。迁徙过程中，原住地的语言文化仍保持着生命力。
再次，迁入成都的客家人主要聚居在东部丘陵地带，离操西南官话的城区较远，且由于客家人强烈的宗本意识、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两种方言系统都相对稳定，成都话与客家话的接触并不深入，成都话“个”的通用与客家话“只”的通用相对独立。另外，由于近些年政策的支持，洛带等地区的客方言得到了保护。以上条件共同促使“只”作为通用量词稳定分布于成都地区的客方言内。
3.认知因素
萧国政认为，量词的使用是一种范畴确认，最初使用量词的对象的认知原型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同类对象的量词选取（萧国政《汉语量词“把”的意义、分类及用法》，《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这反映出量词最基本的功能——范畴化，而“只”的通用则与此相反。宗守云认为，适用于一切名词的量词都不具有范畴化功能（宗守云《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这些量词使用范围过于宽泛。但魏晋南北朝“枚”、普通话“个”、客方言“只”并非一产生即为通用量词，其作为量词，势必经历了范畴化的过程，之后再通过与名词的跨类组合实现其去范畴化，最终成为通用量词。
从“只”的范畴化来看，其最初的范畴中心是“成双成对中的一只鸟”，随后如刘世儒所述，“只”的词义引申分作两个系列，但其范畴扩展基本不会偏离绝对和相对两条途径。“只”由量鸟发展至量无生物应是按照从量母体物到相近物、实在物到印记物、空间物到时间物、具体物到抽象物的绝对途径扩展而出;而“只”量人则是按照从量客体物到主体物的相对途径扩展而成。另一方面，“只”在完成范畴化的同时，其去范畴化应该已经发生，并与“只”的内在语义特征密切相关。惠红军认为，“只”在现代汉语中所称量的对象都可以进入一种模式：该对象是一個具体可感的物体，且该物体在某一观察范围内总具有一个认知上的完形特征，即相对独立性（惠红军《汉语量词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只”的内在语义特征则是其中的个体独立性，即“单独性”，这一特征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并延续至今。正是这种“单独性”，扩大了“只”的归类范围，使其逐渐排除与之同义的其他量词竞争分流的现象，最终在原有范畴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只”的跨类组合，并使其成为通用量词。
五、结论
缘于人类认知发展推动语言演变，以及历史背景下客方言的形成与客家人的移民，通用量词“只”成为了成都客方言的一大特色。“只”的使用范围从民族通用语层面看，经历了由广到狭的演变，但从整体的历时发展看，则是由狭到广，特别是出于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考量;另一方面，“只”的语义总体上经历了由实到虚的演变。正是“只”的跨类组合与语义泛化，共同实现了其作为量词的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