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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对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一个首要研究领域，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本文将从译介学角度出发，研究《浮士德》中的《城门前》张荫麟译本的创造性叛逆，进而证明其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译介学 创造性叛逆 《浮士德》 《城门前》 张荫麟
1.引言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而译介学的一个首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正因为有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译作才可以更好地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译者的创译成功地吸引读者，才会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文本，由此一来，该文本逐渐在目标语读者中变得知名起来。倘若没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些原作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外国读者了解，更不用说被接受。因此，创造性叛逆的存在有其必要性。
《浮士德》是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剧，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从1928年第一个中文译本开始，一直到1994年绿原的译本、1998年杨武能的译本面世，前后一共有20余种中文译本[1]，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浮士德》中的《城门前》张荫麟译本为例，选取“Soldaten”部分（第884-901行），研究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及译本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进而证明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性。
2.译介学与创造性叛逆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成为“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2]。谢天振先生在其著作《译介学》中提到，译介学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化研究或文学研究，它关心的不是源语与目的语在语言层面上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在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原文信息的扩伸、变形、增添等问题，它关心的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活动所特有的意义和价值[3]。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研究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桥梁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文学翻译除了创造性一面外，另外还有叛逆性的一面。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浩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4]。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原作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原作第二次生命[5]。”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练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几乎无所适从——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
3.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及重要性
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可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两种类型，具体表现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等[6]。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7]。杨柳认为，创造性误读正以增译、缩译、节译、改编甚至伪译等多种变体形式出现[8]。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难免会把个人经验， 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渗入原文， 从而使翻译变成一种对原文的再创造。[9]同时，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时空差异和个体差异，这必然会导致叛逆。也正因为有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使译入语读者能够获得同原语读者相当的情感共鸣，译作才可以更好地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译者的创译成功地吸引读者，才会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文本，才会出现更多、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4.歌德《浮士德》中的《城门前》创造性叛逆分析
《城门前》是《浮士德》中悲剧第一部的第二场，讲述了浮士德离开阴郁的书斋，跟助手瓦格纳一同到床光明媚的郊外，接触大自然和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可是在浮士德心中却有两种思想感情的斗争，一种是迷恋于现世的享乐，另一种是想翱翔到超现实的理想世界，因此他还是觉得很苦闷。这就给了恶魔可乘之机，梅菲斯特变身成为一条狮子狗， 随浮士德进入书斋。本文将从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和编译等几方面来分析张荫麟译本中的創造性叛逆。
《城门前》其中的一段原文如下：
Soldaten
Burgen mit hohen
Mauern und Zinnen，
M dchen mit stolzen
H hnenden Sinnen
M cht ich gewinnen！
Kühn ist das Mühen，
Herrlich der Lohn！
Und die Trompete
Lassen wir werben，
Wie zu der Freude， So zum Verderben，
Das ist ein Stürmen！
Das ist ein Leben！
M dchen und Burgen
Müssen sich geben.
Kühn ist das Mühen，
Herrlich der Lohn！
Und die Soldaten
Ziehen davon[10].
4.1個性化翻译—归化与异化
个性化翻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归化”。所谓“归化”，它的表面现象是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入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是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一个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11]。
连城何堂皇！
壁垒坚如钢。
女儿何娇昂！
玉貌令如霜。
一朝齐纳降！
壮哉此功勋，
伟哉此酬赏[12]！
张荫麟将这段诗士兵们说的话翻译成了五言古诗，对仗工整，词丽律严，字句铿锵有力，且用了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降低目的语读者对于外来文本的陌生感。开篇六句向读者展现了士兵的气势磅礴，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鞠躬尽瘁，为心爱的女子赴汤蹈火、奋不顾身。
此外，译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所谓“异化”，是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翻译类型[13]。张荫麟将
Wie zu der Freude，
So zum Verderben，
Das ist ein Stürmen！
Das ist ein Leben！
译成：
召我追欢乐，
召我蹈危苦！
此是陷阵声！
此是真生命！
原本中国古诗里，不该在上下句中出现重复的字眼，但是张荫麟有意识地不理会这一规则，把两个“zu”和两个“Das ist”分别译为“召我追、召我蹈”和“此是”，由“欢乐”到“危苦”，由“陷阵”到“生命”，层层递进，再次体现了士兵们气宇轩昂的形象与身先士卒的精神，让人耳目一新，使我们的语言受到震动而获得新的美。
4.2有意误译
在文学翻译中，误译现象是比较常见的。误译通常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前者主要是由于译者自身的知识匮乏以及译者所在语言背景和原语言背景的矛盾和差异而产生的。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是有意误译。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改变原文语言表达方式，造成误译[14]，使其在主体文化中产生持有意久而深远的影响。
例如，原文第884行“Burgen mit hohen”以及第897行“M dchen und Burgen”中都出现的一词“Burgen”，这个单词原意为“城堡”，但张荫麟将其译为“连城”，更有中国古代气息，将读者思绪从中世纪的辉煌的城堡中拉到中国崇墉百雉的城墙，再联想到中国士兵们的气宇轩昂，更加拥有代入感与认同感。
再如，译者将原文第100行“Herrlich der Lohn”中的“herrlich”译成“伟哉”。若用其原意“美好的、美妙的、华丽的”来形容“报酬、犒赏”，明显很生硬，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而用“伟”一词，不但清晰表达了赏酬之丰厚的意思，且与士兵们气势如虹相呼应，可谓一举两得。而这个“哉”，字从“土戈”（zāi），从口，“土戈”亦声。“土戈”指“像军阵般排列整齐的田块”。“土戈”与“口”联合起来表示“军队阵地上发出的集体感叹声”。本义：军阵集体感叹声[15]。这段话是士兵们所说，而“哉”这一词的本义又正是来自军队，加之古人常说“壮哉”、“美哉”、“幸甚至哉”等，符合语境。高度凝练而又极其准确的用词，通篇浑然一体的风格，让人很有美的享受，此译真是“妙哉”。
4.3编译
编译本中的句子，既有编译者根据原文翻译、编写或改写的，也有出于某种需要而添写的，目的就是迎合译入语的文化形态，符合译入语读者阅读习惯，扩大译本的影响力。在《城门前》的译本中，张荫麟将原文第891-892行的“Und die Trompete. Lassen wir werben”译为“为我吹战角，为我擂战鼓”。原句只出现了一个名词“Trompete”，意为喇叭，但是译者不仅把“喇叭”编译为“战角”，还添加了下半句“为我擂战鼓”，加紧了节奏，描绘了紧张的战争氛围。以及译者将原文第901行的“Und die Soldaten ziehen davo”译为“所以猛士群，慷慨赴战场”，添译了“猛”和“慷慨”，生动地刻画了士兵们严阵以待、驰骋疆场的形象，让读者联想到军令如山，号角和擂鼓响起，勇士们千军万马、一往无前的场景。
5.结语
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和叛逆性，否则便无法传递原作所蕴含的美感。译者就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而译作则是原作生命的延伸。以译介学为出发点，从创造性叛逆角度分析张荫麟的《浮士德》中译本，不但关注了原文和译文在语言层面的差异，还关注了创造性叛逆背后的深层次内因以及跨文化意义，这就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推动译入语文学对主体文化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增进不同背景下的文明之间的文化与文学沟通、互动和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段怀清.张荫麟与《浮士德》[J].新文学史料，2008（03）：113-120.
2.许均，穆雷.翻译学概论[M].译林出版社：南京，2009：27. 3.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34
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2
5.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37.
6.上海外國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3.
7.杨柳.文化前结构和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101.
8.CAPPON R. The Word—An Associated Press Guide to Good News Writing， 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the Associated Press， 1991： 20
9.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986， Faust I， II， Stuttgart：Philipp Reclam jun.GmbH & Co.，S27，Zeile 884-901
10.MARK SHUTTLEWORTH，MOIRA COWICE.翻译研究词典[M].谭载喜，译.北京：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11.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9/4681519fr=aladdin.2019.12.27
注 释
[1]段怀清.张荫麟与《浮士德》[J].新文学史料，2008（03）：113-120.
[2]许均，穆雷.翻译学概论[M].译林出版社：南京，2009：27.
[3]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34
[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2
[5]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37.
[6]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5-84.
[7]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3.
[8]杨柳.文化前结构和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101.
[9]CAPPON R. The Word—An Associated Press Guide to Good News Writing， 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the Associated Press， 1991： 20
[10]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986， Faust I， II， Stuttgart：Philipp Reclam jun. GmbH & Co.，S27，Zeile 884-901
[11]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7.
[12]段怀清.张荫麟与《浮士德》[J].新文学史料，2008（03）：113-120.
[13]MARK SHUTTLEWORTH，MOIRA COWICE.翻译研究词典[M].谭载喜，译.北京：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1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80.
[15]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9/4681519.fr=aladdin.2019.12.27
（作者介绍：岑蓉蓉，宁波大学德语系研究生）
关键词：译介学 创造性叛逆 《浮士德》 《城门前》 张荫麟
1.引言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而译介学的一个首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正因为有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译作才可以更好地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译者的创译成功地吸引读者，才会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文本，由此一来，该文本逐渐在目标语读者中变得知名起来。倘若没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些原作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外国读者了解，更不用说被接受。因此，创造性叛逆的存在有其必要性。
《浮士德》是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剧，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从1928年第一个中文译本开始，一直到1994年绿原的译本、1998年杨武能的译本面世，前后一共有20余种中文译本[1]，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浮士德》中的《城门前》张荫麟译本为例，选取“Soldaten”部分（第884-901行），研究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及译本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进而证明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性。
2.译介学与创造性叛逆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成为“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2]。谢天振先生在其著作《译介学》中提到，译介学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化研究或文学研究，它关心的不是源语与目的语在语言层面上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在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原文信息的扩伸、变形、增添等问题，它关心的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活动所特有的意义和价值[3]。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研究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桥梁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文学翻译除了创造性一面外，另外还有叛逆性的一面。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浩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4]。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原作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原作第二次生命[5]。”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练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几乎无所适从——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
3.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及重要性
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可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两种类型，具体表现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等[6]。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7]。杨柳认为，创造性误读正以增译、缩译、节译、改编甚至伪译等多种变体形式出现[8]。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难免会把个人经验， 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渗入原文， 从而使翻译变成一种对原文的再创造。[9]同时，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时空差异和个体差异，这必然会导致叛逆。也正因为有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使译入语读者能够获得同原语读者相当的情感共鸣，译作才可以更好地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译者的创译成功地吸引读者，才会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文本，才会出现更多、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4.歌德《浮士德》中的《城门前》创造性叛逆分析
《城门前》是《浮士德》中悲剧第一部的第二场，讲述了浮士德离开阴郁的书斋，跟助手瓦格纳一同到床光明媚的郊外，接触大自然和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可是在浮士德心中却有两种思想感情的斗争，一种是迷恋于现世的享乐，另一种是想翱翔到超现实的理想世界，因此他还是觉得很苦闷。这就给了恶魔可乘之机，梅菲斯特变身成为一条狮子狗， 随浮士德进入书斋。本文将从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和编译等几方面来分析张荫麟译本中的創造性叛逆。
《城门前》其中的一段原文如下：
Soldaten
Burgen mit hohen
Mauern und Zinnen，
M dchen mit stolzen
H hnenden Sinnen
M cht ich gewinnen！
Kühn ist das Mühen，
Herrlich der Lohn！
Und die Trompete
Lassen wir werben，
Wie zu der Freude， So zum Verderben，
Das ist ein Stürmen！
Das ist ein Leben！
M dchen und Burgen
Müssen sich geben.
Kühn ist das Mühen，
Herrlich der Lohn！
Und die Soldaten
Ziehen davon[10].
4.1個性化翻译—归化与异化
个性化翻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归化”。所谓“归化”，它的表面现象是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入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是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一个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11]。
连城何堂皇！
壁垒坚如钢。
女儿何娇昂！
玉貌令如霜。
一朝齐纳降！
壮哉此功勋，
伟哉此酬赏[12]！
张荫麟将这段诗士兵们说的话翻译成了五言古诗，对仗工整，词丽律严，字句铿锵有力，且用了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降低目的语读者对于外来文本的陌生感。开篇六句向读者展现了士兵的气势磅礴，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鞠躬尽瘁，为心爱的女子赴汤蹈火、奋不顾身。
此外，译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所谓“异化”，是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翻译类型[13]。张荫麟将
Wie zu der Freude，
So zum Verderben，
Das ist ein Stürmen！
Das ist ein Leben！
译成：
召我追欢乐，
召我蹈危苦！
此是陷阵声！
此是真生命！
原本中国古诗里，不该在上下句中出现重复的字眼，但是张荫麟有意识地不理会这一规则，把两个“zu”和两个“Das ist”分别译为“召我追、召我蹈”和“此是”，由“欢乐”到“危苦”，由“陷阵”到“生命”，层层递进，再次体现了士兵们气宇轩昂的形象与身先士卒的精神，让人耳目一新，使我们的语言受到震动而获得新的美。
4.2有意误译
在文学翻译中，误译现象是比较常见的。误译通常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前者主要是由于译者自身的知识匮乏以及译者所在语言背景和原语言背景的矛盾和差异而产生的。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是有意误译。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改变原文语言表达方式，造成误译[14]，使其在主体文化中产生持有意久而深远的影响。
例如，原文第884行“Burgen mit hohen”以及第897行“M dchen und Burgen”中都出现的一词“Burgen”，这个单词原意为“城堡”，但张荫麟将其译为“连城”，更有中国古代气息，将读者思绪从中世纪的辉煌的城堡中拉到中国崇墉百雉的城墙，再联想到中国士兵们的气宇轩昂，更加拥有代入感与认同感。
再如，译者将原文第100行“Herrlich der Lohn”中的“herrlich”译成“伟哉”。若用其原意“美好的、美妙的、华丽的”来形容“报酬、犒赏”，明显很生硬，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而用“伟”一词，不但清晰表达了赏酬之丰厚的意思，且与士兵们气势如虹相呼应，可谓一举两得。而这个“哉”，字从“土戈”（zāi），从口，“土戈”亦声。“土戈”指“像军阵般排列整齐的田块”。“土戈”与“口”联合起来表示“军队阵地上发出的集体感叹声”。本义：军阵集体感叹声[15]。这段话是士兵们所说，而“哉”这一词的本义又正是来自军队，加之古人常说“壮哉”、“美哉”、“幸甚至哉”等，符合语境。高度凝练而又极其准确的用词，通篇浑然一体的风格，让人很有美的享受，此译真是“妙哉”。
4.3编译
编译本中的句子，既有编译者根据原文翻译、编写或改写的，也有出于某种需要而添写的，目的就是迎合译入语的文化形态，符合译入语读者阅读习惯，扩大译本的影响力。在《城门前》的译本中，张荫麟将原文第891-892行的“Und die Trompete. Lassen wir werben”译为“为我吹战角，为我擂战鼓”。原句只出现了一个名词“Trompete”，意为喇叭，但是译者不仅把“喇叭”编译为“战角”，还添加了下半句“为我擂战鼓”，加紧了节奏，描绘了紧张的战争氛围。以及译者将原文第901行的“Und die Soldaten ziehen davo”译为“所以猛士群，慷慨赴战场”，添译了“猛”和“慷慨”，生动地刻画了士兵们严阵以待、驰骋疆场的形象，让读者联想到军令如山，号角和擂鼓响起，勇士们千军万马、一往无前的场景。
5.结语
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和叛逆性，否则便无法传递原作所蕴含的美感。译者就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而译作则是原作生命的延伸。以译介学为出发点，从创造性叛逆角度分析张荫麟的《浮士德》中译本，不但关注了原文和译文在语言层面的差异，还关注了创造性叛逆背后的深层次内因以及跨文化意义，这就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推动译入语文学对主体文化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增进不同背景下的文明之间的文化与文学沟通、互动和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段怀清.张荫麟与《浮士德》[J].新文学史料，2008（03）：113-120.
2.许均，穆雷.翻译学概论[M].译林出版社：南京，2009：27. 3.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34
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2
5.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37.
6.上海外國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3.
7.杨柳.文化前结构和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101.
8.CAPPON R. The Word—An Associated Press Guide to Good News Writing， 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the Associated Press， 1991： 20
9.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986， Faust I， II， Stuttgart：Philipp Reclam jun.GmbH & Co.，S27，Zeile 884-901
10.MARK SHUTTLEWORTH，MOIRA COWICE.翻译研究词典[M].谭载喜，译.北京：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11.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9/4681519fr=aladdin.2019.12.27
注 释
[1]段怀清.张荫麟与《浮士德》[J].新文学史料，2008（03）：113-120.
[2]许均，穆雷.翻译学概论[M].译林出版社：南京，2009：27.
[3]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34
[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2
[5]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37.
[6]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5-84.
[7]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3.
[8]杨柳.文化前结构和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101.
[9]CAPPON R. The Word—An Associated Press Guide to Good News Writing， 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the Associated Press， 1991： 20
[10]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986， Faust I， II， Stuttgart：Philipp Reclam jun. GmbH & Co.，S27，Zeile 884-901
[11]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77.
[12]段怀清.张荫麟与《浮士德》[J].新文学史料，2008（03）：113-120.
[13]MARK SHUTTLEWORTH，MOIRA COWICE.翻译研究词典[M].谭载喜，译.北京：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1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80.
[15]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9/4681519.fr=aladdin.2019.12.27
（作者介绍：岑蓉蓉，宁波大学德语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