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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准化自我”的缔造者
自我意识，是人所感受到的自我，其中包括了对自我的设想、评价等，总之，自我意识，是一个“主观的自我”。人们如何建构自我、如何认识和评价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界信息的一种反映。新闻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影响着新闻受众的自我意识。
新闻人物的去个性化。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民众，无一例外地都被敲上了社会的标签，成为失去个性的“标准化人物”。
而之所以新闻没有将新闻人物个性丰满的“人”(indivisual)来表现的原因，是因为新闻生产所面临的日产性压力的需要：就是要让由个人行为组成的新闻故事尽量简单而便于理解。
这个要求不仅来自新闻生产者内部，同时也来自新闻受众。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对信息的筛选和分类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已经分类的信息更容易通过人的认知屏障。也就是说,人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新闻事件中出现的标准化人物。
当然，这仅仅解释了新闻人物去个性化的原因，而订立这个标准的“标准”在于新闻服务于“共识”。
“共识”是社会精英阶级基于一定的集团利益之上所建立的，根据各个群体与这个阶级的关系，人为地打造了各群体的社会标签。这层标签，不仅是群体成员互相辨认的工具，同时也是群体与群体间关系的确认工具。在新闻价值的评价和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这层标签逐渐清晰，并舍弃了许多和群体特性无关的所谓“个性”，最后展现在新闻受众面前的，就是去个性化的新闻人物了。
新闻生产者的去个性化。不仅是新闻人物，新闻的生产者在新闻中也是模糊的、没有个性的。他们被隐藏在一个统一的声音之后，“机构性声音”的存在，使“把关人”的个人影响被掩盖而使新闻“显得”很客观。
在这个客观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可能只是由新闻机构制造而被受众所接受的前提，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新闻人物的去个性化理所应当地作为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被受众所接受。
“标准化自我”的建构。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理论，我们如何想象我们在他人眼中的样子的能力预示着自我的出现。而当我们能够修正我们的行为，使之符合我们所知觉到的他人的期望时，我们就成为社会人。“标准化”的新闻人物，正是向受众传递了这样一种知觉到的他人的期望。
自我意识中的个性以及社会性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某些时候，个人趋向于意识和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另一些时候，他又会更多地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群体的共同特性。这两种相反的效应分别称作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布鲁尔和韦伯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在心理上同他人感到接近时，他们会与这个人的特征发生同化。当一个相关的群体特性是突出的时候，也会发生同化效应；而如果显著的是个人特性，就会表现出对比效应。
也就是说，在群体特性远远强烈于个体特性的时候，受众的自我意识偏向于同化效应，因而更多地在意自己是否符合新闻中所设立的“标准”，并且，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也会以此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再后来，种种标准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图式，又继续影响着受众对外界信息的选择吸收，特别是有关“自我”的信息。这样，固化的自我图式会不断地加强为一个很难动摇的“标准的集合”。
当然，并不是说新闻在自我图式的建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少是一个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共识”的个体对于整个利益集团来说，可能形成合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去个性化却多会影响他的自我复杂性，一旦个体以比较单纯的方式看待自己，在面对积极事件或消极事件时的态度就会趋向于极端。
新闻影响自我意识的手段
失调理论。如同一个控制环路一样，人们也是通过反馈来调节自我行为的。当所感知到的自我同期望的自我不符时，就产生了失调。而改变这种失调情况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是努力向期望靠拢。在新闻人物为正面典型的时候，他所具备的群体特性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个人的自我期望，如果受众感知到的自我与这种标准有明显的差异，就会感受到压力。根据失调理论，他要么变得更符合“标准”一点，要么就干脆不承认新闻里的那个人物可以作为那个群体的代表。然而，后者很难做到。
拍摄手法。电视新闻的拍摄角度也是这种影响得以发生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摄影人员隐藏在摄像机后面，受众似乎正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着新闻事件的发展。更因为近景和远景的使用，使得拍摄对象变得他者化或我们化。使用长镜头时，观众的自我意识水平较低，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而使用近景实现“我们化”之后，受众也觉得自己是更接近于这个群体的，具备(感知到的自我)或应该具备(自我期望)这个群体的特质。
记忆的取代。自我和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洛克和休谟认为，记忆为我们的个人特性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另外一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个人材料和非个人材料的相对的值得记忆与否。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和自己建立关系的信息就比较容易记忆，如同我们在选择手机号码时常常不自觉地注意到和自己生日相近的号码，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号码更容易被记住。
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新闻，也组成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但是不同于记忆的连贯性，新闻实际上是片段的、割裂的。时效性作为新闻价值的一个方面，使新闻面临着日产性压力，新闻作品永远是关于当下的、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事件，因而是单个事实的连续体，是碎片化的历史。对于整个社会，损失的是某种社会过程的感觉，而对于个人来说，损失的可能就是一个连续而且完整的记忆过程。
在同自我相关的事件报道时(有可能是和新闻人物有心理上或者群体特征上的联系，也有可能是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受众也被迫接受了日产性压力带来的后果——碎片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很难形成一个完整且复杂的个人图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郑艳
自我意识，是人所感受到的自我，其中包括了对自我的设想、评价等，总之，自我意识，是一个“主观的自我”。人们如何建构自我、如何认识和评价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界信息的一种反映。新闻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影响着新闻受众的自我意识。
新闻人物的去个性化。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民众，无一例外地都被敲上了社会的标签，成为失去个性的“标准化人物”。
而之所以新闻没有将新闻人物个性丰满的“人”(indivisual)来表现的原因，是因为新闻生产所面临的日产性压力的需要：就是要让由个人行为组成的新闻故事尽量简单而便于理解。
这个要求不仅来自新闻生产者内部，同时也来自新闻受众。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对信息的筛选和分类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已经分类的信息更容易通过人的认知屏障。也就是说,人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新闻事件中出现的标准化人物。
当然，这仅仅解释了新闻人物去个性化的原因，而订立这个标准的“标准”在于新闻服务于“共识”。
“共识”是社会精英阶级基于一定的集团利益之上所建立的，根据各个群体与这个阶级的关系，人为地打造了各群体的社会标签。这层标签，不仅是群体成员互相辨认的工具，同时也是群体与群体间关系的确认工具。在新闻价值的评价和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这层标签逐渐清晰，并舍弃了许多和群体特性无关的所谓“个性”，最后展现在新闻受众面前的，就是去个性化的新闻人物了。
新闻生产者的去个性化。不仅是新闻人物，新闻的生产者在新闻中也是模糊的、没有个性的。他们被隐藏在一个统一的声音之后，“机构性声音”的存在，使“把关人”的个人影响被掩盖而使新闻“显得”很客观。
在这个客观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可能只是由新闻机构制造而被受众所接受的前提，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新闻人物的去个性化理所应当地作为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被受众所接受。
“标准化自我”的建构。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理论，我们如何想象我们在他人眼中的样子的能力预示着自我的出现。而当我们能够修正我们的行为，使之符合我们所知觉到的他人的期望时，我们就成为社会人。“标准化”的新闻人物，正是向受众传递了这样一种知觉到的他人的期望。
自我意识中的个性以及社会性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某些时候，个人趋向于意识和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另一些时候，他又会更多地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群体的共同特性。这两种相反的效应分别称作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布鲁尔和韦伯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在心理上同他人感到接近时，他们会与这个人的特征发生同化。当一个相关的群体特性是突出的时候，也会发生同化效应；而如果显著的是个人特性，就会表现出对比效应。
也就是说，在群体特性远远强烈于个体特性的时候，受众的自我意识偏向于同化效应，因而更多地在意自己是否符合新闻中所设立的“标准”，并且，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也会以此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再后来，种种标准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图式，又继续影响着受众对外界信息的选择吸收，特别是有关“自我”的信息。这样，固化的自我图式会不断地加强为一个很难动摇的“标准的集合”。
当然，并不是说新闻在自我图式的建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少是一个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共识”的个体对于整个利益集团来说，可能形成合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去个性化却多会影响他的自我复杂性，一旦个体以比较单纯的方式看待自己，在面对积极事件或消极事件时的态度就会趋向于极端。
新闻影响自我意识的手段
失调理论。如同一个控制环路一样，人们也是通过反馈来调节自我行为的。当所感知到的自我同期望的自我不符时，就产生了失调。而改变这种失调情况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是努力向期望靠拢。在新闻人物为正面典型的时候，他所具备的群体特性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个人的自我期望，如果受众感知到的自我与这种标准有明显的差异，就会感受到压力。根据失调理论，他要么变得更符合“标准”一点，要么就干脆不承认新闻里的那个人物可以作为那个群体的代表。然而，后者很难做到。
拍摄手法。电视新闻的拍摄角度也是这种影响得以发生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摄影人员隐藏在摄像机后面，受众似乎正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着新闻事件的发展。更因为近景和远景的使用，使得拍摄对象变得他者化或我们化。使用长镜头时，观众的自我意识水平较低，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而使用近景实现“我们化”之后，受众也觉得自己是更接近于这个群体的，具备(感知到的自我)或应该具备(自我期望)这个群体的特质。
记忆的取代。自我和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洛克和休谟认为，记忆为我们的个人特性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另外一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个人材料和非个人材料的相对的值得记忆与否。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和自己建立关系的信息就比较容易记忆，如同我们在选择手机号码时常常不自觉地注意到和自己生日相近的号码，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号码更容易被记住。
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新闻，也组成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但是不同于记忆的连贯性，新闻实际上是片段的、割裂的。时效性作为新闻价值的一个方面，使新闻面临着日产性压力，新闻作品永远是关于当下的、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事件，因而是单个事实的连续体，是碎片化的历史。对于整个社会，损失的是某种社会过程的感觉，而对于个人来说，损失的可能就是一个连续而且完整的记忆过程。
在同自我相关的事件报道时(有可能是和新闻人物有心理上或者群体特征上的联系，也有可能是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受众也被迫接受了日产性压力带来的后果——碎片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很难形成一个完整且复杂的个人图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