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孙犁作品《书衣文录》内容的梳理和分类，发掘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考察其文本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尝试从《书衣文录》管窥作家在经历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之后心态的改变，并进一步借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对《书衣文录》进行再次定位和价值的重新判断。
关键词：孙犁 《书衣文录》 心态转变 潜在写作
70年代初期，作家孙犁的境遇较此前稍有好转，大批被抄走的书籍也得以发还。面对满目疮痍的藏书，作家痛心不已，尽心修补残书并且包上书衣，偶有感触就随手记在书衣之上。文革过后，通过整理、辑录和出版，这些奇特的文字就形成了《书衣文录》。
一、《书衣文录》：一部非常时期的实录
称《书衣文录》是一部“实录”，是因为其所记都是作家在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文中除记录古籍的版本、卷数、购书与包书的基本情况外，还包含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1、评书与论人
孙犁喜欢读书，常常会根据书的传世价值对所读的书籍做出自己的评价，观点精准独到。例如《本草纲目》上记：“此科学大著作也。认真从事，坚持不懈，惨淡经营，并有识见才力。”而由论书到论人，则往往以文人的人品来判定其功过，不溢美也不隐恶，表述酣畅淋漓。例如作家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书衣上就写下了对周氏二兄弟的评价：“并想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
2、私人的情感与生活的片断
《书衣文录》中有作者自抒遣怀、发苦闷之言、抑郁之感慨的文字，例如《战争与和平》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又有自我审视、自勉自励之语，例如《春秋左传》记：“余每于夤夜醒来，所思甚为明断。然至日昼，则为诸情困扰，犹豫不决，甚至反其正而行之，以至言语时有错误，临险履危，不能自返，甚可叹也。”
有对友人的怀念，例如《全唐诗乐府》记：“余与杨(杨朔)无深交，然自晋察冀边区熟识以来，观其为人，举止言论，一如书生。”也有对妻子的怀念，例如《陈老莲水浒叶子》记：“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
3、聚焦当下、反思现实
《书衣文录》中有对社会大事件的纪录，也有揭露文革对文化的摧残、对人性的压迫的文字，例如在《风云初记》上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至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
可见《书衣文录》不仅是一部读书笔记的集合，还是作家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期中真实的处境、心情、精神世界以及与外在事物关系的写照。曾有读者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安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所作所为。”
二、《书衣文录》独特的文体特征与艺术风格
除了内容方面的丰富性之外，《书衣文录》本身在艺术上也有其独特性。
首先，《书衣文录》文白夹杂，旬式简短、齐整，节奏感强，与作家此前作品中优美俊逸的白话文相比，别有一种韵味。例如提于《西游记》上的感发性文字，均以四字句构成：“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晴有阴。登山涉水，遇风遇雨。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传达出作家对人生的总结和体会，给读者以思想启发的同时值得反复吟咏、仔细玩味。
显而易见，作者在《书衣文录》中对语言的使用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区别。试探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书衣篇幅、空间的限制导致论述的无法展开，顺理成章所形成。但进一步分析，也不尽其然。孙犁自幼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古籍，受《红楼梦》之类古文的滋养，对古文有很深的领悟，下笔即成文。而从其美学追求看，孙犁也不排斥写古文。他在《澹定集·与古人论学习古文》中提到：“学习古文，除去读，还要作，作可以帮助读。遇到机会可作些小文，这也算不得复古，也算不得遗老遗少所为，对写白话文也是有好处的。”可见在孙犁看来，自五四提倡白话文以来，文言文虽被白话取代，但它蕴含的中国语言的功力和境界仍有助于今文的表达。对于语言的这种变化，更有评论者指出：“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这或许可视为孙犁对当时破坏殆尽的传统文化刻意守护的姿态和一种文化立场的选择。”脚
其次，《书衣文录》的文体特征和艺术风格也值得关注。一方面，孙犁在写《书衣文录》集记叙、抒情、议论于一体，随手拈来，信手用之，因此“构筑了一种特殊的文体，融日记、随笔、书话杂感、题跋、语录……等等于一炉。”事实上，这种复杂、融会、极具包容性的文体很符合孙犁所推崇的“美好的极致”的创作观念。所谓“美好的极致”，强调的是主客观的完美结合，不过分拘泥于文体的规范，只要能充分承载作者所要表达的积郁和感触，就算是找到了达到论述极致的合适文体。就像《孙犁》中称：“《书衣文录》虽然是简短的记言，但却言简意赅，一咏之叹，深沉凝缩，寓意颇深。”作家曾秀苍也有诗评：“仿如泽畔事微吟，歌哭无端字字真。”
三、从《书衣文录》管窥作家创作心态的转变
文革以后的孙犁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却创造了文学创作上的又一个春天，并呈现出了与前期孑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言说姿态，这一切都与孙犁创作心态的改变有关，而其心态的改变又与其背后沉痛的文革经历有关。
孙犁在79年所写的《晚华集(红楼梦>杂说》中曾经提出：“只有完全体验了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这段话是对曹雪芹的评价，也是作家的自论。文革期间，孙犁除了亲眼目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人性和命运的悲剧，还亲身感受到了文革的罪恶。
然而，在经历了丑恶的极致、真善美信仰的崩溃甚至是死亡的体验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人格和尊严、勇敢地活下去，如何直面生存的忧患和生活的琐屑，如何在沉默中继续抗争……成了孙犁必须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凭借《书衣文录》，我们能够大体管窥到作家直面现实、努力调整心态，从而实现精神重塑的过程。
首先，不可否认，在《书衣文录》中，我们能够很频繁地看到作家感伤、焦虑的自言。面对内外的种种压力，作家难免充满了情感的痛苦、思想的矛盾和内心的挣扎。关键是孙犁始终不甘于受颓废、消极的情绪困扰，不愿陷入绝望、虚无的境地，敢于正视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时时审视自己。所以我们不妨将这些自伤看作是释放积郁以达到自我调整、自我疗救的有效途径。
其次，孙犁虽然身在书斋，借包书、写书衣文寻求暂时的静心，但是他并没有超然物外、遗世独立。他的目光 不时投向窗外，依旧保持着对外界的关注，有所执著。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以往温文尔雅的孙犁时常会在书衣文的记录中表现出异常的愤激之情。进一步显示出疯狂的大时代中一个文化人的清醒。
最重要的是。孙犁还显示出了与前期不同的仗义执言、义无反顾的一面。有评论者就指出：“孙犁已经在血泪的教训中告别了过去那种谨小慎微、洁身自好的精神状态，无形中大大加强了其人格结构中：‘胆’(意志)和‘识’(认知)的分量与力度。”
表现在《书衣文录》中，例如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逝世，孙犁特地在《范文正公尺牍》上高度评价了周：“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及于国外，此周也。”在那样一个政治形势还十分严峻的时期，孙犁在书衣上记下的这番话显示了作家本人正直的品格和对历史的清醒认识。
又如1975年3月的《“今日文化”》上记：“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他们把持的文艺，已经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是为少数野心家的政治赌博服务。”这段话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直接批判，点出了文革的荒谬性和丑陋本质。
通过《书衣文录》，我们能够看到作家由“老孙犁”向“新孙犁”转变的轨迹，这种转变也决定了其前后期创作的不同特点：激情淡去化为严肃的思考，赞美消失变成了犀利的揭露与指正。
四、从“潜在写作”角度看《书衣文录》的价值
文革十年是一个个人言说空间极度萎缩的年代，很多作家处于“失语”状态，作品无法公开发表，作家孙犁也不例外。但是孙犁的创作空白，除了受迫害和限制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坚守自身的人格和品质，是作家自主选择的结果。作家的创作并未停滞，而是在书衣上留下了自己珍贵的手迹。例如孙犁提到：“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今值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大开，大江之外，不弃涓细。遂略加整理，以为书目，汇集发表借作谈助。”“今‘四人帮’已矣，雨过天晴，此等文字竟得辑录发表，实出人意料之外也。”语义看似前后矛盾，却颇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在作家自己看来，这些文革期间记下的书衣文显然不是可有可无、随意涂鸦之作。
此外，关于《书衣文录》的价值定位，笔者想借用陈思和教授提出的“潜在写作”这一概念。“潜在写作”在陈思和看来是“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很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聋哑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作家自觉的创作；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的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这些书信、日记、读书眉批与札记、思想随笔等非虚构类的文类“其‘潜在’意义只是在于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创作，却具有某种潜性的文学因素，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这样一些文字档案被当作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出来，不仅成为某种时代风气的见证，而且也包含了作者个人气质里的文学才能被认可和欣赏。”对照上述定义，笔者认为孙犁的《书衣文录》正好可以归人“潜在写作”的范畴作进一步的考察。
事实上，《书衣文录》对作者本人有着很重要意义的。正如孙犁在《澹定集·答吴泰昌问》所说：“其实，写作本身，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最有效的消遣……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所以在主观上，《书衣文录》成为了文革期间作者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作家创作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却未必是完全无意识的。
其次，《书衣文录》的写就在客观上也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文人习惯。这种创作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是一种练笔，也是一种对文字敏感度的保持。有评论者指出：“应该说‘文录’的写作体式及作为其承载物的书衣，是孙犁在荆天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一条可以致幽远、修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在浊世中独创的饱含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以笔者个人观点来看，写作《书衣文录》的那段时期可以视作孙犁创作上的缓冲期和蓄势期。文革的非人压迫和残酷现实使孙犁放弃了单纯的审美眼光，更多地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变得更加复杂、深沉、凝重。但由于受条件限制，往往是思考的多，行之成文的少。然而，作家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以比较曲折的方式坚持着。所谓厚积薄发，这种坚持也在不经意间酝酿出了巨大的言说欲和叙述力。这种写作状态也促成了作家在文革结束后的较快恢复以及犹如火山爆发般的全面释放。试想。如果没有《书衣文录》，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会受到巨大伤害，其成功复出将要克服更多的艰难。
总的来说，《书衣文录》与作家前后期很多名作相比，无论是在份量还是在现有文学史的评价上，固然不能相提并论，甚至有些不起眼。但作为一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作，它在表面文字的背后蕴藏着更多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做更多的挖掘和探索。
参考文献：
[1]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3]叶君，参与、守持与怀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13]孙犁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刘宗武，“身处非时”的“心情行迹”——孙犁的《书衣文录》，作家研究，1996，1
[5][6]管蠡，孙犁，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
[7][9][10]孙犁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14]阎庆生，“新”、“老”孙犁的蜕变——论《书衣文录》人格重塑的心理内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11][12]陈恩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孙犁 《书衣文录》 心态转变 潜在写作
70年代初期，作家孙犁的境遇较此前稍有好转，大批被抄走的书籍也得以发还。面对满目疮痍的藏书，作家痛心不已，尽心修补残书并且包上书衣，偶有感触就随手记在书衣之上。文革过后，通过整理、辑录和出版，这些奇特的文字就形成了《书衣文录》。
一、《书衣文录》：一部非常时期的实录
称《书衣文录》是一部“实录”，是因为其所记都是作家在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文中除记录古籍的版本、卷数、购书与包书的基本情况外，还包含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1、评书与论人
孙犁喜欢读书，常常会根据书的传世价值对所读的书籍做出自己的评价，观点精准独到。例如《本草纲目》上记：“此科学大著作也。认真从事，坚持不懈，惨淡经营，并有识见才力。”而由论书到论人，则往往以文人的人品来判定其功过，不溢美也不隐恶，表述酣畅淋漓。例如作家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书衣上就写下了对周氏二兄弟的评价：“并想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
2、私人的情感与生活的片断
《书衣文录》中有作者自抒遣怀、发苦闷之言、抑郁之感慨的文字，例如《战争与和平》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又有自我审视、自勉自励之语，例如《春秋左传》记：“余每于夤夜醒来，所思甚为明断。然至日昼，则为诸情困扰，犹豫不决，甚至反其正而行之，以至言语时有错误，临险履危，不能自返，甚可叹也。”
有对友人的怀念，例如《全唐诗乐府》记：“余与杨(杨朔)无深交，然自晋察冀边区熟识以来，观其为人，举止言论，一如书生。”也有对妻子的怀念，例如《陈老莲水浒叶子》记：“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
3、聚焦当下、反思现实
《书衣文录》中有对社会大事件的纪录，也有揭露文革对文化的摧残、对人性的压迫的文字，例如在《风云初记》上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至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
可见《书衣文录》不仅是一部读书笔记的集合，还是作家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期中真实的处境、心情、精神世界以及与外在事物关系的写照。曾有读者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安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所作所为。”
二、《书衣文录》独特的文体特征与艺术风格
除了内容方面的丰富性之外，《书衣文录》本身在艺术上也有其独特性。
首先，《书衣文录》文白夹杂，旬式简短、齐整，节奏感强，与作家此前作品中优美俊逸的白话文相比，别有一种韵味。例如提于《西游记》上的感发性文字，均以四字句构成：“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晴有阴。登山涉水，遇风遇雨。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传达出作家对人生的总结和体会，给读者以思想启发的同时值得反复吟咏、仔细玩味。
显而易见，作者在《书衣文录》中对语言的使用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区别。试探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书衣篇幅、空间的限制导致论述的无法展开，顺理成章所形成。但进一步分析，也不尽其然。孙犁自幼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古籍，受《红楼梦》之类古文的滋养，对古文有很深的领悟，下笔即成文。而从其美学追求看，孙犁也不排斥写古文。他在《澹定集·与古人论学习古文》中提到：“学习古文，除去读，还要作，作可以帮助读。遇到机会可作些小文，这也算不得复古，也算不得遗老遗少所为，对写白话文也是有好处的。”可见在孙犁看来，自五四提倡白话文以来，文言文虽被白话取代，但它蕴含的中国语言的功力和境界仍有助于今文的表达。对于语言的这种变化，更有评论者指出：“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这或许可视为孙犁对当时破坏殆尽的传统文化刻意守护的姿态和一种文化立场的选择。”脚
其次，《书衣文录》的文体特征和艺术风格也值得关注。一方面，孙犁在写《书衣文录》集记叙、抒情、议论于一体，随手拈来，信手用之，因此“构筑了一种特殊的文体，融日记、随笔、书话杂感、题跋、语录……等等于一炉。”事实上，这种复杂、融会、极具包容性的文体很符合孙犁所推崇的“美好的极致”的创作观念。所谓“美好的极致”，强调的是主客观的完美结合，不过分拘泥于文体的规范，只要能充分承载作者所要表达的积郁和感触，就算是找到了达到论述极致的合适文体。就像《孙犁》中称：“《书衣文录》虽然是简短的记言，但却言简意赅，一咏之叹，深沉凝缩，寓意颇深。”作家曾秀苍也有诗评：“仿如泽畔事微吟，歌哭无端字字真。”
三、从《书衣文录》管窥作家创作心态的转变
文革以后的孙犁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却创造了文学创作上的又一个春天，并呈现出了与前期孑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言说姿态，这一切都与孙犁创作心态的改变有关，而其心态的改变又与其背后沉痛的文革经历有关。
孙犁在79年所写的《晚华集(红楼梦>杂说》中曾经提出：“只有完全体验了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这段话是对曹雪芹的评价，也是作家的自论。文革期间，孙犁除了亲眼目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人性和命运的悲剧，还亲身感受到了文革的罪恶。
然而，在经历了丑恶的极致、真善美信仰的崩溃甚至是死亡的体验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人格和尊严、勇敢地活下去，如何直面生存的忧患和生活的琐屑，如何在沉默中继续抗争……成了孙犁必须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凭借《书衣文录》，我们能够大体管窥到作家直面现实、努力调整心态，从而实现精神重塑的过程。
首先，不可否认，在《书衣文录》中，我们能够很频繁地看到作家感伤、焦虑的自言。面对内外的种种压力，作家难免充满了情感的痛苦、思想的矛盾和内心的挣扎。关键是孙犁始终不甘于受颓废、消极的情绪困扰，不愿陷入绝望、虚无的境地，敢于正视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时时审视自己。所以我们不妨将这些自伤看作是释放积郁以达到自我调整、自我疗救的有效途径。
其次，孙犁虽然身在书斋，借包书、写书衣文寻求暂时的静心，但是他并没有超然物外、遗世独立。他的目光 不时投向窗外，依旧保持着对外界的关注，有所执著。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以往温文尔雅的孙犁时常会在书衣文的记录中表现出异常的愤激之情。进一步显示出疯狂的大时代中一个文化人的清醒。
最重要的是。孙犁还显示出了与前期不同的仗义执言、义无反顾的一面。有评论者就指出：“孙犁已经在血泪的教训中告别了过去那种谨小慎微、洁身自好的精神状态，无形中大大加强了其人格结构中：‘胆’(意志)和‘识’(认知)的分量与力度。”
表现在《书衣文录》中，例如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逝世，孙犁特地在《范文正公尺牍》上高度评价了周：“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及于国外，此周也。”在那样一个政治形势还十分严峻的时期，孙犁在书衣上记下的这番话显示了作家本人正直的品格和对历史的清醒认识。
又如1975年3月的《“今日文化”》上记：“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他们把持的文艺，已经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是为少数野心家的政治赌博服务。”这段话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直接批判，点出了文革的荒谬性和丑陋本质。
通过《书衣文录》，我们能够看到作家由“老孙犁”向“新孙犁”转变的轨迹，这种转变也决定了其前后期创作的不同特点：激情淡去化为严肃的思考，赞美消失变成了犀利的揭露与指正。
四、从“潜在写作”角度看《书衣文录》的价值
文革十年是一个个人言说空间极度萎缩的年代，很多作家处于“失语”状态，作品无法公开发表，作家孙犁也不例外。但是孙犁的创作空白，除了受迫害和限制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坚守自身的人格和品质，是作家自主选择的结果。作家的创作并未停滞，而是在书衣上留下了自己珍贵的手迹。例如孙犁提到：“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今值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大开，大江之外，不弃涓细。遂略加整理，以为书目，汇集发表借作谈助。”“今‘四人帮’已矣，雨过天晴，此等文字竟得辑录发表，实出人意料之外也。”语义看似前后矛盾，却颇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在作家自己看来，这些文革期间记下的书衣文显然不是可有可无、随意涂鸦之作。
此外，关于《书衣文录》的价值定位，笔者想借用陈思和教授提出的“潜在写作”这一概念。“潜在写作”在陈思和看来是“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很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聋哑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作家自觉的创作；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的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这些书信、日记、读书眉批与札记、思想随笔等非虚构类的文类“其‘潜在’意义只是在于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创作，却具有某种潜性的文学因素，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这样一些文字档案被当作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出来，不仅成为某种时代风气的见证，而且也包含了作者个人气质里的文学才能被认可和欣赏。”对照上述定义，笔者认为孙犁的《书衣文录》正好可以归人“潜在写作”的范畴作进一步的考察。
事实上，《书衣文录》对作者本人有着很重要意义的。正如孙犁在《澹定集·答吴泰昌问》所说：“其实，写作本身，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最有效的消遣……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所以在主观上，《书衣文录》成为了文革期间作者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作家创作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却未必是完全无意识的。
其次，《书衣文录》的写就在客观上也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文人习惯。这种创作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是一种练笔，也是一种对文字敏感度的保持。有评论者指出：“应该说‘文录’的写作体式及作为其承载物的书衣，是孙犁在荆天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一条可以致幽远、修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在浊世中独创的饱含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以笔者个人观点来看，写作《书衣文录》的那段时期可以视作孙犁创作上的缓冲期和蓄势期。文革的非人压迫和残酷现实使孙犁放弃了单纯的审美眼光，更多地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变得更加复杂、深沉、凝重。但由于受条件限制，往往是思考的多，行之成文的少。然而，作家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以比较曲折的方式坚持着。所谓厚积薄发，这种坚持也在不经意间酝酿出了巨大的言说欲和叙述力。这种写作状态也促成了作家在文革结束后的较快恢复以及犹如火山爆发般的全面释放。试想。如果没有《书衣文录》，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会受到巨大伤害，其成功复出将要克服更多的艰难。
总的来说，《书衣文录》与作家前后期很多名作相比，无论是在份量还是在现有文学史的评价上，固然不能相提并论，甚至有些不起眼。但作为一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作，它在表面文字的背后蕴藏着更多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做更多的挖掘和探索。
参考文献：
[1]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3]叶君，参与、守持与怀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13]孙犁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刘宗武，“身处非时”的“心情行迹”——孙犁的《书衣文录》，作家研究，1996，1
[5][6]管蠡，孙犁，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
[7][9][10]孙犁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14]阎庆生，“新”、“老”孙犁的蜕变——论《书衣文录》人格重塑的心理内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11][12]陈恩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