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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足球，在中国，最容易被人骂的目标恐怕就是教育了。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但也有教育人士称，舆论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有失公允，教育成为社会风气的替罪羊。
一个测试，两种解读
一则旧闻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
2010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2009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在全部三项测试中，中国上海学生平均成绩为556分，在60多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PISA测评是一项主要针对15岁学生的评估，考核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其结果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上海学生参加的这一次测试，共有34个OECD成员国，和中国等31个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试，人数达到47万。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参加该项目的地区，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参加了测评。
PISA测评的评估工作在各参与国共同监控下，由国际专家进行。除了评估学生成绩，还收集有关学校、家庭和制度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学生成绩的差异。因此也被称为一项最全面的国际学生评估。
上海学生取得的喜人成绩，一时间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这些报道认为，PISA测评中取得的好成绩，对中国教育是一种肯定。不过，立即有不同的声音对此结果进行了另一番解读。
报告指出，中国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学校通常会让学生每天学习很长时间，并且周末也会让学生学习，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在体育、音乐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活动方面花费的时间都要少。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学生课业负担偏重。
有教育学者认为，中国学生的“第一名”，是用牺牲更多活动时间换来的。他们认为，PISA测评成绩只能反映基于记忆的知识积累能力，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强项，而学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并没有多少改善。
这样的解读并不新鲜，也是中国教育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一方面，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表现优秀，而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被认为是一群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他们呆板，无趣，生活能力差，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
但是，张人利对这样的分析却很反感。张人利是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种种批评有失公允。
就PISA测评结果而言，张人利认为，上海学生的学业负担排名并不是非常靠前，这说明中国学生学习“性价比还好”。对于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的评价，张人利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育，光有记忆也不是教育。”他认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是一个优点，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至于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由于PISA测评是文本测试，因此无法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对于PISA测评结果我的认识是：首先，一次测试成绩不能说明什么；第二，中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中国教育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差。”张人利说。
中式教育的症结
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事实上，标准统一、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不时会受到称赞。布什政府在2002年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州政府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甚至关闭学校。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
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张人利认为，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
但在中国国内，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
学业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竞争越来越早……面对各种批评，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某个小朋友，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
教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岳龙告诉记者，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
岳龙说，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上一代家长的观念里，“教育”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如今，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还要承担心理疏导、人生指导的责任，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统一、单一的评价机制，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独木桥”。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做了一番阐述：“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可如果做得过头了，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考试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高考就是这样。”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他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扬长”——发掘学生的天资、潜力，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刘京海认为，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过去大学录取率低，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录取率高了，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
不过，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更多的阻力来自对“公平”的担忧。“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 “好学校”神话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
因此，围绕“素质教育”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奥数、艺术考级、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加上更多压力。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是家长们对“好学校”的追捧。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些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生源优质，因此，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张人利认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他的一个证据，同样来自PISA测评。“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职校。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也就是说，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也有高职、中专学生。测评证明，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
在张人利看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但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被夸大了。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好学校”：人人都想进“好学校”，“好学校”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一个班四五十人，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班级规模小，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均衡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你考的那些证，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夏惠贤如此回应。
“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张人利看到，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而且单一，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哈佛男孩”、“哈佛女孩”，追求分数、“好学校”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
张人利说，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媒体的宣传、舆论的导向，都在渲染高分、名校、出人头地的魅力，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家长怎能脱离俗套。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8月，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却耿耿于怀。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买“苹果”三件套，价格超过2万。母亲无力负担，蹲在墙角擦眼泪，而女儿大喊：“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然后扔下母亲离去。
“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完全怪教育吗？”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张人利。“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如果要追究，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但，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
在张人利看来，学校教育被赋予无法承担的重任，而事实上，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社会。
这一点，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大一统的教育本来就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这种方式给家庭教育留下很大的空间。“比如美国等国家，学生下午2：30放学，剩下的时间是交给家庭的。家长的教育是无法被学校替代的，特别是像中国的学校，有的班级五六十名学生，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张人利经常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老师教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但学生回家坐在父亲的车上，父亲就闯了红灯。小孩问爸爸为什么闯红灯，父亲回答说晚上没警察，不要紧。”张人利说，孩子都是生活在家庭、社会中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学校教育的身上。
一个测试，两种解读
一则旧闻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
2010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2009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在全部三项测试中，中国上海学生平均成绩为556分，在60多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PISA测评是一项主要针对15岁学生的评估，考核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其结果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上海学生参加的这一次测试，共有34个OECD成员国，和中国等31个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试，人数达到47万。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参加该项目的地区，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参加了测评。
PISA测评的评估工作在各参与国共同监控下，由国际专家进行。除了评估学生成绩，还收集有关学校、家庭和制度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学生成绩的差异。因此也被称为一项最全面的国际学生评估。
上海学生取得的喜人成绩，一时间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这些报道认为，PISA测评中取得的好成绩，对中国教育是一种肯定。不过，立即有不同的声音对此结果进行了另一番解读。
报告指出，中国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学校通常会让学生每天学习很长时间，并且周末也会让学生学习，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在体育、音乐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活动方面花费的时间都要少。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学生课业负担偏重。
有教育学者认为，中国学生的“第一名”，是用牺牲更多活动时间换来的。他们认为，PISA测评成绩只能反映基于记忆的知识积累能力，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强项，而学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并没有多少改善。
这样的解读并不新鲜，也是中国教育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一方面，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表现优秀，而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被认为是一群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他们呆板，无趣，生活能力差，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
但是，张人利对这样的分析却很反感。张人利是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种种批评有失公允。
就PISA测评结果而言，张人利认为，上海学生的学业负担排名并不是非常靠前，这说明中国学生学习“性价比还好”。对于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的评价，张人利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育，光有记忆也不是教育。”他认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是一个优点，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至于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由于PISA测评是文本测试，因此无法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对于PISA测评结果我的认识是：首先，一次测试成绩不能说明什么；第二，中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中国教育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差。”张人利说。
中式教育的症结
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事实上，标准统一、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不时会受到称赞。布什政府在2002年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州政府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甚至关闭学校。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
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张人利认为，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
但在中国国内，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
学业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竞争越来越早……面对各种批评，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某个小朋友，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
教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岳龙告诉记者，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
岳龙说，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上一代家长的观念里，“教育”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如今，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还要承担心理疏导、人生指导的责任，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统一、单一的评价机制，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独木桥”。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做了一番阐述：“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可如果做得过头了，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考试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高考就是这样。”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他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扬长”——发掘学生的天资、潜力，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刘京海认为，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过去大学录取率低，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录取率高了，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
不过，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更多的阻力来自对“公平”的担忧。“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 “好学校”神话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
因此，围绕“素质教育”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奥数、艺术考级、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加上更多压力。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是家长们对“好学校”的追捧。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些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生源优质，因此，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张人利认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他的一个证据，同样来自PISA测评。“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职校。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也就是说，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也有高职、中专学生。测评证明，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
在张人利看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但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被夸大了。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好学校”：人人都想进“好学校”，“好学校”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一个班四五十人，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班级规模小，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均衡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你考的那些证，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夏惠贤如此回应。
“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张人利看到，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而且单一，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哈佛男孩”、“哈佛女孩”，追求分数、“好学校”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
张人利说，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媒体的宣传、舆论的导向，都在渲染高分、名校、出人头地的魅力，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家长怎能脱离俗套。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8月，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却耿耿于怀。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买“苹果”三件套，价格超过2万。母亲无力负担，蹲在墙角擦眼泪，而女儿大喊：“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然后扔下母亲离去。
“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完全怪教育吗？”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张人利。“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如果要追究，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但，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
在张人利看来，学校教育被赋予无法承担的重任，而事实上，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社会。
这一点，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大一统的教育本来就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这种方式给家庭教育留下很大的空间。“比如美国等国家，学生下午2：30放学，剩下的时间是交给家庭的。家长的教育是无法被学校替代的，特别是像中国的学校，有的班级五六十名学生，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张人利经常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老师教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但学生回家坐在父亲的车上，父亲就闯了红灯。小孩问爸爸为什么闯红灯，父亲回答说晚上没警察，不要紧。”张人利说，孩子都是生活在家庭、社会中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学校教育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