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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成名作《边城》和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都被选人中学语文教材。虽然这两篇小说都是乡土题材作品，两位作家都是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用民间视角叙写平民大众的“人事哀乐”，但梳理作品的旨趣，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迥异个性。
一、两个社会理想：乌托邦世界和儿童世界
《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都给读者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理想。沈从文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在《边城》里带给读者一个乌托邦式的湘西世界；而莫言基于对冷漠的成人世界的否定，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奇幻的儿童世界。
湘西，沈从文的故乡，一个封闭独立、单纯守旧的偏远山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于20岁走出湘西后的岁月。多年的城市生活并未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沈从文认为，都市上流社会被现代都市文明所异化，已然成为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据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他要用“乡下人”的自然野性反拨城市人那萎靡的生命，疗治现代都市的文明病。因而，虽然他离开湘西多年，但他的创作心态却从未走出过湘西。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里，湘西成了他坚守理想信念，拒斥城市文明的一块耀眼招牌。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抵制和对湘西的特别眷恋，形成了他独特的民间创作之路，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在《边城》里得到了集中表达。他用湘西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人情，构建了一个唯美的社会图景。在现代人看来，沈从文的“湘西”不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文学图景，也是一个“牧歌”式的诗性民间，是现代都市入无限向往的“世外桃源”，而且，沈从文在主观上也认为，它应是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一个样板。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湘西”这一理想社会形式已不可复原，但沈从文仍执拗地眷恋着这个似近却远的梦，乃至在病重期间还呼喊着“我要回湘西”。，湘西寄托了沈从文的社会理想，是他审视、理解社会、人生和文化的据点，也是他一生守望的精神家园。
骨子里深藏“都市外乡人”情绪的莫言，一如沈从文，将小说的笔触大多集中在自己的故乡。但与沈从文那封闭独立、单纯守旧的乌托邦式的“湘西”不同的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对故乡没有像沈从文那样充满了眷恋之情，他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现实的而非理想的世界，是一个让人既恨又爱的地方。《透明的红萝卜》里的乡村世界即是莫言依托于自己的故乡创作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时期的“高密东北乡”，环境荒凉，人J情冷漠，充满了饥饿，也充满了暴力。在这样强大的政治文化势能下，成人尚且难以自保，更遑论弱小可怜的“社会弃儿”——黑孩。黑孩自小就有着悲惨的命运：在家里，他没有父母之爱，“爹走了以后，后娘经常让他拿着地瓜干子到小卖铺里去换酒。后娘一喝就醉，喝醉了他就要挨打，挨拧，挨咬”，后娘的虐待使他瘦弱的身体布满了伤痕；在滴水成冰的季节，他还赤着脚，光着脊梁，仅“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在工地义务劳动，黑孩也是事实上的“弱者”，他是小铁匠泄恨的对象，被刘副主任侮辱，被村民剥光衣服毒打……面对冰冷的成人世界，黑孩自始至终没有安全感，精神上充满了焦虑，“对特定的事件、物品、人或环境都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悲惨的现实生活使黑孩的感觉器官关闭了与现实世界接触的所有通道，转向与梦幻世界联通，后娘再打他屁股，“只有热乎乎的感觉”；手指被石块砸破流出血来，他用一把黄土捂上；手被小铁匠火热的钻子烧煳，尖锐的痛感也完全消失……他能看到“趴着跑”的火车、“金色的红萝卜”等奇异的景象，能听到在这个世界听不到的奇异声音，“凡是人世间得不到的欢乐，他便在另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得到加倍偿还”。黑孩通过这种心理和感觉的转移，在儿童的幻想中找寻到了活着的乐趣和力量。莫言在回忆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时写道：“我以前的作品里都没有‘我’，这篇小说里写的几乎全是‘我’。”显然，黑孩身上有着莫言童年的苦难印记，他是站在民间和儿童的视角，构建出了一个具有原生态意义的儿童世界，通过对这个奇幻的儿童世界的渲染，表现出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原初体验，与充满暴力、冷漠的现实成人世界形成对比，从而引起读者对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的反思。因而，《透明的红萝卜》里黑孩那奇幻的感觉世界，虽然是一个夸张的抽象世界，但是却代表了人们异化中的追求、绝望中的憧憬、无奈中的呐喊，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批判意味和回归色彩。
二、两个视点：健康的人性和病态的人性
对人性和生命的关注是《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的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同样是以生命为关注对象，《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视点。大致而言，沈从文侧重于通过描写人性之善来求证理想人生形式，莫言侧重于通过揭示人性之恶来找寻社会的病根，思考人性的本质。换言之，《边城》表现的是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透明的红萝卜》揭露的是畸形、病态的生命形式。
《边城》的创作基调是张扬人性之善，构建理想生命形式。在沈从文的观念中，乡下人具有最理想的人性，他从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中，提取了别样的人生形态，以引起对社会人生的某种思考。因此，沈从文在他的《边城》里，极力用一种饱含温情的浪漫笔调描写“边城”——那个似曾相识却又遥不可及的唯美世界，建构一座供奉理想“人性”的“希腊小庙”。在小说中，“边城”茶峒既是一个“安静平和”的小城镇，又是一个绽放生命的自由天地。生活在“边城”的翠翠及其父母、天保、傩送都是生命力旺盛、不受世俗伦理道德约束的自然之子，他们爱恨自由，生死自然，洋溢着原始生命的野性之美，其他人物如老船夫、顺顺、杨马兵等也“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人与人之间肝胆相见，他们用善良人性组成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平日里，人们似乎都在一种单纯寂寞的日子里消磨生命，但是一到端午、中秋和过年，他们的生命仿佛瞬间被激活，人们在赛龙舟、捉鸭子等活动中迸发出健康、顽强的生命之美，在中秋月下的情歌里展示出温暖、缠绵的生命之爱，即使是吊脚楼上的女人对水手的畸形爱恋，也因痛快淋漓、不假修饰而显得明净。“边城”中这些风俗人情组成了一个“真情实意的世界”，呈现出一种不受道德、宗法和所谓的文明约束的纯朴自然的人类本真状态，给读者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思。 同样是写人性，《透明的红萝卜》却没有《边城》那种对于生命之美的崇仰之情，童年的苦难记忆使莫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人性的批判倾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作者将人性的批判搁置在“高密东北乡”和“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从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而又聪慧敏感的黑孩身上推演出那个特定环境下的病态人性。黑孩和老铁匠是弱小的代表，小石匠和菊子是爱与美的代表，小铁匠是邪恶的代表，队长和刘副主任是权势的代表。小说以队长那夸张的吃相开场，展现出被饥饿困扰、被暴力威胁、被权势驱使的农村病态生命群像。那里的男女老少被某种共性的认识浇灭了个性，像木偶一样麻木混沌，逆来顺受。小说写的是在一个荒谬的决定下，小石匠、菊子、老铁匠、小铁匠、黑孩等一百多名社员被抽调到滞洪闸工地义务劳动的故事。莫言用诡异的笔调，剖析了那一个个包裹在麻木躯壳下的病态灵魂：队长和刘副主任骄横霸道，小铁匠用心险恶，黑孩扭曲畸形。故事的结局是，代表爱与美的小石匠被代表邪恶的小铁匠打败，菊子也被弄瞎了一只眼睛；代表弱者的黑孩和老铁匠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同情，黑孩只能向大自然敞开心扉，老铁匠郁郁地隐退于众人的视线；代表邪恶的小铁匠和代表权势的队长、刘副主任却大行其道，社会和人性的丑行还在蔓延、扩散。莫言曾说，人性描写是他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他要“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揭开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丑恶人性，去寻觅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正是通过对病态社会下病态行为的描写，展示人性之恶，让读者沉痛和深思。从这个角度来看，《透明的红萝卜》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一把解剖人性的手术刀，更是一个认识社会和生命的指北针。
三、两种审美形态：美和丑
同样是站在民间的视角创作，《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却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审美形态——美和丑。沈从文的《边城》是建构的、审美的，他以一种抒情的笔调，讴歌顽强、健康而优美的人生形式，给读者呈现了一种美的形态；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解构的、审丑的，他以夸张和富于想象的笔触，展示了一个充满暴力和饥饿的荒凉世界，一个在巨大的政治文化势能下扭曲、病态的人生形式，给读者呈现了一种丑的形态。
“美在生命”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文学理想。他在《烛虚》中说：“我过于爱有生的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沈从文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有“爱”与“美”的存在。“爱”与“美”紧密相连，“爱”既发现了“美”，更彻底皈依“美”，生命就在对“美”的皈依中见出神性。沈从文这一文学理想在《边城》中得到生动的演绎。在这里，沈从文没有写“一摊血、一把眼泪”的故事，而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业已远去的爱情，写人性中的淳朴、优美、向善，以及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在沈从文那总显得慢半拍的牧歌式的叙述中，处处可见淳朴善良的乡亲，优美健康的男女，自然纯洁的爱恋，处处充满对“美”的赞美，对“爱”的憧憬。辰河酉水的美丽风光，独特的吊脚楼和圣洁的白塔，带有纯净自然的色彩。而生活在“边城”里的人们，个个都是爱与美的使者。翠翠是在雨露阳光下自由自在生长的大自然的女儿，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如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显然，在沈从文的笔下，翠翠就是自然美的化身。此外，其他诸如顺顺、老船夫、天保、傩送、杨马兵等，或慷慨仗义，或热情勇敢，或忠于职守，或古道热肠，无不闪耀着生命的亮光。虽然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沈从文有意将悲剧淡化，写悲而不强化悲，写死而不渲染死，显得异常平和冲淡，使小说带有自然原始的“牧歌”情调和浪漫色彩。沈从文的这种“慢半拍”的叙写节奏和冲淡平和的创作心态，创造了一个个唯美的艺术形象和一幅幅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成就了他别具一格的美学形态——优美。
与《边城》的“审美”不一样的是，《透明的红萝卜》表现的是一种“审丑”的旨趣。丑在道德层面上是恶的表现，在美学层面上则是不和谐的表现。首先，《透明的红萝卜》的“审丑”表现为将美转化为丑，给读者留下痛感。如前所述，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以变形的、冷酷的笔墨，构建起一个充满饥饿、暴力和冷漠的丑恶世界。小说里，同情黑孩的小石匠和菊子在劳动中相爱，象征了爱与美的结合。但是，这个美善的象征成了易碎的花瓶——小铁匠因妒生限，与小石匠大打出手，弄瞎了菊子的一只眼睛——作者以极大的勇气将美和善撕碎在读者眼前，让读者体验人性之恶带来的“审丑”况味。其次，小说以丑现丑，给读者留下悲感。没有父母之爱的黑孩，缺衣少食，形体消瘦，满身疤痕。不仅如此，悲惨的命运使他过早地失却了童真和朝气，整个生命呈现出一种丑的形态——病态和畸形：他在现实生活里得不到抚爱，便在水中寻求“若干温柔的鱼嘴”吻他；他在现实中是一个“失语”的孩子，但作为生命的代偿机制，他的视、听、触等感觉异常敏锐，想象异常丰富；他具有坚忍的意志和顽强的自尊，能忍耐后娘的虐待和小铁匠的欺凌，但却对小石匠和菊子的同情以怨报德……黑孩的“丑”让读者不由得去推想隐藏其背后的罪恶之源，使人们透过黑孩那破裂的灵魂、异化的追求，看到社会的丑、人性的丑，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悲惨的呐喊。莫言的这种“审丑”表现，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新鲜广阔的悲剧空间，形成对传统审美形态的解构，这在当年中国文坛“一边倒”的审美价值判断里，无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使人们获得一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审美体验。
一、两个社会理想：乌托邦世界和儿童世界
《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都给读者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理想。沈从文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在《边城》里带给读者一个乌托邦式的湘西世界；而莫言基于对冷漠的成人世界的否定，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奇幻的儿童世界。
湘西，沈从文的故乡，一个封闭独立、单纯守旧的偏远山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于20岁走出湘西后的岁月。多年的城市生活并未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沈从文认为，都市上流社会被现代都市文明所异化，已然成为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据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他要用“乡下人”的自然野性反拨城市人那萎靡的生命，疗治现代都市的文明病。因而，虽然他离开湘西多年，但他的创作心态却从未走出过湘西。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里，湘西成了他坚守理想信念，拒斥城市文明的一块耀眼招牌。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抵制和对湘西的特别眷恋，形成了他独特的民间创作之路，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在《边城》里得到了集中表达。他用湘西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人情，构建了一个唯美的社会图景。在现代人看来，沈从文的“湘西”不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文学图景，也是一个“牧歌”式的诗性民间，是现代都市入无限向往的“世外桃源”，而且，沈从文在主观上也认为，它应是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一个样板。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湘西”这一理想社会形式已不可复原，但沈从文仍执拗地眷恋着这个似近却远的梦，乃至在病重期间还呼喊着“我要回湘西”。，湘西寄托了沈从文的社会理想，是他审视、理解社会、人生和文化的据点，也是他一生守望的精神家园。
骨子里深藏“都市外乡人”情绪的莫言，一如沈从文，将小说的笔触大多集中在自己的故乡。但与沈从文那封闭独立、单纯守旧的乌托邦式的“湘西”不同的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对故乡没有像沈从文那样充满了眷恋之情，他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现实的而非理想的世界，是一个让人既恨又爱的地方。《透明的红萝卜》里的乡村世界即是莫言依托于自己的故乡创作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时期的“高密东北乡”，环境荒凉，人J情冷漠，充满了饥饿，也充满了暴力。在这样强大的政治文化势能下，成人尚且难以自保，更遑论弱小可怜的“社会弃儿”——黑孩。黑孩自小就有着悲惨的命运：在家里，他没有父母之爱，“爹走了以后，后娘经常让他拿着地瓜干子到小卖铺里去换酒。后娘一喝就醉，喝醉了他就要挨打，挨拧，挨咬”，后娘的虐待使他瘦弱的身体布满了伤痕；在滴水成冰的季节，他还赤着脚，光着脊梁，仅“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在工地义务劳动，黑孩也是事实上的“弱者”，他是小铁匠泄恨的对象，被刘副主任侮辱，被村民剥光衣服毒打……面对冰冷的成人世界，黑孩自始至终没有安全感，精神上充满了焦虑，“对特定的事件、物品、人或环境都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悲惨的现实生活使黑孩的感觉器官关闭了与现实世界接触的所有通道，转向与梦幻世界联通，后娘再打他屁股，“只有热乎乎的感觉”；手指被石块砸破流出血来，他用一把黄土捂上；手被小铁匠火热的钻子烧煳，尖锐的痛感也完全消失……他能看到“趴着跑”的火车、“金色的红萝卜”等奇异的景象，能听到在这个世界听不到的奇异声音，“凡是人世间得不到的欢乐，他便在另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得到加倍偿还”。黑孩通过这种心理和感觉的转移，在儿童的幻想中找寻到了活着的乐趣和力量。莫言在回忆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时写道：“我以前的作品里都没有‘我’，这篇小说里写的几乎全是‘我’。”显然，黑孩身上有着莫言童年的苦难印记，他是站在民间和儿童的视角，构建出了一个具有原生态意义的儿童世界，通过对这个奇幻的儿童世界的渲染，表现出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原初体验，与充满暴力、冷漠的现实成人世界形成对比，从而引起读者对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的反思。因而，《透明的红萝卜》里黑孩那奇幻的感觉世界，虽然是一个夸张的抽象世界，但是却代表了人们异化中的追求、绝望中的憧憬、无奈中的呐喊，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批判意味和回归色彩。
二、两个视点：健康的人性和病态的人性
对人性和生命的关注是《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的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同样是以生命为关注对象，《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视点。大致而言，沈从文侧重于通过描写人性之善来求证理想人生形式，莫言侧重于通过揭示人性之恶来找寻社会的病根，思考人性的本质。换言之，《边城》表现的是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透明的红萝卜》揭露的是畸形、病态的生命形式。
《边城》的创作基调是张扬人性之善，构建理想生命形式。在沈从文的观念中，乡下人具有最理想的人性，他从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中，提取了别样的人生形态，以引起对社会人生的某种思考。因此，沈从文在他的《边城》里，极力用一种饱含温情的浪漫笔调描写“边城”——那个似曾相识却又遥不可及的唯美世界，建构一座供奉理想“人性”的“希腊小庙”。在小说中，“边城”茶峒既是一个“安静平和”的小城镇，又是一个绽放生命的自由天地。生活在“边城”的翠翠及其父母、天保、傩送都是生命力旺盛、不受世俗伦理道德约束的自然之子，他们爱恨自由，生死自然，洋溢着原始生命的野性之美，其他人物如老船夫、顺顺、杨马兵等也“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人与人之间肝胆相见，他们用善良人性组成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平日里，人们似乎都在一种单纯寂寞的日子里消磨生命，但是一到端午、中秋和过年，他们的生命仿佛瞬间被激活，人们在赛龙舟、捉鸭子等活动中迸发出健康、顽强的生命之美，在中秋月下的情歌里展示出温暖、缠绵的生命之爱，即使是吊脚楼上的女人对水手的畸形爱恋，也因痛快淋漓、不假修饰而显得明净。“边城”中这些风俗人情组成了一个“真情实意的世界”，呈现出一种不受道德、宗法和所谓的文明约束的纯朴自然的人类本真状态，给读者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思。 同样是写人性，《透明的红萝卜》却没有《边城》那种对于生命之美的崇仰之情，童年的苦难记忆使莫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人性的批判倾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作者将人性的批判搁置在“高密东北乡”和“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从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而又聪慧敏感的黑孩身上推演出那个特定环境下的病态人性。黑孩和老铁匠是弱小的代表，小石匠和菊子是爱与美的代表，小铁匠是邪恶的代表，队长和刘副主任是权势的代表。小说以队长那夸张的吃相开场，展现出被饥饿困扰、被暴力威胁、被权势驱使的农村病态生命群像。那里的男女老少被某种共性的认识浇灭了个性，像木偶一样麻木混沌，逆来顺受。小说写的是在一个荒谬的决定下，小石匠、菊子、老铁匠、小铁匠、黑孩等一百多名社员被抽调到滞洪闸工地义务劳动的故事。莫言用诡异的笔调，剖析了那一个个包裹在麻木躯壳下的病态灵魂：队长和刘副主任骄横霸道，小铁匠用心险恶，黑孩扭曲畸形。故事的结局是，代表爱与美的小石匠被代表邪恶的小铁匠打败，菊子也被弄瞎了一只眼睛；代表弱者的黑孩和老铁匠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同情，黑孩只能向大自然敞开心扉，老铁匠郁郁地隐退于众人的视线；代表邪恶的小铁匠和代表权势的队长、刘副主任却大行其道，社会和人性的丑行还在蔓延、扩散。莫言曾说，人性描写是他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他要“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揭开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丑恶人性，去寻觅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正是通过对病态社会下病态行为的描写，展示人性之恶，让读者沉痛和深思。从这个角度来看，《透明的红萝卜》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一把解剖人性的手术刀，更是一个认识社会和生命的指北针。
三、两种审美形态：美和丑
同样是站在民间的视角创作，《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却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审美形态——美和丑。沈从文的《边城》是建构的、审美的，他以一种抒情的笔调，讴歌顽强、健康而优美的人生形式，给读者呈现了一种美的形态；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解构的、审丑的，他以夸张和富于想象的笔触，展示了一个充满暴力和饥饿的荒凉世界，一个在巨大的政治文化势能下扭曲、病态的人生形式，给读者呈现了一种丑的形态。
“美在生命”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文学理想。他在《烛虚》中说：“我过于爱有生的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沈从文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有“爱”与“美”的存在。“爱”与“美”紧密相连，“爱”既发现了“美”，更彻底皈依“美”，生命就在对“美”的皈依中见出神性。沈从文这一文学理想在《边城》中得到生动的演绎。在这里，沈从文没有写“一摊血、一把眼泪”的故事，而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业已远去的爱情，写人性中的淳朴、优美、向善，以及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在沈从文那总显得慢半拍的牧歌式的叙述中，处处可见淳朴善良的乡亲，优美健康的男女，自然纯洁的爱恋，处处充满对“美”的赞美，对“爱”的憧憬。辰河酉水的美丽风光，独特的吊脚楼和圣洁的白塔，带有纯净自然的色彩。而生活在“边城”里的人们，个个都是爱与美的使者。翠翠是在雨露阳光下自由自在生长的大自然的女儿，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如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显然，在沈从文的笔下，翠翠就是自然美的化身。此外，其他诸如顺顺、老船夫、天保、傩送、杨马兵等，或慷慨仗义，或热情勇敢，或忠于职守，或古道热肠，无不闪耀着生命的亮光。虽然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沈从文有意将悲剧淡化，写悲而不强化悲，写死而不渲染死，显得异常平和冲淡，使小说带有自然原始的“牧歌”情调和浪漫色彩。沈从文的这种“慢半拍”的叙写节奏和冲淡平和的创作心态，创造了一个个唯美的艺术形象和一幅幅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成就了他别具一格的美学形态——优美。
与《边城》的“审美”不一样的是，《透明的红萝卜》表现的是一种“审丑”的旨趣。丑在道德层面上是恶的表现，在美学层面上则是不和谐的表现。首先，《透明的红萝卜》的“审丑”表现为将美转化为丑，给读者留下痛感。如前所述，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以变形的、冷酷的笔墨，构建起一个充满饥饿、暴力和冷漠的丑恶世界。小说里，同情黑孩的小石匠和菊子在劳动中相爱，象征了爱与美的结合。但是，这个美善的象征成了易碎的花瓶——小铁匠因妒生限，与小石匠大打出手，弄瞎了菊子的一只眼睛——作者以极大的勇气将美和善撕碎在读者眼前，让读者体验人性之恶带来的“审丑”况味。其次，小说以丑现丑，给读者留下悲感。没有父母之爱的黑孩，缺衣少食，形体消瘦，满身疤痕。不仅如此，悲惨的命运使他过早地失却了童真和朝气，整个生命呈现出一种丑的形态——病态和畸形：他在现实生活里得不到抚爱，便在水中寻求“若干温柔的鱼嘴”吻他；他在现实中是一个“失语”的孩子，但作为生命的代偿机制，他的视、听、触等感觉异常敏锐，想象异常丰富；他具有坚忍的意志和顽强的自尊，能忍耐后娘的虐待和小铁匠的欺凌，但却对小石匠和菊子的同情以怨报德……黑孩的“丑”让读者不由得去推想隐藏其背后的罪恶之源，使人们透过黑孩那破裂的灵魂、异化的追求，看到社会的丑、人性的丑，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悲惨的呐喊。莫言的这种“审丑”表现，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新鲜广阔的悲剧空间，形成对传统审美形态的解构，这在当年中国文坛“一边倒”的审美价值判断里，无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使人们获得一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