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朝开始，养心殿成为清帝在皇宫处理公务的地方，御厨南墙外即军机处直房，颇便召见传询。该殿东暖阁的紫檀书案上，陈设着一个錾金镶玉的三足龙耳杯，上铸“金瓯”二字，称“金瓯永固杯”。金瓯永固，象征国家疆域完整无缺。大清前四朝（顺、康、雍、乾）于此皆足自豪，嘉庆帝亦称守成，至道光朝遭英舰残破，风雨飘摇，香港被强行租借，但总算没有大块失地。到了咸丰朝，割地赔款的噩梦开始了，而在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前，最先失去的就是库页岛。
　　不少人常习惯于追述和炫耀康乾盛世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习惯于谴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也习惯于斥骂当政者在衰世的懦弱无能，殊不知更应该做的，是细细梳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寻觅得失成败的真实原因。库页岛的失去，首先在于大清朝廷的忽视淡忘，在于皇帝缺乏世界格局和战略眼光，也在于地方官视之如敝屣。类似明朝“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的说法，库页岛应也是不失于咸丰，而失于乾嘉，在号称盛世的乾隆朝即埋下祸根。

一、亦失哈与奴儿干都司

　　中国中央政权对库页岛实行直接管辖的记载，至明朝更为清晰，那就是太监亦失哈奉旨巡视东北疆域，建立奴儿干都司。这是一个省级建置，从漠北、建州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再到北山女真部，幅员极为辽阔，为什么将都司定址于偏于一隅的特林（黑龙江下游与恒滚河交汇处，距入海口甚近）？推想一则得河海之便，乘船易达，再就是要控驭北山地域和库页岛。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佳话。而多数国人不太了解，就在明永乐年间，还有一位叫亦失哈的宫中太监，受命率员开赴东海，规模虽不如郑和，亦是大型船队，一千至数千官兵。郑和的大航海由于耗费巨资和缺乏实效，难免“武力游行”“奢华演出”之讥；亦失哈出巡则是实实在在的经略边疆，治理和开发东海少数民族地区。东海，这里指的是库页岛一带海域，与之相联系的“北海”（鄂霍次克海）、“南海”（日本海），其命名都牵结着太多幽远的历史文化记忆，值得史地学者研究释读。
　　亦失哈，又作亦信、易信。其出身、籍贯、生卒年均欠详，仅知为内廷太监，海西女真人，经历明永乐至景泰五朝，颇受重用，最后做到辽东都司镇守太监。这无疑是一个有本事也有故事的人，可惜湮灭无闻，仅知他多次作为钦差太监，率领庞大船队抵达黑龙江下游的恒滚河口，代朝廷宣布建立奴儿干都司，巡视地方，颁赏粮米布帛，抚慰远近各族百姓。
　　明代太监广受非议和憎恨，其实因人而殊，充满正义感和责任心者不乏其人。亦失哈，一个普通的女真名字，据《明实录》，宣德间东宁卫指挥使、正统间辽东自在州指挥等皆用此名，显然不是同一人。令人稍觉好奇的是，一个女真人怎么成了阉宦？如何从海西（今松花江流域）到的京师？在多大岁数被阉割入宫？有何人生与内廷仕宦经历？何时告别人间？笔者做了一些努力，收获较少，希望识者有以相告。有人说海西胡里改首领阿哈出将女儿献给朱棣，亦失哈随侍入宫，当有几分可信，永乐帝也确有一个女真族嫔妃。而入宫未几年，亦失哈就由小太监升为钦差内官，受命统率数十名文武官员、数千将士出巡北疆，必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与办事能力。
　　明季首领太监多喜欢建造寺庙，并利用宫内职事之便请求“敕修”，亦失哈也如此。第二次抵达奴儿干，他即有备而来，用朝廷特批款项，在特林营建观音庙。此地荒僻，所用土木等匠作头儿当随船而来，砖瓦门窗等不知是否就地取材或烧制，小工、粗工则必然征之于部民，对于穴居为主的当地民众应有开化意义。永乐十一年再至，开始塑造佛像，装饰大殿和山门，题名“永宁寺”，并请随行的文官邢枢撰写碑文，树立在江畔高崖上，是为该地有史以来第一个寺庙，“形势优雅，粲然可观。国之老幼，远近济济争趋”。于是，亦失哈的奉旨出巡，奴儿干都司指挥同知康旺等人的莅任，便以永宁寺为中心，成为一场欢快的各族大盟会。以后的每一次到来，亦失哈等人都在此大会众庶，以文化人，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这样的效果，也会为一些部族人物排拒。他宣德七年再至，发现寺庙已被破坏，只剩寺基。经追查，很快就抓到几个毁寺的费雅喀人，“皆悚惧战栗，忧之以戮”。亦失哈颇有政治家胸怀，下令释放了他们，对赶来谒见的部民仍是设宴招待，赐以布帛等物，于是诸部归心，一片称扬。在远近民众的热情支持下，该寺很快在原址重建，“华丽典雅，尤胜于先”。亦失哈又命作《重建永宁寺记》，立于前碑之侧。
　　永宁寺碑的存在，确定了明朝奴儿干都司的准确位置——黑龙江下游恒滚河口对岸，而河口左侧，即大明满泾卫所和军台所在地。奴儿干都司是个军政合一的省级建置，将都司衙署设在偏于极东北的特林，必也经过一番勘察论证。这里得水陆交通之便，向北可至北山女真，向东经黑龙江（亦作混同江）入海口可达库页岛，南則溯乌苏里江、松花江至辽东腹地，诚为战略要地也。明朝中叶在外兴安岭与库页岛都设有卫所，不断派钦差内臣巡视其地，显示了几代皇帝非比寻常的重视。
　　亦失哈先后所立两碑，曾长期矗立于黑龙江畔崖壁上，残存碑文都提到库页岛，称之为苦夷：
　　十年冬……天子复命内官亦失哈等载至其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西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邢枢：《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转引自《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 55页）
　　惟奴儿干……道万余里，人有女直或野人吉列迷苦夷，非重译莫晓其言，非威武莫服其心，非乘舟难至其地……洪武间，遣使至其国而未通。永乐中，上命内官亦失哈等，锐驾大航，五至其国，抚谕慰安，设奴儿干都司，其官僚抚恤，斯民归化，遂捕海东青方物朝贡。（《重建永宁寺碑记》，转引自前书，64页）
　　苦夷，与库页（库野、库叶）读音近同，可视为岛名，主要是指这里的原住民，如费雅喀（吉列迷、吉里迷）和爱奴人等，以状其生存之苦况。两通碑文皆残缺甚多，看不出亦失哈是否航出黑龙江口，亲自登临库页岛抚谕穷黎，但要说明朝声教和行政及于岛上百姓，信乎不虚。

二、恒滚河口的反击战

　　黑龙江蜿蜒而下，先与松花江汇合，数百里后再与乌苏里江相会，故其下游又称混同江。这之后还有数条重要河流注入，奴儿干都司对面的恒滚河即其一。该河又作亨滚河、兴滚河，俄国称阿姆贡河，发源于外兴安岭，流域颇广阔，为费雅喀人世代居住之地。顺治年间，哈巴罗夫率领一百名哥萨克（当地人称为“老掐”“罗刹”）侵入黑龙江流域，建立阿尔巴津城堡。后来又有季诺维耶夫和斯捷潘诺夫率更多人赶来，沿江逐节向下，闯进达斡尔、费雅喀等部族地方。当地人民奋起反抗，清军闻讯出击，缠斗数年，入侵者虽大部被歼，也留下噩梦般的记忆。
　　沙俄的早期殖民者，有零星也有大股，均携带武器，没有吃的就抢，不让抢就施暴，一旦顺从就必须交纳貂鼠皮毛为贡赋。北山女真（又作“野人女真”）地土辽阔，人烟稀少，由于有前朝奴儿干都司的底子，下江地区的村屯相对密集，再加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对殖民者有很大吸引力。康熙间，殖民者主要由两个方向而来，一是从上游漂江而下，再是越过外兴安岭向南，搞得烽烟时起，民不聊生。康熙二十二年夏，索伦总管博克等抓获从上游乘船前来的哥萨克三十一人，康熙帝命解送京师安排，降旨切责俄人的侵略行径：“入我边地，扰害打虎儿索伦，焚劫飞牙喀、奇勒尔。”几日后又专发谕旨，历数俄人暴行，“于飞牙喀、奇勒尔等处肆行焚杀，又诱索伦、打虎儿、俄罗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室，尽行焚死”（《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丁丑）。这里说的，应是另外一拨哥萨克匪帮，系从北部翻越外兴安岭南侵而来的。
　　从上游到河口，黑龙江流域几乎全线告急，各部族已认清敌人的凶残，反抗也变得异常激烈。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报，便有奇勒尔的奚鲁噶奴等“杀十余罗刹”，鄂伦春的朱尔铿格等“杀五罗刹并获其鸟枪”，“又闻飞牙喀之人击杀罗刹甚众”。飞牙喀，即下江、入海口与库页岛地域的主要部族费雅喀，奇勒儿或是另一部族。就在奴儿干都司所在的恒滚河河口一带，费雅喀与奇勒儿人合战罗刹，打得来侵之敌不得不躲在河中小岛上。但当地部族的武器大多仍处于半原始状态，楛矢石磐，难以对抗入侵者的新式火器，损失很是惨重。当时吴三桂叛乱虽经平定，东北被抽调南下的官兵大多未回，萨布素的将军府武备空虚，紧急请求皇上增派官军和红衣大炮。
　　就是在这一年，康熙帝借东巡祭祖之机，巡视东北山河形胜，听取奏报，了解敌情，决心将侵略者驱逐出境。他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御前侍卫和护军等前往雅克萨，又命蒙古王公毕力克图率一百名科尔沁兵，萨布素率八十名乌喇、宁古塔兵赶往。行前，皇帝对郎谈等指明黑龙江流域的严峻形势，面授机宜，要他们详细考察山川地貌，弄清黑龙江与松花江航道与沿江情形。康熙帝坚定谨慎，谕令先不与罗刹交战，但一场大型自卫反击战已在准备中。他特别强调了清朝对整个黑龙江流域的主权，申明罗刹已威胁到满人根本之地，绝不能容忍。两年后，雅克萨城被大军克复。康熙帝得报深感欣慰，曰：“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谕旨还回顾了亲政后对这一地域的关切，以及排除疑议、命将出师的经过，并要求善待俘获的俄罗斯人，馈赠衣食，礼送出境。岂知清军一撤，罗刹卷土重来，将雅克萨城堡建得更为坚固。康熙帝再次命将出征，摧毁敌堡，并在对岸营建黑龙江城，派兵镇守。
　　二十七年四月，玄烨再颁谕旨，论说黑龙江地域主权的无可争议，及其对国土完整和稳固的重要性：
　　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这种胸襟视野，这种斩钉截铁的态度，皆非其子孙所能及。在谕旨中，恒滚河、牛满江与黑龙江入海口均被提及，近在咫尺的库页岛，自也在康熙帝视野之内。两征雅克萨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北疆带来一个多世纪的安宁。而在后来勘测绘制《皇舆全览图》，突出库页岛在大清版图中的地位，列于第一排第一幅，应也与康熙帝的特殊重视相关。

三、有这样一次登岛执法

　　雅克萨之战后，库页岛与朝廷的联系也大为增强。岛上以氏族、村屯为二级行政单位，每年六七月间来大陆，向朝廷缴纳贡赋，同时接受赏赐的乌林（又作“乌绫”“穿官”）。宁古塔和三姓副都统衙门先后管辖该岛，虽未在岛上建立常设官府机构，也时常派官吏登岛办理公务。这方面的史料虽保存较少，传递出的信息量仍很大。如乾隆八年二月三姓副都统崇提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属下正黄旗伊布格讷由于通晓费雅喀和鄂伦春语，从康熙二十九年始随长官登岛，由通译升至骁骑校，五十年间“渡海赴岛计三十八次”。他们当然是去办理公务，即行使管辖权和司法权，也不会是官府员弁上岛的总数。
　　更多时候是库页人来大陆，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由黑龙江入海口进入，经庙街、特林、普禄溯江而上；二是由海峡较窄的拉喀岬出发，橫渡海峡后近岸航行，经塔巴湾登陆，拖船行数里山径，经奇集（又作“奇吉”）湖转入黑龙江。费雅喀人船只一般较小，逆入海口时较危险，是以多选择奇集一路。三姓衙门在这里设立行署木城，以便岛民。每年七月，库页岛六姓十八噶珊的首领率众而来，缴纳规定的毛皮等物，领受朝廷奖赏和宴请，也顺便走亲串朋，洋溢着一种节日气氛。一些外国和内地客商也远道赶来，私下的交易颇为热闹，奇集噶珊借以走向繁华。一百余年后，俄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伊也是看重其地利与人气，在此设立兵营和殖民点，并切断清军往海口的通道。
　　乾隆八年夏天，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出吉布球等带领二十名士兵前往库页岛，任务是到达里喀噶珊，带回姓长齐查伊、雅尔齐作为证人，以便审理一起凶杀案。该案发生于上一年七月，就在奇集行署颁赏乌林期间，达里喀噶珊的乡长阿喀图斯等三人在争嚷中被杀死，两人受伤，影响十分恶劣。吉林将军闻知后督令查办，后查清为魁玛噶珊的伊特谢努父子带头所为，即命三姓与宁古塔两衙门联合办案。那时为笼络羁縻，朝廷特许赫哲与费雅喀人进京娶妻，称为霍集珲（即女婿），所生儿女各有专称。伊特谢努即一名霍集珲，虽非姓长、乡长，自视身份与普通族人不同。案件具体情形不详，推测亦不外饮酒争执，大打出手，居然格杀数人，大陆还有一个叫戴柱的赫哲人被杀死，也证明这场斗殴参与者关系复杂，并不是简单的海岛与陆上之争。 　　三姓与宁古塔各派一名协领，很快就在奇集下游的魁玛将伊特谢努抓获。本拟将证人齐查伊等带来后，在奇集行署就近审理，岂知三姓协领赫保突患疾病，要回城治病，便将会审地点改为三姓城。
　　吉布球一行抵达库页岛达里喀地方，由于去年族人在颁赏乌林期间的死伤，费雅喀姓长齐查伊深为不满，见面时排列甲兵，拒绝跪拜。后经向导与通译解释情况，齐查伊得知伊特谢努已被官兵拿获，这才回来叩谢。可一听说要带他渡海去做证，又犹豫拒绝，吉布球等人好说歹说，总算答应下来。吉布球即拿出颁赏的蟒袍等物件，对死者与伤者也加以抚恤，同时颁发印凭（进贡和领取乌林的凭证），众人叩拜如仪。不详达里喀噶珊的具体地址，从档案中看距西海岸显然较远，加上海峡大风所阻，众人经过一个多月才抵达奇集，而协领赫保早已离开。齐查伊和雅尔齐受到宴席接待，但听说还要去三姓或者宁古塔，皆诉苦不已，不肯前行。吉布球威逼利诱，坚持要齐查伊带领证人到三姓，他们方才答应回船商议一下。當晚，齐查伊与雅尔齐即乘船逃走，清军追赶不及，眼看着他们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这是一次失败的登岛执法，但也是库页岛隶属清廷、与大陆地区关系密切、来往频繁的实证。时任吉林将军鄂弥达曾做过两广总督，性情和易，下令办案时，特别叮嘱登岛时少派兵丁，少带枪支弹药，以免在岛民中引发不安，并说接取齐查伊等证人，如果他们不愿意来，也不必强迫。这个案子后来是在宁古塔审理的，受害人戴柱也是一名霍集珲，他的母亲与哥哥都到场做证。史料匮乏，伊特谢努被如何处置已不得而知，但由乾隆二十年的一条通缉令，可知其子肖西那被逐离家乡，编管宁古塔。

四、渐行渐远

　　我们大都知道库页岛曾是中国的，且长期属于中国；也知道这个大岛，连同它毗邻大陆的大片土地，今日已不属于中国；却不知道库页岛于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了中国。大量阅读相关档案文献的过程，也是考辨、审视与反思的过程，笔者竟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库页岛的离去，并非始于沙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硬闯强占，而在乾嘉间即与母体渐行渐远。
　　从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统治者就将东海地区当作本民族的后院，所谓“生女真”“新满洲”，皆包括此一地域。而早期派兵搜括丁壮、招徕归顺部落，都使这里的人烟更为稀少。清兵入关，定都北京，满人一批批移居温柔富贵之乡，东北根本之地尚且空虚，更何况极边的赫哲、费雅喀？更何况荒凉苦寒的海岛？康熙帝对库页岛有较多关注，建立颁赏乌林和进京纳妇制度，但也是以羁縻为主，并非严格的行政管辖。而根据现有史料，进京纳妇多在大陆地区，库页岛居民尚未见其例；多在康雍两朝，乾嘉时逐渐减少，道光后似乎便没有了。
　　贡貂和赏乌林制度曾是有效的，也是脆弱的。这种近似对待外藩的岁贡体制，虽然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在朝廷看来如同恩赐，却不去考虑部族首领的感受。一些办事官吏显得盛气凌人，岁数很高的族长不得不向年轻员弁叩头，心中也会有怨气。以达里喀噶珊的齐查伊为例，当局本来是要为其族人主持公道，由于办事之人方式简单，到后即喝令跪拜，不从即以断绝进贡相威胁，赴行署做证时状若押解，反而增加许多反感疑惧。齐查伊倔强宣称不再贡貂，便是一种强烈的屈辱感所致。根据三姓衙门档案，从奇集逃走后，不仅当年舒、陶二姓拒绝贡貂，多年以后仍是经常不到，嫌怨久久难以消除。
　　康熙帝授命编绘《皇舆全览图》，将库页岛列为开篇第一幅，岂能说不重视？可所措置也十分有限。没有在该岛做更翔实的地理勘察，没有对岛上族群做充分的人口调查，没有建立行政机构和派遣军队驻守，基本上是听任岛民自生自灭。究其根因，大约还在于清廷对东北虽深怀感情，亦深知气候之严酷，生活条件之艰苦。辽阳盛京一带尚且如此，数千里外冰海中之库页岛自不待言。
　　雍正十年，清廷对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控制增强，多处扩充兵力，并将三姓地方的协领衙门，升格为副都统衙门。就在当年，库页岛特门、奇图山等地绰敏等六姓提出贡貂的请求，次年五月获得批谕，交由吉林将军，“每姓各立头目一人，以为约束。每年所贡貂皮，分别解送”。自此开始，逐渐形成六姓十八噶珊的岁贡格局，库页岛与清廷的隶属关系，也更为制度化。
　　至乾隆年间，漫长的西部、南部边疆地区屡有战争，先后发生大小金川、准噶尔、回疆、苗疆、台湾大规模战事，而北方尤其是东海地域始终比较平静。朝廷仍不断在此地征调兵员，迁徙部民往新疆等地戍守，仍是年复一年地接收岁贡与颁赏乌林。貂鼠皮毛在内务府大库已是堆积如山，零星一些鹰雕、鱼类之贡可有可无，而朝廷颁赏的乌林所费不赀，筹集和发运储存都不易，已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当是从雍正十年开始纳贡的，原来有一百四十六户，数年后增加两户。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大学士傅恒特上奏折，提出将库页岛贡貂户以一百四十八户永为定额，曰：
　　皇上重重颁赏者，虽系仁抚远民之至恩，然此等人贡貂时如不规定户数，随其意愿准其进贡，则必视皇上隆恩为定例，陆续增加，天长日久，反致不知皇上隆恩矣。
　　作为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关心国库收支的平衡和经费节俭，且贡貂与赏乌林制度数十年不变，加以调整实属必要。但目标应是更切实有效的管理，应是更多的民户缴贡与接受赏赐。此处的六姓，当然并非库页岛费雅喀与鄂伦春的全部姓氏，一百四十八户更不会是所有家庭，该岛南部的爱奴人还没有包括在内。傅恒不去为通岛整体发展计，而是生怕贡貂户数不断增加，理由写得明白，却是匪夷所思。同样匪夷所思的，是乾隆帝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议。
　　对于库页岛费雅喀每年贡貂方式，傅恒规定在约定月份（一般是七月）到奇集噶珊，“如不前来约定之地，则令官兵寻入海岛，唤其前来，征收貂皮并颁赏乌林。如有不于约定月内前来者，……未来之年应赏乌林停止颁赏”，充分显现了朝廷尊威，强制且生硬。君臣二人都仿佛视库页岛为累赘，没有任何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层面的思考和措置。
　　封建王朝多会有一个鼎盛时期，极盛时的明清两朝，行政与声教皆达于库页岛。然比较起来，清朝的重视似乎还不如前明：明朝选择在特林设置奴儿干都司，一两日即可登岛，且在岛上建立几处卫所；而清朝在岛上全无设施，三姓副都统衙门远隔四千余里，登岛办理一次公务竟需三四个月，反应缓慢且成本高昂。就近设立的所谓行署木城，也呈现不断后撤的态势，由奇集、普禄，退向德楞，再退向三姓本城。库页岛上费雅喀人居住分散，每年的贡貂之旅都要翻山越岭、跨海渡江，备极艰辛。另一方面，貂鼠越打越少，验收越来越严苛，贡与赏的物价比已发生较大变化。随着缴贡的路越来越长，库页人与清廷的感情也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