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战乱不息的春秋战国；百家诸子，是攻伐不止的百家诸子。百家争鸣，诸子论道，其间景况，不亚信陵、长平。在这场空前的大辩论中，儒家凭着孔子的教化之功，长时间居于擂主位置。百家倒儒，是争鸣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历经孔老之争、孟墨之辩，儒家逐渐走向顶峰。而荀子，既是让儒家走向顶峰的集大成者，又是儒家的掘墓人。
　　荀子是诸子中杀性最烈的一位，除了认作老师的孔子，他对诸子发起了无差别的批判与攻讦，尤其是孟子。针对性善论，他提出截然相反的“人性本恶”。荀子自称孔子的唯一传人，性恶论也是针对老子的。老子讲求人法于自然，要求保真存璞。而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人的自然天性是万恶之源，保真存璞只会造就恶人。由此，荀子四道得以建立。
　　针对性恶论这一基础，荀子首先提出“化性起伪”。“人之性者恶也，其善者伪也”，后天的教化，让人披上一层善的伪装，从而在伪装的潜移默化中化去恶的本性。它认为人性本恶，但人有智，将智牵引向善的方面，通过智的建设来抹除天性的恶。智的建设，便是礼乐教化。在性恶论中，教化拥有超然的地位，所以荀子又延伸出了“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的观点。这是对孔子“人非生而知之者”的补充，与“化性起伪”一同构成了荀子的道德教化论。
　　如果说“化性起伪”是内圣，那么“名分使群”便是外王。基于人性本恶，荀子将人的天性与社会性进行了区分对待，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异在于人有名有分，并在名分的作用下联系成群，即社会。
　　继道家之后，荀子又瞄准了墨家。墨子讲求平等的爱，而名分使群要求突出强调人与人的差异，以构建一个上下有序的社会。荀子将重心放在礼上，礼分親疏，定尊卑。名即君臣之名，分即父子之分，兼相爱，无名无分，无君无父与禽兽何异。圣人以隆礼重法为手段，广施教化，让物欲导向的天性借名分相连结成群，从而限制人的行为，使物欲竞争有序化、规则化。
　　天人相分，针对的是几乎不参与争鸣、逍遥世外的庄生。虽然同为道家，相比老子，庄子更偏重于无为。于是便有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论，一死生齐彭殇的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非命论。天人相分，无疑是对庄子立道的根本，即逍遥论的驳斥。荀子在《天论》中写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明确地将天与人放在对立面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两者在根本上是绝对对立的。而逍遥论追求人与天的统一，在荀子看来就是错其在己，而慕其在天的小人。
　　百家诸子在孟子盛极一时之后，被荀子劈头盖脸地攻讦，儒家顶峰，由此达成。
　　成也荀子，败也荀子。准确来说是其弟子，成了儒家的掘墓人。
　　法家的根本可以上溯到管仲伊尹，集大成者便是韩非。法家的立足点，在于立法治国。但先前法家之所以不被承认，就在于法家根基不稳，其立足点是不具备合理性的证明，缺少思辨化体系。因此，称荀子为“法家之祖”并不为过，他的性恶论可以说让法家真正步入了百家的行列。
　　人性本恶，所以要用法来制裁。于是，礼法之争悍然开启。继荀子之后，礼盛极一时，法家的法在当时社会现实下具有无上的优越性。到战国后期，兼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在军事上穷兵黩武，以至于耗费相当大的礼已不堪大用。且相比于礼的长效特征，法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巩固一定区域的统治。于是在攻伐中，与四十万赵军一起坑杀的，还有儒家的礼。
　　基于法的直接与强硬，法家组织起了一整套以法为纲的治国方略，即在法的约束下中央集权，用军队和暴力以强制的手段要求服从，而不是用仁德感化。于是，王霸之争开启，对外的急速扩张必然伴随着对占领区加强控制力度的要求，而王道之长在于长期的稳定统治，霸道虽后患无穷，但在此时隐伏不发，显然占绝对优势，儒家再败。
　　关于法的运作原理，法家提出人好利恶害，法要根据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以利诱之，以害驱之。这与儒家的义利观和道德教化论相悖。然而，虽然后患无穷，但见效快，且短期效果好。这也引导君、臣、民走向了对立面，毁去了儒家圣主贤臣、恩泽万民的大同理想。
　　倒儒的最后一刀来自荀子的亲传弟子韩非。韩非是反儒主力的中坚，其联道抗儒的手段使儒家不断被削弱，几近油尽灯枯。他称“礼乐诗书仁义孝悌”是愚诬之说，奉行老子的绝圣弃智，收束教育权力，愚民以治民。后来的焚书坑儒，就是对韩非子这一思想的延续，使儒家陷入绝境，几近消亡。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5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