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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一年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里说：“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两头不到岸”说的正是近代中国各种事业夹缠在古今新旧中西之间的不好说与不易做，而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就正是这不好说与不易做中的一种。目前论者多爱谈那时教科书介绍的新知与新知对现代启蒙产生的影响。却因太关注教科书“趋新”的一面而有把“历史”简化之嫌，尤其论者多忽略教科书编写者和教科书本身所反映的启蒙与传统之间的多重勾连。教科书作为一盘生意，又如何使得启蒙原本的路径旁逸斜出等问题。因此如能就这些问题稍做讨论，当能看出清末民初教科书与时见不尽相同的“另一些面相”。
在有限旧人和众多今人的团团表扬之外，对于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即时批评者，我们似应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机会。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见，当时有两种批评值得注意：其一是把教科书与以往蒙童必读之书相比较，以凸显当日教科书的“速成滥造”。一九一三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赐游学进士出身的程树德就提问说：“诚不解先哲手定之经史，何以逊于近人之大手笔？”一九一六年康有为也有类似问题说：“今无论教科书之谬陋也，即使有条不紊，则编者可代为教主，可代为圣人矣。”其二是有些时人发现了在教科书编写中所渗透出的浓烈追求富强功利的味道。钱玄同就在日记中记下刘师培之言云：“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因此“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试观今日学校所授之修身及伦理学教科书……以土地私有、贫富不均为万世所不易；更有国家神圣，法律万能种种呓语，使理性未充足之少年，习闻此等邪说，其将来不为正义人道之敌者，亦几希矣。”
对于上述批评要剥离的或是意气之争的一面。如康有为抨击编教科书者“至愚极陋”。此说诉诸实际，恐怕打击面太大。而刘师培的以“富强功利”为主干之说，当时教科书虽有此强烈倾向，但也有其他更丰富的面相，如世界主义催发下的“大国民”理想等等。
不过上述批评意见能促使我们反思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大半植根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文明”的突破时期—春秋战国。孔孟诸子虽未必要尊其为“教主”，但他们的段数高于清末民初那批“两头不到岸”的读书人却是毫无疑问。同时中国传统里实不爱讲功利富强和竞争进化，清末因被洋人打得痛了，遂开始生硬囫囵讲起。之后这样的说法因欧风美雨带来的尊西崇新之风而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道理”。时至今日，中国人既享受了很多讲功利富强的好处，但也吃了不少讲功利富强的苦头。所以回头看以教科书为重要元素的启蒙如何在传统中求变，又如何在传统失落中异化就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里一开始尚还保留着不少传统因素，但这些传统因素如王汎森所言，已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这些分子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这种传统成分的打散和重组正是中国现代启蒙复杂性的重要构成，下面试举几个实例。
当时教科书都爱提“苏武牧羊”故事。这些课文如一一读过就会发现与《汉书》中写苏武的段落大半类似，不过把传统故事复述一过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汉书》，各种教科书（笔者所见大约为数十种）里的“苏武牧羊”故事一般都删去了《汉书》中苏武与李陵的一段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对话即：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这段话以李陵与苏武做比照，凸现儒学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大道，恰为“苏武故事”在传统脉络中所谓“守节”、“大义”的真正内涵，而删去这段话，整个故事就可能向忠于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发展而去，从而使老故事有了新意蕴。
又如一篇名为《秦政愚民论》的课文也很值得玩味。秦政历来是传统读书人抨击的对象，但一般对秦政的批评多在其德政不修，求强慕富与穷兵黩武。可是此文却将焦点落在“愚民”之上，并以当时时髦的“开民智”为基础展开想象说：
我民族二千年智识蒙昧，民气不伸，皆秦王政蔽塞摧残故也。……使秦王政以其变法长才，不灭古以尊今，不焚书而兴学，召诸生以共襄新法，聚偶语街谈巷议之辈悉予以参政权，行见与民共治立宪之局已自秦开之，虽谓西秦嬴政即为东海睦仁（按明治天皇）可也。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民初教科书与传统实有相当多的联系，经过对传统的不断改写如对秦皇、汉武、管仲、王安石等重要人物的重新评断，启蒙与传统或尚能有几分粘连而两相生机不绝。遗憾的是教科书里的传统因素随着趋新大潮的步步激烈，其保留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舶来的教育观念里有一重要意见认为：教育孩童应该努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宜浅显明了，简单易懂，不宜程度过深，正所谓“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胡适语）。因此一九一二年浙江就有读书人用宣讲的形式告诉广大乡民：新教科书相较旧日经书“字样由大而小，笔数由少而多，所有的文字都是日用的文字”，对童稚来说“不止便于日用，而且很快懂得”。同年教育部批文里也夸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词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习见事物之外，颇合初等小学程度，其字句亦无甚瑕疵”。
这种对教科书程度的乐观看法不几年就发生了剧烈变化，能“很快懂得”、“颇合程度”的教科书因新文化运动的滥觞突变为“很难懂得”与“不合程度”。一九一八年教育研究会开会时就有不少“新人物”提出时下教科书“程度不合于儿童之心理”，“文理太艰深”，“陈义太高”。这些意见大多指向的就是教科书里的传统因素如“经训”、“格言”与“史事”，进而直指以文言为主体的国文、修身等课程，希望改为语体文。在此判断下，教科书不得不朝“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特别是去除传统成分的方向上去编写。钱玄同就曾表示他听北京孔德学校的老师说其编写的《国语读本》比起“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来，教的时候“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不过他的看法遭到了常年在南方教书的钱基博激烈反驳。在钱氏看来：“白话文教授，小学实施的结果很好”这句话“只可去骗蔡元培、钱玄同那班大学者”。南方小孩惯听惯说的话绝对与国语不一样。所以钱玄同所谓“国语本身容易了解”这句话，只能在北京城里讲。可是在所谓“时代潮流”的挤压下钱基博等提出的点滴不同意见并不足以改变因教科书“改革”而产生的两个长程趋向：一个是学堂教育尤其是所谓国文、修身等教育越来越不受到民众信任。清末对其批评多落在学堂和教科书“洋化艰深”上，而到二十年代，抨击焦点则转到了其不够“艰深”。共产党早期著名人物王尽美就听很多小学教师说：“现在的学堂真好教，那样薄薄的十二本国文，十二本修身，要是在私塾里，不过一月就要念完，今竟分成四年的课程。教师可容易当了，却是把学生的大好光阴耽误，总是误人子弟。” 另一个趋向则是学生程度越来越低。梁启超在一九二三年就指出社会上已出现一群“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从未读过一部中国书”的学生。而梁氏所指的“中国书”似并不包括自己的著作。到一九四零年叶圣陶则退步到希望学生“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文言”，如“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者《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就最好。可又过几年，连叶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即使中等学校毕业生对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里“时新文章”的典故也“往往不免茫然”。此点在吕叔湘给叶氏编写的《国文百八课》的评论文章中可获明证。吕氏对《国文百八课》的最大批评是“完全没有注释”，但究竟何者该注呢？吕氏认为梁启超《祭蔡松坡文》中的“自吾松坡之死，国中有井水饮处皆哭”中的“有井水饮处”当说明出处，可见吕氏心中学生的程度之低。对于这种情况一九三九年郭绍虞编《近代文编》时已有隐晦批评说：“一重文言，便将认为迷恋骸骨，便将认为违反潮流，种种责难因之以起。……我们可以不做文言，却不能说不会文言；我们可以不提倡文言，却不能不顾到文言。”一九四二年叶圣陶则干脆宣称这几十年来“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
究竟是“量力”还是“填鸭”式地进行教育或许至今仍是一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清末民初以降教科书和学堂教育不断提倡“量学生之力”或曰“儿童本位”来迁就学生程度的后果我们却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传统的不断失落。今日大学人文学科毕业生碰过经书的能有几人？数量极不容乐观。割裂了传统的启蒙往往既丢了传统的好处，又会使外来的积极因素异化。民国初年严复就对此有所体认。他谈教育子女时就提出“非不知（经、传、古文）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但这些传统的精髓恰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俟孩童年长后自然能够“相喻”，“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蒋梦麟在其自传中也说：“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潘光旦则以为“前人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童年虽则活剥生吞，壮岁可以反刍细嚼，只要终身受用有日，何妨一时消化无方”。这些话从趋新而返归传统的严复、新学堡垒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曾在美国留学五年的潘光旦口中说出，对今日我们讨论教科书问题实有深深的启迪。
西方新文化史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将欧洲近代历史上启蒙与生意的互动揭示了出来。这种互动落实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上，情形要更吊诡一些。一方面无生意则无启蒙的规模效应。正是有了大量（至少数千册的规模）、快速（现代印刷技术）、及时（每年学期开始即要启用）出版的教科书，启蒙方才有了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生意也可以使得启蒙旁逸斜出，波折丛生。这表现在：第一，有生意就有商家竞争，竞争的白热化对商家来说很多时候就是两败俱伤。曾在一九一二年借革命之机成功狙击商务印书馆的中华书局创始人之一陆费逵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却也不得不道出由他一手开启的恶性竞争给出版机构带来的严重伤害：“近一二年营业竞争达于极点……彼此为自卫而竞争，究其极，非彼此两伤两亡不已。”到一九二零年，余家菊更说：“现行的教科书，多半是纯粹商品。编辑和发行，多半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他们不配负促进文化的担子，不配做教育人类的工具。听说他们的内幕，有许多丑态。”
第二，启蒙既成生意，就需巨大数量的出版品方能保证其有利可图，再加上清末科考改革和学堂设立的推波助澜，遂使得读书人的求学问道和自我展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戊戌年间湖南名士王先谦已注意到：“以制艺论，贫士家有十千钱书，可以成名。（科举考试）易策论，虽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的阅读规模一面使得各类新书（包括教科书）大量出现坊间，提供给读书人阅读。但反讽的是正因如此不读书的“读书人”反而也越来越多。《中国白话报》主笔林獬（白水）就讽刺说这些人“（书）无需真的一一读过，只要知道书名、价格，哪个书局出版，就能摇摇摆摆做起‘新党’来了”。
第三，生意既由资本力量所操纵，此种操纵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出版机构，而一定是延绵各界，进而会影响所谓“舆论”，促成一种“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严复语）的形势。为推广大卖教科书，很多“新人物”开始群起丑诋传统童蒙教育。一九二九年胡适为宣传国语运动时就直接说：“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
这种所谓传统“童蒙教育”残忍、惨酷、不人道、野蛮的刻板印象，比照时人回忆就会发现其中不可究诘处甚多。胡适自己十四年前（一九一五）批评私塾不过认为其缺点是不太“讲书”。在《丁文江的传记》里他也不认为私塾对丁氏有大妨害，反而说“他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同时胡适也称道过《醒世姻缘传》中写“南边先生”认真教书的部分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好材料”。
再以传统“童蒙教育”之多宗“罪”中最典型的扑责体罚来说，能在故纸堆里看出满纸“吃人”的鲁迅，他自己就读的三味书屋却并不太扑责。据他说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因此就连周作人都看出了鲁迅文中不那么与传统“战斗”的诡异面相，特地要在《知堂回想录》中“补充”说：“这书房（三味书屋）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另据资深报人胡绩伟回忆，他在四川威远四合堡上的小学虽然是新式学堂，却保留私塾的一些特点，比如打屁股。他就被打过三十大板。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就此大骂私塾，而是觉得自己“罪有应得，理当挨打”。
虽然时人回忆里“私塾”并非那么可怕，甚至有不少为私塾正名之人。柳诒徵即以为“数百年间，塾师之教，虽不尽同，大都先背诵而后理解，世多病其戕害儿童。不知人生数十寒暑，唯儿时记忆力最强，前人深知此意，利用天机，不使浪费”而已。但这些回忆和辩白是被淹没在巨浪滔天的反读经、反科举、反私塾直至整体反传统的声音之中，这种被掩盖的，甚至于未掩盖却熟视无睹（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中学课本里的常客）的历史记忆都在见证着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失落的那些珍贵之物。
写到此处不免想到了当下的时髦词之一—“民国范儿”，因为教科书正是“民国范儿”的一大象征物。不过把时间往回推近一百年，那时的人似未看出民国有什么“范儿”。非但如此，杨荫杭还直接以“五代”比拟“民国”，这样比拟从“书法”上说基本等于直斥民国是“堕落时代”，因为稍阅史籍就知道“五代”是中国文化最凋敝之时，多的是无气节之人，如儿皇帝石敬瑭和老乡愿冯道，因此北宋士大夫才会特别强调和注重已数百年不振的伦常纲纪。具体到民国教育环境上，一九二零年杨荫杭曾写过一篇叫《学荒》的评论在《申报》发表，特别指出“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故岁荒谓之凶，而不知学荒之凶更甚于岁荒”。读了上述文字，笔者不禁困惑究竟是杨荫杭等民国人物的即时观察有误，还是我们今天都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总说一个近似“五代”，总闹“学荒”的时代真是有范儿！这实在是个难以索解的问题。
教科书内外的启蒙与传统
在有限旧人和众多今人的团团表扬之外，对于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即时批评者，我们似应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机会。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见，当时有两种批评值得注意：其一是把教科书与以往蒙童必读之书相比较，以凸显当日教科书的“速成滥造”。一九一三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赐游学进士出身的程树德就提问说：“诚不解先哲手定之经史，何以逊于近人之大手笔？”一九一六年康有为也有类似问题说：“今无论教科书之谬陋也，即使有条不紊，则编者可代为教主，可代为圣人矣。”其二是有些时人发现了在教科书编写中所渗透出的浓烈追求富强功利的味道。钱玄同就在日记中记下刘师培之言云：“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因此“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试观今日学校所授之修身及伦理学教科书……以土地私有、贫富不均为万世所不易；更有国家神圣，法律万能种种呓语，使理性未充足之少年，习闻此等邪说，其将来不为正义人道之敌者，亦几希矣。”
对于上述批评要剥离的或是意气之争的一面。如康有为抨击编教科书者“至愚极陋”。此说诉诸实际，恐怕打击面太大。而刘师培的以“富强功利”为主干之说，当时教科书虽有此强烈倾向，但也有其他更丰富的面相，如世界主义催发下的“大国民”理想等等。
不过上述批评意见能促使我们反思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大半植根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文明”的突破时期—春秋战国。孔孟诸子虽未必要尊其为“教主”，但他们的段数高于清末民初那批“两头不到岸”的读书人却是毫无疑问。同时中国传统里实不爱讲功利富强和竞争进化，清末因被洋人打得痛了，遂开始生硬囫囵讲起。之后这样的说法因欧风美雨带来的尊西崇新之风而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道理”。时至今日，中国人既享受了很多讲功利富强的好处，但也吃了不少讲功利富强的苦头。所以回头看以教科书为重要元素的启蒙如何在传统中求变，又如何在传统失落中异化就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里一开始尚还保留着不少传统因素，但这些传统因素如王汎森所言，已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这些分子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这种传统成分的打散和重组正是中国现代启蒙复杂性的重要构成，下面试举几个实例。
当时教科书都爱提“苏武牧羊”故事。这些课文如一一读过就会发现与《汉书》中写苏武的段落大半类似，不过把传统故事复述一过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汉书》，各种教科书（笔者所见大约为数十种）里的“苏武牧羊”故事一般都删去了《汉书》中苏武与李陵的一段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对话即：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这段话以李陵与苏武做比照，凸现儒学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大道，恰为“苏武故事”在传统脉络中所谓“守节”、“大义”的真正内涵，而删去这段话，整个故事就可能向忠于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发展而去，从而使老故事有了新意蕴。
又如一篇名为《秦政愚民论》的课文也很值得玩味。秦政历来是传统读书人抨击的对象，但一般对秦政的批评多在其德政不修，求强慕富与穷兵黩武。可是此文却将焦点落在“愚民”之上，并以当时时髦的“开民智”为基础展开想象说：
我民族二千年智识蒙昧，民气不伸，皆秦王政蔽塞摧残故也。……使秦王政以其变法长才，不灭古以尊今，不焚书而兴学，召诸生以共襄新法，聚偶语街谈巷议之辈悉予以参政权，行见与民共治立宪之局已自秦开之，虽谓西秦嬴政即为东海睦仁（按明治天皇）可也。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民初教科书与传统实有相当多的联系，经过对传统的不断改写如对秦皇、汉武、管仲、王安石等重要人物的重新评断，启蒙与传统或尚能有几分粘连而两相生机不绝。遗憾的是教科书里的传统因素随着趋新大潮的步步激烈，其保留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舶来的教育观念里有一重要意见认为：教育孩童应该努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宜浅显明了，简单易懂，不宜程度过深，正所谓“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胡适语）。因此一九一二年浙江就有读书人用宣讲的形式告诉广大乡民：新教科书相较旧日经书“字样由大而小，笔数由少而多，所有的文字都是日用的文字”，对童稚来说“不止便于日用，而且很快懂得”。同年教育部批文里也夸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词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习见事物之外，颇合初等小学程度，其字句亦无甚瑕疵”。
这种对教科书程度的乐观看法不几年就发生了剧烈变化，能“很快懂得”、“颇合程度”的教科书因新文化运动的滥觞突变为“很难懂得”与“不合程度”。一九一八年教育研究会开会时就有不少“新人物”提出时下教科书“程度不合于儿童之心理”，“文理太艰深”，“陈义太高”。这些意见大多指向的就是教科书里的传统因素如“经训”、“格言”与“史事”，进而直指以文言为主体的国文、修身等课程，希望改为语体文。在此判断下，教科书不得不朝“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特别是去除传统成分的方向上去编写。钱玄同就曾表示他听北京孔德学校的老师说其编写的《国语读本》比起“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来，教的时候“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不过他的看法遭到了常年在南方教书的钱基博激烈反驳。在钱氏看来：“白话文教授，小学实施的结果很好”这句话“只可去骗蔡元培、钱玄同那班大学者”。南方小孩惯听惯说的话绝对与国语不一样。所以钱玄同所谓“国语本身容易了解”这句话，只能在北京城里讲。可是在所谓“时代潮流”的挤压下钱基博等提出的点滴不同意见并不足以改变因教科书“改革”而产生的两个长程趋向：一个是学堂教育尤其是所谓国文、修身等教育越来越不受到民众信任。清末对其批评多落在学堂和教科书“洋化艰深”上，而到二十年代，抨击焦点则转到了其不够“艰深”。共产党早期著名人物王尽美就听很多小学教师说：“现在的学堂真好教，那样薄薄的十二本国文，十二本修身，要是在私塾里，不过一月就要念完，今竟分成四年的课程。教师可容易当了，却是把学生的大好光阴耽误，总是误人子弟。” 另一个趋向则是学生程度越来越低。梁启超在一九二三年就指出社会上已出现一群“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从未读过一部中国书”的学生。而梁氏所指的“中国书”似并不包括自己的著作。到一九四零年叶圣陶则退步到希望学生“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文言”，如“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者《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就最好。可又过几年，连叶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即使中等学校毕业生对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里“时新文章”的典故也“往往不免茫然”。此点在吕叔湘给叶氏编写的《国文百八课》的评论文章中可获明证。吕氏对《国文百八课》的最大批评是“完全没有注释”，但究竟何者该注呢？吕氏认为梁启超《祭蔡松坡文》中的“自吾松坡之死，国中有井水饮处皆哭”中的“有井水饮处”当说明出处，可见吕氏心中学生的程度之低。对于这种情况一九三九年郭绍虞编《近代文编》时已有隐晦批评说：“一重文言，便将认为迷恋骸骨，便将认为违反潮流，种种责难因之以起。……我们可以不做文言，却不能说不会文言；我们可以不提倡文言，却不能不顾到文言。”一九四二年叶圣陶则干脆宣称这几十年来“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
究竟是“量力”还是“填鸭”式地进行教育或许至今仍是一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清末民初以降教科书和学堂教育不断提倡“量学生之力”或曰“儿童本位”来迁就学生程度的后果我们却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传统的不断失落。今日大学人文学科毕业生碰过经书的能有几人？数量极不容乐观。割裂了传统的启蒙往往既丢了传统的好处，又会使外来的积极因素异化。民国初年严复就对此有所体认。他谈教育子女时就提出“非不知（经、传、古文）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但这些传统的精髓恰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俟孩童年长后自然能够“相喻”，“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蒋梦麟在其自传中也说：“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潘光旦则以为“前人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童年虽则活剥生吞，壮岁可以反刍细嚼，只要终身受用有日，何妨一时消化无方”。这些话从趋新而返归传统的严复、新学堡垒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曾在美国留学五年的潘光旦口中说出，对今日我们讨论教科书问题实有深深的启迪。
启蒙与生意的吊诡互动
西方新文化史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将欧洲近代历史上启蒙与生意的互动揭示了出来。这种互动落实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上，情形要更吊诡一些。一方面无生意则无启蒙的规模效应。正是有了大量（至少数千册的规模）、快速（现代印刷技术）、及时（每年学期开始即要启用）出版的教科书，启蒙方才有了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生意也可以使得启蒙旁逸斜出，波折丛生。这表现在：第一，有生意就有商家竞争，竞争的白热化对商家来说很多时候就是两败俱伤。曾在一九一二年借革命之机成功狙击商务印书馆的中华书局创始人之一陆费逵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却也不得不道出由他一手开启的恶性竞争给出版机构带来的严重伤害：“近一二年营业竞争达于极点……彼此为自卫而竞争，究其极，非彼此两伤两亡不已。”到一九二零年，余家菊更说：“现行的教科书，多半是纯粹商品。编辑和发行，多半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他们不配负促进文化的担子，不配做教育人类的工具。听说他们的内幕，有许多丑态。”
第二，启蒙既成生意，就需巨大数量的出版品方能保证其有利可图，再加上清末科考改革和学堂设立的推波助澜，遂使得读书人的求学问道和自我展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戊戌年间湖南名士王先谦已注意到：“以制艺论，贫士家有十千钱书，可以成名。（科举考试）易策论，虽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的阅读规模一面使得各类新书（包括教科书）大量出现坊间，提供给读书人阅读。但反讽的是正因如此不读书的“读书人”反而也越来越多。《中国白话报》主笔林獬（白水）就讽刺说这些人“（书）无需真的一一读过，只要知道书名、价格，哪个书局出版，就能摇摇摆摆做起‘新党’来了”。
第三，生意既由资本力量所操纵，此种操纵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出版机构，而一定是延绵各界，进而会影响所谓“舆论”，促成一种“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严复语）的形势。为推广大卖教科书，很多“新人物”开始群起丑诋传统童蒙教育。一九二九年胡适为宣传国语运动时就直接说：“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
这种所谓传统“童蒙教育”残忍、惨酷、不人道、野蛮的刻板印象，比照时人回忆就会发现其中不可究诘处甚多。胡适自己十四年前（一九一五）批评私塾不过认为其缺点是不太“讲书”。在《丁文江的传记》里他也不认为私塾对丁氏有大妨害，反而说“他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同时胡适也称道过《醒世姻缘传》中写“南边先生”认真教书的部分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好材料”。
再以传统“童蒙教育”之多宗“罪”中最典型的扑责体罚来说，能在故纸堆里看出满纸“吃人”的鲁迅，他自己就读的三味书屋却并不太扑责。据他说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因此就连周作人都看出了鲁迅文中不那么与传统“战斗”的诡异面相，特地要在《知堂回想录》中“补充”说：“这书房（三味书屋）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另据资深报人胡绩伟回忆，他在四川威远四合堡上的小学虽然是新式学堂，却保留私塾的一些特点，比如打屁股。他就被打过三十大板。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就此大骂私塾，而是觉得自己“罪有应得，理当挨打”。
虽然时人回忆里“私塾”并非那么可怕，甚至有不少为私塾正名之人。柳诒徵即以为“数百年间，塾师之教，虽不尽同，大都先背诵而后理解，世多病其戕害儿童。不知人生数十寒暑，唯儿时记忆力最强，前人深知此意，利用天机，不使浪费”而已。但这些回忆和辩白是被淹没在巨浪滔天的反读经、反科举、反私塾直至整体反传统的声音之中，这种被掩盖的，甚至于未掩盖却熟视无睹（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中学课本里的常客）的历史记忆都在见证着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失落的那些珍贵之物。
写到此处不免想到了当下的时髦词之一—“民国范儿”，因为教科书正是“民国范儿”的一大象征物。不过把时间往回推近一百年，那时的人似未看出民国有什么“范儿”。非但如此，杨荫杭还直接以“五代”比拟“民国”，这样比拟从“书法”上说基本等于直斥民国是“堕落时代”，因为稍阅史籍就知道“五代”是中国文化最凋敝之时，多的是无气节之人，如儿皇帝石敬瑭和老乡愿冯道，因此北宋士大夫才会特别强调和注重已数百年不振的伦常纲纪。具体到民国教育环境上，一九二零年杨荫杭曾写过一篇叫《学荒》的评论在《申报》发表，特别指出“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故岁荒谓之凶，而不知学荒之凶更甚于岁荒”。读了上述文字，笔者不禁困惑究竟是杨荫杭等民国人物的即时观察有误，还是我们今天都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总说一个近似“五代”，总闹“学荒”的时代真是有范儿！这实在是个难以索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