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口述实录
王丽丽，上海地铁7号线值班站长。公共交通是防疫关键，全力以赴，做好地铁的消毒、安全防护工作。
大年初十，清晨4：30，我比往常提早了半小时出门，老公从家里开车送我到接驳地铁站，前往工作地点上海7号线常熟路车站，作为地铁系统的一名普通值班站长，在常熟路站工作了11年，早已习惯了春节没有假期的日常，只是今年格外地不同。
我叫王丽丽，同事们都叫我“丽姐”。
常熟路早班车的运营时间是六点零一分，每到值班换班的前一晚，为了做好每班之间的衔接工作，我们3位值班站长都养成了隔天晚上电话沟通、交接事项的习惯。自从1月22日，站点要求必须戴口罩、进出站消毒测体温的通知下发开始，运营前的准备工作变得不同寻常，站长作为第一个到站的人，提前到站的这30分钟，尤为重要。
清晨5：30，我到了车站。除了巡视站厅、站台和7个出入口，发放备用金等常规准备工作外，先是配置了1：20滴露稀释消毒液，补足了客服中心、车控室、值班站长室等重点部位的分装瓶，又额外稀释了2大瓶以备随时取用，在客服中心简单喷洒消毒后，等保潔阿姨来了之后，再用小喷瓶二次彻底消杀。
5：42，早班的员工开始陆续到岗了，在班前会上，我重点叮嘱每个岗位的员工“戴口罩要规范，口鼻都要遮住”“换岗休息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别忘了用洗手液”。这些也是其他站长昨晚重点叮嘱的。5：54，首班车准时到达常熟路站。监护开关门作业，目送列车驶离站台，而我一天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
站点配备的1：20滴露稀释消毒液。 
周佳吉购买的防疫物资送到了站里。
常熟路站是大站，紧挨着静安寺，工作日高峰期时人流量最高能达到10万人次，加上换乘站多，站点附近分布的医院也多，防控的不确定性很大。但情况变化得也很快，我记得，大年初一人流量突然骤降，那天ATM自助售票机的营业额只有200多块钱，包括刷卡、大都会、投币等加在一起，一天的总收入也才6800块。
虽说人少了，但我心里的那根弦仍然紧绷着，因为一旦有确诊或疑似病例乘坐地铁，对我们的考验会非常大，为此，我所在的运三公司，为有效阻断疫情扩散传播，根据人流量的划分，启动了A方案、B方案和B 方案。比方说，当双头班车客流达到1300人及以上时，引导乘客分散车门上车，避免扶梯处大客流聚集风险。
特别是针对乘客出现的紧急情况，设置临时隔离区。1月31日，春节值班期间，我的同事静安寺站值班站长施悦峰，曾遇到过一名发热病人，那天早上7：28，一位乘客到站下车后，询问站务员董昉毅附近有没有医院，得到答案后仍逗留在站台。
董昉毅主动上前询问情况，乘客这才反映：“身体不适，有发烧的症状。”虽然后续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测量体温后，发现该乘客体温正常，但出于对乘客健康负责，在征得乘客同意后，120医护人员将该乘客送往华山医院。同时，车站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跟随民警乘坐出租车一同前往医院，了解后续情况。
乘客离开后，车站迅速组织开展了后续消毒工作。施站长通过视频回看，确定了乘客下车的具体车门。保洁阿姨把站厅、站台都彻底打扫消毒了，重点是下行站台2-1至2-5屏蔽门、候车椅和自动扶梯扶手等乘客停留和行走的地方。后来，根据民警查到的记录，这位乘客刚从湖南回来，情绪有点紧张，我觉得可以理解，希望他没事。
7号线常熟路站值班站长王丽丽（右一），正在为同事测体温。 
地铁工作人员正在消毒。
疫情当前，车站最关心的就是消毒和个人防护工作，7号线静安寺党支部根据公司党委要求，7号线党总支统筹安排，组织支部党员成立疫情防控突击队“静心保障突击队”，我们常熟路站就是其中一员。消毒工作是首要，除了列车、办公室、站台等大面积消毒外，门把手、闸口、自助售票机、自动扶梯扶手带、乘客休息室、厕所等也要做到“360度无死角”，这方面，我叮嘱保洁阿姨每间隔两个小时循环消毒一次。
作为值班站长，我每天都会时刻关注疫情数据，2月3日，我看到全国确诊病例呈现上升趋势，再加上此前无症状传染的新闻报道，内心非常担忧。毕竟，我们站点有33个员工，90后的比例占到一半，特别一些95后的“小朋友”不太好管，戴口罩久了，就想露出鼻子，或者在人少的时候取下来一小会儿。我看到后，就会反复唠叨，虽然他们嘴上会说：“丽姐，你怎么像我妈一样。”但还是会乖乖戴好。
上海7号线值班站长王丽丽正在为员工测体温。
做好个人防护，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乘客及家人负责，但仍有一些现实情况需要解决。自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地铁上的物资每天消耗非常大，虽然下发了很多，但还是不够用，有时候一线岗位同事一天换一个都很难。我们也尝试着在网上采购，但都不发货。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后，不同岗位上的同事，开始自发寻找物资支援，比如酒精、口罩、手套等等，这让我非常感动。
1992年出生的周佳吉是我们常熟路站点的“暖男”。大年初一15：00，他主动放弃了休息日，专门跑到第一医药连锁药房，购买物资。当看到药店门口“无口罩、无酒精、无酒精棉球”的告示，他还是走进药店，买了三盒板蓝根。之后，又特地跑了一次车站，把家里囤的100副医用乳胶手套，专程开车送到了站里。
静心保障突击队其中一个站点肇嘉浜路站，值班站长孙怡蕾也带着妈妈和老公跑了四家药店排队买口罩，最后终于在昌平路雷允上药店买到了，口罩限购1人5只，他们三人排了2轮，一共买到25只。孙怡蕾没有留下一个口罩，而是带到车站，放在站长室，提供未戴口罩的员工使用。孙怡蕾说，她担心万一有人没戴，站长室里面多备两个，比较安心。
看到同事们的行为，我心里充满了力量，有人把我们比做“最美逆行者”，但相比一线医护人员，我们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是值班站长，我更心疼每天在站台、在收银台、在闸口、安检口值守的同事们，如果你问我，他们的父母会担心吗？会害怕吗？我想都会有的，但没有一个人说过，要请假，要退缩，要放弃。
和我们一样，就在这个时刻，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他们，都在为守护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而奉献自己的热情，付出最大的努力。
23：01，列车运营结束，进入维保库做全面消毒工作，我稍稍松了一口氣;23：45，我把今天所有的账款结掉，在同事们都下班后，又拿着酒精小喷瓶把办公区域消毒了一遍;23：55，我脱下手套，背上包，走出地铁口，似乎闻到了树叶发新芽的清香。
我想，春天就快要来了。
王丽丽，上海地铁7号线值班站长。公共交通是防疫关键，全力以赴，做好地铁的消毒、安全防护工作。
大年初十，清晨4：30，我比往常提早了半小时出门，老公从家里开车送我到接驳地铁站，前往工作地点上海7号线常熟路车站，作为地铁系统的一名普通值班站长，在常熟路站工作了11年，早已习惯了春节没有假期的日常，只是今年格外地不同。
我叫王丽丽，同事们都叫我“丽姐”。
常熟路早班车的运营时间是六点零一分，每到值班换班的前一晚，为了做好每班之间的衔接工作，我们3位值班站长都养成了隔天晚上电话沟通、交接事项的习惯。自从1月22日，站点要求必须戴口罩、进出站消毒测体温的通知下发开始，运营前的准备工作变得不同寻常，站长作为第一个到站的人，提前到站的这30分钟，尤为重要。
清晨5：30，我到了车站。除了巡视站厅、站台和7个出入口，发放备用金等常规准备工作外，先是配置了1：20滴露稀释消毒液，补足了客服中心、车控室、值班站长室等重点部位的分装瓶，又额外稀释了2大瓶以备随时取用，在客服中心简单喷洒消毒后，等保潔阿姨来了之后，再用小喷瓶二次彻底消杀。
5：42，早班的员工开始陆续到岗了，在班前会上，我重点叮嘱每个岗位的员工“戴口罩要规范，口鼻都要遮住”“换岗休息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别忘了用洗手液”。这些也是其他站长昨晚重点叮嘱的。5：54，首班车准时到达常熟路站。监护开关门作业，目送列车驶离站台，而我一天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
常熟路站是大站，紧挨着静安寺，工作日高峰期时人流量最高能达到10万人次，加上换乘站多，站点附近分布的医院也多，防控的不确定性很大。但情况变化得也很快，我记得，大年初一人流量突然骤降，那天ATM自助售票机的营业额只有200多块钱，包括刷卡、大都会、投币等加在一起，一天的总收入也才6800块。
虽说人少了，但我心里的那根弦仍然紧绷着，因为一旦有确诊或疑似病例乘坐地铁，对我们的考验会非常大，为此，我所在的运三公司，为有效阻断疫情扩散传播，根据人流量的划分，启动了A方案、B方案和B 方案。比方说，当双头班车客流达到1300人及以上时，引导乘客分散车门上车，避免扶梯处大客流聚集风险。
特别是针对乘客出现的紧急情况，设置临时隔离区。1月31日，春节值班期间，我的同事静安寺站值班站长施悦峰，曾遇到过一名发热病人，那天早上7：28，一位乘客到站下车后，询问站务员董昉毅附近有没有医院，得到答案后仍逗留在站台。
董昉毅主动上前询问情况，乘客这才反映：“身体不适，有发烧的症状。”虽然后续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测量体温后，发现该乘客体温正常，但出于对乘客健康负责，在征得乘客同意后，120医护人员将该乘客送往华山医院。同时，车站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跟随民警乘坐出租车一同前往医院，了解后续情况。
乘客离开后，车站迅速组织开展了后续消毒工作。施站长通过视频回看，确定了乘客下车的具体车门。保洁阿姨把站厅、站台都彻底打扫消毒了，重点是下行站台2-1至2-5屏蔽门、候车椅和自动扶梯扶手等乘客停留和行走的地方。后来，根据民警查到的记录，这位乘客刚从湖南回来，情绪有点紧张，我觉得可以理解，希望他没事。
疫情当前，车站最关心的就是消毒和个人防护工作，7号线静安寺党支部根据公司党委要求，7号线党总支统筹安排，组织支部党员成立疫情防控突击队“静心保障突击队”，我们常熟路站就是其中一员。消毒工作是首要，除了列车、办公室、站台等大面积消毒外，门把手、闸口、自助售票机、自动扶梯扶手带、乘客休息室、厕所等也要做到“360度无死角”，这方面，我叮嘱保洁阿姨每间隔两个小时循环消毒一次。
作为值班站长，我每天都会时刻关注疫情数据，2月3日，我看到全国确诊病例呈现上升趋势，再加上此前无症状传染的新闻报道，内心非常担忧。毕竟，我们站点有33个员工，90后的比例占到一半，特别一些95后的“小朋友”不太好管，戴口罩久了，就想露出鼻子，或者在人少的时候取下来一小会儿。我看到后，就会反复唠叨，虽然他们嘴上会说：“丽姐，你怎么像我妈一样。”但还是会乖乖戴好。
做好个人防护，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乘客及家人负责，但仍有一些现实情况需要解决。自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地铁上的物资每天消耗非常大，虽然下发了很多，但还是不够用，有时候一线岗位同事一天换一个都很难。我们也尝试着在网上采购，但都不发货。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后，不同岗位上的同事，开始自发寻找物资支援，比如酒精、口罩、手套等等，这让我非常感动。
1992年出生的周佳吉是我们常熟路站点的“暖男”。大年初一15：00，他主动放弃了休息日，专门跑到第一医药连锁药房，购买物资。当看到药店门口“无口罩、无酒精、无酒精棉球”的告示，他还是走进药店，买了三盒板蓝根。之后，又特地跑了一次车站，把家里囤的100副医用乳胶手套，专程开车送到了站里。
静心保障突击队其中一个站点肇嘉浜路站，值班站长孙怡蕾也带着妈妈和老公跑了四家药店排队买口罩，最后终于在昌平路雷允上药店买到了，口罩限购1人5只，他们三人排了2轮，一共买到25只。孙怡蕾没有留下一个口罩，而是带到车站，放在站长室，提供未戴口罩的员工使用。孙怡蕾说，她担心万一有人没戴，站长室里面多备两个，比较安心。
看到同事们的行为，我心里充满了力量，有人把我们比做“最美逆行者”，但相比一线医护人员，我们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是值班站长，我更心疼每天在站台、在收银台、在闸口、安检口值守的同事们，如果你问我，他们的父母会担心吗？会害怕吗？我想都会有的，但没有一个人说过，要请假，要退缩，要放弃。
和我们一样，就在这个时刻，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他们，都在为守护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而奉献自己的热情，付出最大的努力。
23：01，列车运营结束，进入维保库做全面消毒工作，我稍稍松了一口氣;23：45，我把今天所有的账款结掉，在同事们都下班后，又拿着酒精小喷瓶把办公区域消毒了一遍;23：55，我脱下手套，背上包，走出地铁口，似乎闻到了树叶发新芽的清香。
我想，春天就快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