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是什么原因，使得晋商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
　　晋商研究的著作汗牛充栋，各个方家都有自己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观点：
　　近代以来,国势的衰微以及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掠夺；
　　晋商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
　　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
　　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
　　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
　　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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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原因，我们估计都会摇头：这些原因只是表面的，这些表象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张正明教授在《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犹太商人与晋商的成功，其底蕴就是犹太商业文化与晋商文化。从中看出犹太商人和晋商有好多相似之处，如重信守约、对信息高度重视、切忌轻信、稳妥经商、掌握多种语言以及各自的文化之于商业的作用，等等。
　　既如此，晋商为何只在短短五百年之后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呢？
　　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确实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有一点却有着本质的差异，这就是信仰文化：
　　犹太人从来只敬拜一位上帝，而且坚信只有他们信的才是独一真神；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是骨子里的，是让上帝在主观意识里占主导的，是完全以上帝的教导来生活的，是可以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的。
　　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据说佛教是从印度那面取来的，伊斯兰教好像是阿拉伯人带进的，至于基督和天主确实是西方列强们赠给我们的“礼物”了，道教确乎是中国本土的产品，但早已被张道灵他们弄得只剩捉鬼降妖的把戏了。不过，自古以来敬神的香火兴盛不衰，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敬神的方法，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敬神说法。在中国敬神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仙也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可以成仙，动物也可以成仙，一棵树一朵花，一块砖头一片瓦砾均可成仙。
　　说到底中国人的敬神是比较务实的，早上栽树是为了晚上乘凉，至于别的教派所说的极乐世界或者天堂，那有些太遥远了，连圣人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何况芸芸众生们。
　　敬财神可以马上发财，敬药王就会身体康健，敬送子娘娘会多生儿子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进不进天堂，到不到极乐世界众生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把现在的生活过好是最大的实惠。因此，中国人拜神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近乎等价交换以求双赢的商业行为。中国人有很多信佛教、信鬼神，中国人是多神论、泛神论，只要是有利于自己都可拜，据统计，中国各民族信的神加起来差不多近四万个之多。因为他们想祈求得到现成的利益，并没有把宗教当作一种信仰，而是怀着一种功利的心去希望得到好处。在晋商发源地，山西省介休市龙凤乡的张壁村，我们可以看到，祭祀的范围几乎被无限化的扩大，既有三大士、真武大帝、吕祖等佛家和道家的宗教神灵，也有空王佛、子孙娘娘、痘母娘娘等民间俗神，还有关帝、二郎、可汗等社会人神。这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任何有希望解决现实问题的神灵都有可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是中国百姓同时供奉众多神灵的心理基础。
　　而西方人信教大多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基督教告诉人生活就是为了受苦，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解脱才能上天堂。所以可以说西方人是为了一种幻想中的天堂经营自己的信仰，并没有功利性。相反，西方很多宗教的戒律是让人受苦的，比如犹太人的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再比如《达芬奇密码》中的基督教信徒执行对自己虐待似的教规。我想这样的宗教在中国是绝对没有市场的，不但不能给人好处反倒还让人受苦，精明的中国人是不会做这样的傻事的！
　　


　　那么这种信仰文化的差异之于商业行为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诚信。犹太人把信守契约当作是神的旨意，他们一直都能做到坚持诚信，因而，犹太人的诚信是基于一种信仰，是对上帝负责，是履行和上帝基于信仰的约，守信必蒙赐福，违约必遭罚。诚信意味着平等的交易、公平的竞争，《羊皮卷》中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可行不义，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在这样的信仰文化里，犹太民族几乎人人都是“一诺千金”的布季，这是世界公认的；而中国人讲诚信是基于一种文化，只需对自己(顶多是组织)负责，从功利出发，只是为更好地吸引顾客维持自己的生意持久，在这样的文化里，“一诺千金”只是一个群体努力效法楷模，是个特例。这样，中国人敬奉“关公”只是为了用关公忠义来约束伙计或掌柜的败德行为，从而保证商业的成功。而犹太人为了捍卫他们神圣的信仰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金钱在信仰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晋商有自己的信仰，关公就是山西商人发明的“财神”。徽商发源于朱子的故乡，晋商则发源于关公的故乡。对晋商而言他们赖以生存的宗教就是关帝崇拜，这种崇拜与新教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类似，流布天下的晋商信用正是通过崇宁殿中袅袅的香烟而薪火相传。“关公”的忠义诚信在五百年晋商发展史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晋商信仰的功利性，当功利之目的达到了甚至形势好得让东家想也没想到时，这种文化的约束力不经意间被忽略了，当各门店的“关公”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时，各种败德行为就日渐显露了：掺假、刁蛮顾客、私分、贪污、内部人控制、欺瞒东家……晋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晋商后期衰落前的普遍现象。就如当今学生考大学。如果你的目标是考大学，则十年寒窗苦读煞是用功，而一旦考上大学如愿了，那股劲头也劲减，于是通过上网、读恋爱来消磨时光。错在你的目标是考大学，而不是像富兰克林，他穷其大半生精力是为了揭开“雷电之谜”。一个是探索真理，一个是求取功名。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一句话很有意思：“相信永恒的西方人敬畏上帝，只注重今生的中国人惟恐得罪宝座上的皇帝”。这句话最明显地让人看到晋商信仰功利性的根本原因是“只注重今生”，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晋商后代奢华堕落的合理解释：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三七二十一。
　　说穿了，晋商其实就是打着老乡“关公”这块招牌，最早进行组团造舰的一伙商人。每座大庙戏楼都维系着一个商贸集团，包融着票号、粮食、药材、毛皮和日杂等多种经营。而全国的晋商们，其实都加入在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的商贸集团。敬奉关公更是用意深远，对内——晋商们来说是一种管理约束，对外——经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宗教约束，
　　奠定西方社会基础的法理精神和契约精神也是从犹太人继承过来的。旧约《圣经》中上帝先后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立约，这是犹太人更是犹太商人契约精神的源起，所以，犹太商人一旦和谁定了契约，即便赔个倾家荡产他肯定会履约，因为在犹太商人那边，他首先是已和上帝有约，违背对方就是违背上帝。而旧约《圣经》出埃记中记载上帝将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令摩西传于以色列人世代遵行便是犹太人法理精神的起源，这也是西方法制观念的源头。犹太商人正是凭着法制和契约(现在的制度和合同)在和全世界各族人民做生意，无往不胜，犹太商人可以用所有种族的人为他们服务，而晋商只用本乡当地人。晋商有个规矩，“用乡不用亲”。雇人一定要雇用老乡，尤其是本村、本县的，但是不能是亲戚。晋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老乡拉帮结派，成群结伙的。正是同乡之间互为犄角，互为支援，才成就了晋商和徽商历史上的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几乎所有商业繁盛之地，其最惹眼、最气派的建筑不是徽商会馆，就是晋商会馆。会馆者，老乡交游约会之馆也。明清时期，客籍异乡的各地商人为了摆脱当地牙商的控制，携手一致对外及协调内部关系，常常以地域为界限，组成商帮，同时为了便于在各地进行商业活动和组织内部活动，又在各地设立了公共的商业活动场所——会馆。会馆和商帮乃是一种表里关系，会馆是商帮的外在组织表现形式。只用老乡，其根源是：晋商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的基础是人治，这是基于儒家文化而产生的。必须是“知根知底”，这样晋商用人具有明显的地域限制，“得三晋英才而经商”，而犹太商人可以立于完善的制度“得天下英才而经商”。人才优势在经商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了。
　　让我们再回到犹太人。近两千年的流浪，所到之处经常遭受逼迫、蹂躏、残杀，几近灭绝却都起死回生，之所以没有被同化，之所以始终像一家人，是因为无论飘到哪里，无论遭受怎样的逼迫，他们都保存着两本在他们看来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书，《圣经》(旧约)和《犹太法典》。每一个犹太小孩子在刚懂事时，大人将蜂蜜涂在《圣经》上让小孩舔，告诉他们这是上帝对你的祝福，这是美好的礼物，让孩子从小喜爱读书，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穷其一生都是研读这两本书。这种教育使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犹太人都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度完短暂的人生回到天父的怀抱！这种信仰使他们从小就憎恶、远离一切上帝所不喜悦的，竭力追求上帝所喜悦的。这种永恒的追求、永恒的价值观念融入他们的生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这样力量作用下犹太商人再富裕也不至于堕落到晋商后代那样的光景。在犹太人的信仰里，挥霍和浪费都是极大地不敬畏上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不难看出：信仰的缺失是晋商后代奢华堕落的根本原因。人之堕落，其业必败。所以，梁小民先生的观点是：“一个商帮只要不断地思变，外部环境再恶劣，也可以找到出路，只有自身已不再思变，不再前进时，才会‘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把晋商的衰落仅仅归因于清王朝的崩溃和辛亥革命的冲击，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根本，这只是外因。如果说这样的外因，况怕没有那一个民族的遭遇比犹太人更糟了，但犹太商人何时衰落到一蹶不振，不再复起之绝境！
　　因此，有人说，西方清教徒商人是从“禁欲”开始商业活动的，而中国企业家则是从“贪欲”开始的。
　　《山西经济日报》曾经刊发过一篇题为《抱愧晋商》的文章，作者说：“我们不难看出信仰文化之于商业、之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再来审视明清晋商后代的堕落之现象，也就不难解读了。市场、金钱始终应该是表面的浅层的，而更深层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则是文化或是信仰。什么时候舍本逐末，都必将不能长久。明清晋商持续五百年辉煌的深层文化背景是置信、义于利之上，而晋商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是信仰的丧失，这是根本。
　　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信仰的功利性是造成晋商商业行为在健康状态不能长久运行的根本原因，而信仰的缺失则直接导致晋商后代道德沦丧，奢华堕落最终丧失了祖先基业。与犹太商人相比，晋商的大起大落似乎都可以在信仰文化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除此而外，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与外来文化碰撞，以山西黄土文化为基础，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晋商积淀精神气质，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恪守居庸处常、尚中贵和的中庸思想有极大关系。“庸”即人伦日常日用，孜孜于此，就会对人民生活、生计心怀殷忧，把淑世之情变成入世之行；就会以平常、平等之心接人待事，从而善于创建自己的新文化。“中”即“执两用中”，恪守“中道”，就会不傍不倚，胆大心小，独立自主，明智决策；就会克勤克俭，节用有度，讲求效益，精于算计……
　　 正是因为晋商这种精神沉淀，使得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而东部地区，实力远不如票号的钱庄业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从而在竞争中顺利转型，实现金融成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长幼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明清山西商人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唯贤是举。晋商在开业时选择最著信义的优秀人才为经理，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但是山西票号东家将一切经营活动、人事管理、资金运用，委托经理、掌柜全权负责，东家概不干预。如果遇到亏损，只要不是经理人为的失职，东家并不会责怪，反而补充资金，期待来年有所转机。这种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的委托经营关系是建立在信赖与忠诚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体现了企业内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晋商文化。严格的管理体系正是由这种传统的尊卑秩序来维持的。东家（相当于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的董事长）——总号老帮（相当于CEO）——各地分庄老帮（相当于总经理）——不同层次的掌柜或者伙计（相当于部门经理），他们构成了一个严格等级体系。虽然有一定的现代管理元素，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实际上是“君君臣臣”关系的体现。在一个以“人治”为中心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尊长秩序是无法想象的。而“人治”的必要条件正是绝对权威的存在。在“人治”票号里，绝对权威的表现就是决策往往由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一个票号的兴衰就取决于一个人了：他决策正确，票号成功；他决策错误，票号失败。与此同时，晋商票号严格的号规约束只能引起防卫性行为，不能产生激励效用。工作中的成就感和对工作的精通属于自尊的需求，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欲望。这种需求是一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能力方面，想使自己最大发挥潜能。可是普通员工对号事没有发言权，经理、掌柜很少通过观察、交往和对下属的倾听，了解普通员工的期望，对反映普通员工需求和期望或抱怨重视不够或根本不重视。普通员工即使得到金钱需求满足，他们的社会、自尊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这样票号缺乏有效的沟通途径，经理、掌柜与普通员工和谐团结的群体精神发挥得不够，导致员工敬业精神降低，对组织的忠诚度降低，许多员工疏远了与票号保持亲密的关系，团体的凝聚力随之降低。
　　研究人员程慧指出：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机制和商业道德。但是，它的衰败同样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固有的缺陷。
　　真可谓“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
　　她得出来的结论是：现代企业的生命力在于用法治来代替人治，但晋商是无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这不仅是晋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保守和排外。作为封建商人，和封建统治者一样他们拒绝接受一切非封建社会的新事物，更加谈不上“与时俱进”了。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和排外，是长期以来我们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又充分体现在晋商身上。受内陆黄河文明的影响，晋商一直以封闭、保守著称，赚到钱以后，或者修筑防御性极高的深宅大院，或者代为行使当地政府的一些权力，总之是惠及乡里，成了晋商的传统。所以山西都是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在读书科考方面不能实现的文化梦又一次复苏，他们把自己的宅院盖得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再把多年从商形成的“风水”文化融入其中，于是，一座座长方形的封闭四合院建成了，封闭的高墙使自家屋檐的雨水都流不到墙外，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装饰性建筑风水墙、照壁等在美化着宅院的同时，也于不经意间流落出了晋商们那种对自己人生机遇无法把握的无奈。
　　他们在文化上的落后，成了晋商心中永远的结。他们所做的，就是用建筑上极力地炫耀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掩盖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余秋雨先生关于晋商的这句话实乃到位。
　　可以说是传统文化造就了晋商，同样也毁灭了晋商。
　　晋商的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合力的综合结果。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晋商的演进发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进的。晋商的衰亡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的消极因素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使晋商文化成为其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灵魂。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晋商衰败，是因为文化出了问题。做为精明的有实力的商人为什么没有选择适应新制度，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因素。比如产权问题，家族式管理是开始兴盛的一个原因，后来却成了最致命的伤害，各家族内部产权不明晰，家族之间利益分配就更难统一。票号的实际运营者因为有了顶身股制度也不愿意分权，这些都是票号做不大的原因，此乃家族文化的缘故。
　　票号和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初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经营风险，甚至有很多票号替山西的有功名的人捐官，但是后来它的服务就太单一了，金融产品一定要有衍生性，单靠最初的纯信用性担保业务利润小风险大，特别是遇到了动荡的社会，贬值最快的恰恰就是信用，这个时候晋商可以考虑进入诸如典当、抵押等业务，一方面放大存贷优势，另一方面从社会吸取实业资源。此乃官本位文化所致。
　　我们看到，南方的经济已经崛起，最早的思潮与洋人接触的机会都是在南方形成的，南方的地方官思想先进，对个人实践都抱着积极的态度，整个社会底层人群的见识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很好很多，为什么晋商没有抢占南方，要么说明当时内部效率已经很低鞭长莫及，或者意识已经跟不上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宁波商帮。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