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巴金先生晚年创作了散文集《随想录》，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他在《病中集·后记》中写道：“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叶圣陶先生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指出：“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因此，要读懂、读透《随想录》，首先要理清作者的“感情思路”，领会其真实的写作意图。在此基础上，分析鉴赏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进而探究作者情感如何打动读者，并激起读者的“感情共鸣”。
《小狗包弟》是《随想录》中的名篇之一，文章取材于一条特殊的小狗——包弟，标有“里通外国”的印记，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文革”时期，写一位身份特殊的“我”——一位文艺工作者、“文革”对象。但巴金先生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解读《小狗包弟》时，我们如何从“特殊”中读出“真实”“自然”？如何于平静的叙述中触摸作者感情的温度，进而思考生命的宽度与价值的厚度？这是我们读懂“这一篇”，明确“这一类”的价值选择。
《小狗包弟》一文中，特殊的社会背景形成了“我”和包弟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变化。是包弟影响着“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还是“我”的遭遇造成了包弟命运的改变？这看似矛盾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又微妙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者正是借此倾诉出郁积于心多年、丰富复杂而又深刻的“感情”，并将这种独特的“感情”形象化为“满园的创伤”。因此，“满园的创伤”便成为我们读懂作者“感情”及其价值的不二选择。
一、“满园的创伤”——推动情节的引擎
《小狗包弟》叙事清晰，情感波澜起伏。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激起“我”的心灵震颤，作者以时间为纬，一线串珠，串联起“与包弟亲密接触”“不知如何安排包弟”“送走了包弟”“送走之后心不得安”“至今心不得安”等一系列与包弟有关的故事。又以“我”的感情变化为经，演奏出“悲伤——欢快——忧虑——轻松——沉重——歉意”的跌宕音符。但笔者认为，从情节的发展来看，如此梳理，只是游弋于作者感情的表层，而不能潜入作者的内心心理结构，探究其创作的“感情动力”。
揣摩之、咀嚼之，《小狗包弟》一文中，真正能触痛作者神经，激发作者创作热情的，不是纯粹意义上小狗的命运遭遇，而是与小狗有着相似坎坷的“我”的一家人的命运遭遇，是“文革”造成的“满园的创伤”。因此，在听了藝术家的凄惨经历以及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后，作者写道：“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
这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句意表达和叙事逻辑来看，“是的，我也养过狗”有唠叨、赘余之嫌。但它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心境，强调的语气里流露出无奈的叹息，更是“无处话凄凉”的心灵倾诉。正是这一只小狗，揭开了“我”的“创伤”记忆，引出下文对“创伤”形成过程与原因的诉说。“文革”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又给无辜的包弟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于是，“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这是作者的自嘲，又是一个形象化的类比，小狗在医院里承受肉体解剖之痛，而“我”却被“十年浩劫”这一无形的屠刀解剖得遍体鳞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是作者对过去十三年零五个月所遭受创伤的一个总结。至此，作者情感已降至冰点，呼天抢地的忏悔已无法弥合心灵的创伤。更有甚者，“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痛苦的挣扎并不能换来心灵的慰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让主体遭受精神分裂之痛，最终导向了命运的不可知和无法把握，这是站在“人性”制高点的最沉痛的忏悔。诚如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真正的散文总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小狗包弟》不仅有严谨的叙事节奏，更有推动叙事的情感节奏。艺术家与狗的创伤故事敲醒“我”伤痕累累的记忆，失去温情与亲情的心灵创伤难以忍受，挥之不去。在一番沉痛的诉说后，作者试图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还清心灵欠债。殊不知，这是一道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如此感情推进，文章结尾处的“忏悔”就具有更加深远而悠长的意义。
二、“满园的创伤”——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饱尝“十年浩劫”的悲辛，巴金先生心力交瘁，痛不欲生。当他散步于院子里，重新打量周围的变化，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而又陌生，暗淡而又伤神，萧条而又凄清。细读“满园的创伤”，这是一部抒写作者血泪人生的历史书，又是一幅描绘世态炎凉的社会画，每一组变化的镜头里都投射出人性的悲凉。在经历一个家庭分崩离析、亲人反目成仇、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动荡后，物质家园的破坏已不足以引起巴金先生内心的“熬煎”。但是，每一处的破坏或变化都能勾起他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回忆，而这份沉甸甸的记忆成为他永远抹不去的心灵伤痕。
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写道：“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写出家庭变迁，亲情疏离。巴金先生目睹“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自然预感“隔篱呼取尽余杯”的融洽、和谐已荡然无存。“无缝”突出了人与人之间自私、冷漠、戒备的心理，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留给人的心理阴影却永不褪色。“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一方面写出了“新主人”的不容亲近与素质低下，另一方面又寄予着作者对“旧主人”何去何从的关注与同情，这是温情失去之痛。而描写葡萄藤被挖走，却添了一个从紧靠着的五楼公寓里牵过来的大化粪池，写出了院子环境的破坏，彰显出人类文明程度的退变，自私欲的无限膨胀。
如果说我们从上述变化中读出了一代人的悲剧、社会悲剧，那么，从绿草如茵的草地变成“一片衰草”“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中，我们又能读出巴金先生的另一幅人生图景。作者睹物思人，想到了妻子萧珊，妻子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仿佛都在眼前跃动;想到过去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不禁悲从中来。因此，句间“……”不是无穷列举，而是极度悲痛时心灵失语，“欲语泪先流”的情状油然而生。而“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又将眼前的一切“实”景化为“虚”情。散文是“虚”“实”结合的艺术，实处落笔，虚处传情。如此看来，“满园的创伤”既是物质家园的破坏，更是精神家园的无情践踏。当这一切纷至沓来时，“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三、“满园的创伤”——人性本真的忏悔
高建国在《深情中吟出的忏悔》中指出：作者写《小狗包弟》的用意是“忏悔”[1]，谢冕先生说：“《小狗包弟》是一篇真诚忏悔自己的文字。”[2]陈思和先生也指出：“巴金先生严厉地批评自己，无情地自我解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精神立场上进行的‘忏悔’”[3]。由此观之，“忏悔”是《小狗包弟》的感情皈依与价值取向。然而，令笔者不禁反思与追问的是，巴金先生为什么而忏悔？多数论者给出了结论，高建国在《深情中吟出的忏悔》写道：“作者当年弃狗时的无情无义，透露出作者自我忏悔”;[4]艾会波先生指出：“忏悔的对象是小狗包弟”“除了对包弟的忏悔，我们还能感受到作者对他的爱人萧珊的忏悔。”[5]不难看出，他们一致的观点是作者为“弃狗”而“忏悔”。
查阅“文革”时期历史事件和评论，我们发现，“文革”“赐予”了老舍的沉湖，傅雷夫妇的悬梁，赵树理、杨朔的死于非命。季羡林先生也饱含着血与泪写下了《牛棚杂忆》，借历史这面镜子照出“十年浩劫”中人性的丑恶。相比较而言，巴金先生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而“弃狗”，实属微乎其微、不足挂齿之事。如果作者因此而表达出深深“忏悔”之情，颇为令人费解，于情于理不合，还有小题大做、无病呻吟之惑。当然，更不能激起读者情感共鸣。
巴金先生究竟为何而“忏悔”？《小狗包弟》为何因“忏悔”而打动读者？他在《我和文学——一九八0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中写道：“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当我们变换一个角度审视《小狗包弟》时，却又发现，作者每一次回忆包弟，都寄托着些许深思与牵挂。当熟人想把包弟送给我们家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当我们从广州回来时，“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人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后来时常回忆“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可见，过去，包弟是我们一家人融洽相处的情感纽带，而今它又成为“我”重温亲情与爱情的另一扇窗。
其实，理解巴金先生的“忏悔”之情，我们不能把《小狗包弟》封闭成一个独立的文本，而应该把它放进《随想录》的故事链中，进行互文性解读。如此，在立体化的场域中理解作者感情，其感情呈现更客观、具体、真实。《怀念萧珊》一文大段文字表达了作者的“忏悔”之情，“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这是为爱情的失去而“忏悔”。“他（巴金先生的儿子）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这是为亲情的疏远而“忏悔”。在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的时代，在一个夫妻背叛、朋友反目而司空见惯的特定时期，萧珊没有抛弃巴金而远去，更没有背叛巴金，而是坚守爱情，保持一份纯洁的爱心，愿意为他减轻痛苦，承担一切责任。儿子也因为“我”的牵连而默默承受着外界施予的重压，沉默与恶习都是人性扭曲之使然。我们知道，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不受外界环境制约，是发自内心、最原始而又最真实的表达，是人性的本真。当爱情失去，亲情疏远，人性本真遭到扭曲而又无能为力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怎能不奋笔疾书？为人性本真而“忏悔”，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公平命運而鸣冤。如此看来，作者描写了小狗包弟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唤回本真人性，唤醒道德良知，彰显亲情、爱情的无价与力量，这也许是《小狗包弟》足以打动读者而散发出恒久艺术魅力的真正原因。
刘再复先生在《罪与文学》中指出：“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归根结底应当是个体的灵魂，也就是体现在每个生命个体身上的灵魂，而不是群体性的民族灵魂。”[6]受此启发，笔者在解读《小狗包弟》时，力避政治图解或“形而上”的标签，而是潜入文字深处、直攫作者“内宇宙”的奥府，在作者感情的“自然流”中，揆情度理，探寻作者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对人性弱点的解剖。静水流深，方见其真，唯有如此，“满园的创伤”的功能与价值才能渐趋植根于读者心灵。
参考文献：
[1][4]高建国.深情中吟出的忏悔[J].名作欣赏，1988年第5期.P15.
[2]谢冕.推荐《小狗包弟》[J].语文建设，2004：第1期.P39.
[3]陈思和.巴金提出忏悔的理由[J].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6日第6版.
[5]艾会波.在创伤里忏悔 在忏悔中怀念[J].语文建设，2008年7-8期.P82-83.
[6]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P1.
《小狗包弟》是《随想录》中的名篇之一，文章取材于一条特殊的小狗——包弟，标有“里通外国”的印记，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文革”时期，写一位身份特殊的“我”——一位文艺工作者、“文革”对象。但巴金先生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解读《小狗包弟》时，我们如何从“特殊”中读出“真实”“自然”？如何于平静的叙述中触摸作者感情的温度，进而思考生命的宽度与价值的厚度？这是我们读懂“这一篇”，明确“这一类”的价值选择。
《小狗包弟》一文中，特殊的社会背景形成了“我”和包弟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变化。是包弟影响着“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还是“我”的遭遇造成了包弟命运的改变？这看似矛盾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又微妙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者正是借此倾诉出郁积于心多年、丰富复杂而又深刻的“感情”，并将这种独特的“感情”形象化为“满园的创伤”。因此，“满园的创伤”便成为我们读懂作者“感情”及其价值的不二选择。
一、“满园的创伤”——推动情节的引擎
《小狗包弟》叙事清晰，情感波澜起伏。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激起“我”的心灵震颤，作者以时间为纬，一线串珠，串联起“与包弟亲密接触”“不知如何安排包弟”“送走了包弟”“送走之后心不得安”“至今心不得安”等一系列与包弟有关的故事。又以“我”的感情变化为经，演奏出“悲伤——欢快——忧虑——轻松——沉重——歉意”的跌宕音符。但笔者认为，从情节的发展来看，如此梳理，只是游弋于作者感情的表层，而不能潜入作者的内心心理结构，探究其创作的“感情动力”。
揣摩之、咀嚼之，《小狗包弟》一文中，真正能触痛作者神经，激发作者创作热情的，不是纯粹意义上小狗的命运遭遇，而是与小狗有着相似坎坷的“我”的一家人的命运遭遇，是“文革”造成的“满园的创伤”。因此，在听了藝术家的凄惨经历以及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后，作者写道：“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
这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句意表达和叙事逻辑来看，“是的，我也养过狗”有唠叨、赘余之嫌。但它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心境，强调的语气里流露出无奈的叹息，更是“无处话凄凉”的心灵倾诉。正是这一只小狗，揭开了“我”的“创伤”记忆，引出下文对“创伤”形成过程与原因的诉说。“文革”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又给无辜的包弟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于是，“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这是作者的自嘲，又是一个形象化的类比，小狗在医院里承受肉体解剖之痛，而“我”却被“十年浩劫”这一无形的屠刀解剖得遍体鳞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是作者对过去十三年零五个月所遭受创伤的一个总结。至此，作者情感已降至冰点，呼天抢地的忏悔已无法弥合心灵的创伤。更有甚者，“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痛苦的挣扎并不能换来心灵的慰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让主体遭受精神分裂之痛，最终导向了命运的不可知和无法把握，这是站在“人性”制高点的最沉痛的忏悔。诚如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真正的散文总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小狗包弟》不仅有严谨的叙事节奏，更有推动叙事的情感节奏。艺术家与狗的创伤故事敲醒“我”伤痕累累的记忆，失去温情与亲情的心灵创伤难以忍受，挥之不去。在一番沉痛的诉说后，作者试图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还清心灵欠债。殊不知，这是一道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如此感情推进，文章结尾处的“忏悔”就具有更加深远而悠长的意义。
二、“满园的创伤”——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饱尝“十年浩劫”的悲辛，巴金先生心力交瘁，痛不欲生。当他散步于院子里，重新打量周围的变化，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而又陌生，暗淡而又伤神，萧条而又凄清。细读“满园的创伤”，这是一部抒写作者血泪人生的历史书，又是一幅描绘世态炎凉的社会画，每一组变化的镜头里都投射出人性的悲凉。在经历一个家庭分崩离析、亲人反目成仇、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动荡后，物质家园的破坏已不足以引起巴金先生内心的“熬煎”。但是，每一处的破坏或变化都能勾起他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回忆，而这份沉甸甸的记忆成为他永远抹不去的心灵伤痕。
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写道：“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写出家庭变迁，亲情疏离。巴金先生目睹“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自然预感“隔篱呼取尽余杯”的融洽、和谐已荡然无存。“无缝”突出了人与人之间自私、冷漠、戒备的心理，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留给人的心理阴影却永不褪色。“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一方面写出了“新主人”的不容亲近与素质低下，另一方面又寄予着作者对“旧主人”何去何从的关注与同情，这是温情失去之痛。而描写葡萄藤被挖走，却添了一个从紧靠着的五楼公寓里牵过来的大化粪池，写出了院子环境的破坏，彰显出人类文明程度的退变，自私欲的无限膨胀。
如果说我们从上述变化中读出了一代人的悲剧、社会悲剧，那么，从绿草如茵的草地变成“一片衰草”“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中，我们又能读出巴金先生的另一幅人生图景。作者睹物思人，想到了妻子萧珊，妻子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仿佛都在眼前跃动;想到过去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不禁悲从中来。因此，句间“……”不是无穷列举，而是极度悲痛时心灵失语，“欲语泪先流”的情状油然而生。而“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又将眼前的一切“实”景化为“虚”情。散文是“虚”“实”结合的艺术，实处落笔，虚处传情。如此看来，“满园的创伤”既是物质家园的破坏，更是精神家园的无情践踏。当这一切纷至沓来时，“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三、“满园的创伤”——人性本真的忏悔
高建国在《深情中吟出的忏悔》中指出：作者写《小狗包弟》的用意是“忏悔”[1]，谢冕先生说：“《小狗包弟》是一篇真诚忏悔自己的文字。”[2]陈思和先生也指出：“巴金先生严厉地批评自己，无情地自我解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精神立场上进行的‘忏悔’”[3]。由此观之，“忏悔”是《小狗包弟》的感情皈依与价值取向。然而，令笔者不禁反思与追问的是，巴金先生为什么而忏悔？多数论者给出了结论，高建国在《深情中吟出的忏悔》写道：“作者当年弃狗时的无情无义，透露出作者自我忏悔”;[4]艾会波先生指出：“忏悔的对象是小狗包弟”“除了对包弟的忏悔，我们还能感受到作者对他的爱人萧珊的忏悔。”[5]不难看出，他们一致的观点是作者为“弃狗”而“忏悔”。
查阅“文革”时期历史事件和评论，我们发现，“文革”“赐予”了老舍的沉湖，傅雷夫妇的悬梁，赵树理、杨朔的死于非命。季羡林先生也饱含着血与泪写下了《牛棚杂忆》，借历史这面镜子照出“十年浩劫”中人性的丑恶。相比较而言，巴金先生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而“弃狗”，实属微乎其微、不足挂齿之事。如果作者因此而表达出深深“忏悔”之情，颇为令人费解，于情于理不合，还有小题大做、无病呻吟之惑。当然，更不能激起读者情感共鸣。
巴金先生究竟为何而“忏悔”？《小狗包弟》为何因“忏悔”而打动读者？他在《我和文学——一九八0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中写道：“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当我们变换一个角度审视《小狗包弟》时，却又发现，作者每一次回忆包弟，都寄托着些许深思与牵挂。当熟人想把包弟送给我们家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当我们从广州回来时，“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人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后来时常回忆“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可见，过去，包弟是我们一家人融洽相处的情感纽带，而今它又成为“我”重温亲情与爱情的另一扇窗。
其实，理解巴金先生的“忏悔”之情，我们不能把《小狗包弟》封闭成一个独立的文本，而应该把它放进《随想录》的故事链中，进行互文性解读。如此，在立体化的场域中理解作者感情，其感情呈现更客观、具体、真实。《怀念萧珊》一文大段文字表达了作者的“忏悔”之情，“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这是为爱情的失去而“忏悔”。“他（巴金先生的儿子）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这是为亲情的疏远而“忏悔”。在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的时代，在一个夫妻背叛、朋友反目而司空见惯的特定时期，萧珊没有抛弃巴金而远去，更没有背叛巴金，而是坚守爱情，保持一份纯洁的爱心，愿意为他减轻痛苦，承担一切责任。儿子也因为“我”的牵连而默默承受着外界施予的重压，沉默与恶习都是人性扭曲之使然。我们知道，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不受外界环境制约，是发自内心、最原始而又最真实的表达，是人性的本真。当爱情失去，亲情疏远，人性本真遭到扭曲而又无能为力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怎能不奋笔疾书？为人性本真而“忏悔”，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公平命運而鸣冤。如此看来，作者描写了小狗包弟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唤回本真人性，唤醒道德良知，彰显亲情、爱情的无价与力量，这也许是《小狗包弟》足以打动读者而散发出恒久艺术魅力的真正原因。
刘再复先生在《罪与文学》中指出：“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归根结底应当是个体的灵魂，也就是体现在每个生命个体身上的灵魂，而不是群体性的民族灵魂。”[6]受此启发，笔者在解读《小狗包弟》时，力避政治图解或“形而上”的标签，而是潜入文字深处、直攫作者“内宇宙”的奥府，在作者感情的“自然流”中，揆情度理，探寻作者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对人性弱点的解剖。静水流深，方见其真，唯有如此，“满园的创伤”的功能与价值才能渐趋植根于读者心灵。
参考文献：
[1][4]高建国.深情中吟出的忏悔[J].名作欣赏，1988年第5期.P15.
[2]谢冕.推荐《小狗包弟》[J].语文建设，2004：第1期.P39.
[3]陈思和.巴金提出忏悔的理由[J].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6日第6版.
[5]艾会波.在创伤里忏悔 在忏悔中怀念[J].语文建设，2008年7-8期.P82-83.
[6]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