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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饷制度是清代军饷供应的中心环节之一，对于保障军需供应，维护清朝统治作用綦重。清前期，四川属于受协省份，由户部指拨邻近省份协济军饷。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作为国家财薮的东南各省先后遭受兵燹，财政供支捉襟见肘。为了应对时局，清廷将四川视为财政搜罗的重点所在，令其协济他省军需。四川由受协省份变成承协省份，以成同年间为关键。本文意在探讨清代四川财政地位转换的内外因素、过程及其影响，借以管窥近代协饷制度运作模式的变动与清政府统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受协，承协，咸丰年间，四川，协饷制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16-04
满族入主中原，从维护王朝统治的整体出发，将军队分布于各省，其数量多寡相差悬殊，尤以京畿及边远省份为多。本地军队的供给，原则上以所在省份为主。但军需浩繁，边远省份的财力不足供支，为了保障军需，清代继承了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军需协拨举措，将富裕省份的收入转输不足省份，建立了协饷制度，构成清代财政运行中极其重要的环节。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升降承转。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大半个中国，本为朝廷财赋之区的东南各省遭逢战火，不仅难以自保，且有求于人。在增兵加饷的情况下，清廷为保证军需供应，不得不转移而谋诸他省。四川从前期的受协省份一变而成承协省份。以四川作为观察清代协饷关系转换的个案，既可了解清代以来四川财政地位变化的过程，也可明了近代协饷制度运作的具体形态。
一、在承协与受协之间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称，公私著述皆盛称川省物产饶裕，地广土沃。明朝中后期，由于屯田制和开中法的衰败，贵州经常需要四川的协济军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贵州巡抚赵釴奏催四川等省军需：“贵州额粮仅及十万，一切军需尽仰于四川、湖广，而有司自分彼此，无悉心催办者，乞行两省抚按官严督所司校其多寡完欠，以定赏罚。”与四川邻近的云南，一遇征伐也需要川省接济，崇祯五年(1632年)户部在答复云南巡抚蔡侃的请饷要求时，安排四川予以接济：“将川省五年分解部辽饷内量拨一万两，除石硅应援士兵所需行粮外，余银即解滇接济，以充军兴之用。”此类记载较多，表明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四川已开始协济邻省军需，并形成一种惯例。
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四川未能幸免，“川省自遭张献忠之难，人民夷戮殆尽”，加上明清两朝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多次战争对四川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川中百里无烟，人民所存有数，频年进剿，迁移仅存皮骨。今一二孑遗，衣食不能自给。生聚拯救之难。”清廷鉴于“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景况，移民入川，“招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人民入川开垦。且有强迫而来者，准其随意插占，纳数亩之粮，即可坐耕数十亩之地”。在清廷实行移民入川、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等政策后，川省经济渐有起色。
如前所述，清朝建立以后令八旗和绿营驻防全国重要地区。清前期，清政府开疆拓土，四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清廷控驭西部边疆的枢纽之一，因此驻扎了不少军队。乾隆年间，驻防成都的八旗，除了将军、副都统而外，还有协领、佐领共24人，防御24人，骁骑校24人，兵役等人2672人，马4451匹，每年官俸、兵饷、马乾等项需要“二十余万两”白银。绿营军队数额则要大得多，“通省各营马战守兵，共为三万四千三百余名”，每年所需饷项“一百二十余万两”。当时各省军队的军需供应一般由所在省份自行解决，通常是总督或巡抚将本省所需军饷具题报部：“督抚于题请兵饷疏内，明列该省额征钱粮见(现)在实数，及兵马岁需饷乾数，以便部拨”，由藩司核发。如果该省因为收入有限，兵饷不敷供支，则通过户部指定邻近省份以协饷的形式予以补助。清初，四川正值兵燹之后，且不时征伐，如此巨额的养兵之费，实在难以承受。当时各省收入以田赋为最主要的来源，川省“民田四十七万六百二十四顷有奇，年额征银六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一两零，遇闰加征银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余两，实为常款之大宗”，加上盐课、杂税等项，依然不能足敷一省之用。康熙十一年(1672年)左都御史艾元徵为此还奏请举办军屯，以减轻当地负担，据称当时四川每年需要协饷八十余万两，对他省的财政依赖度颇高。
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四川援兵云集，川省请饷之奏纷至沓来。乾隆十二年(1747年)川抚纪山因官军进剿金川，奏请拨饷。户部先于江西、湖北指拨军饷60万两，随后又于广东留备银内拨协饷60万两，作为四川军需之用。由于大小金川变故不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调集一万七千多名制兵前往金川，同时安排了部库及各省协饷1000万两，充分保障清军军需供应。以上两则事例仅是大小金川之役军需供应的掠影。据粗略统计，两次大小金川共计用银七千余万两。虽然当时国库充盈，但协饷也是军需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可知，四川经济基础较好，明代中后期对周边省份的军需供应常常施以援手，以有余补不足，为维护明朝的统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明清之交，四川受到农民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清以后，四川位置重要，驻兵众多，军费供应需要邻近省份协济。彼时，四川既有清廷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措施的倾斜，又有他省财源的不断输入，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亦有助于提升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清代初期以来四川虽然时有战事，但是无法改变当地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清廷实施的诸多措施共同发挥效用，有利于藏富于民，亦为四川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由受协省份向承协省份的转换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
二、承协地位的确立
从咸丰朝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云贵及西北地区人民起义接踵而起，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清廷筹兵筹款，疲于应付，财政有罗掘俱穷之势。以太平天国运动为始，四川在全国的财政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清初“川省额征丁粮课税，向不敷年例供支，尚赖湖南等省协济。自军兴后，邻省协饷早停，而川省协邻之款年多一年”，一语道尽了清代四川财政地位转换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不得不挖掘省内潜力，希望既能满足省内一应需款，又能够顾及国家利益，为国家军需提供财源。此间，川省的主要税收来源为田赋附加以及盐厘。
(一)内掘财源
田赋附加。清代定制不得增加田赋税率，但在传统社会，田赋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不能直接加征，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转圜，遂有按粮津贴和捐输之名目。当时四川尚属完善之区，对清廷来说也就意味着财政来源：“成同军兴，兵饷告匮，乃就地丁正粮，加收津贴、捐输，以供军费，其收入实多于正粮数倍；而川民输将恐后，亦以其初额赋本轻，力能堪之也。”津贴与捐输，按粮摊派，征收简易：“津贴者，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津贴亦一两矣。咸丰末年，更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捐输 者，亦按粮摊派，川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瘠数十州县外，余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由藩司临时斟酌。”上述陈述虽对按粮津贴和捐输的开征时间有所误解，但对津贴与捐输摊派的描述则大致不错。津贴与捐输的征收与当年收成密切相关，并有逐年增加之势，“每年除边瘠偏灾州县之外，奏请办理按粮津贴一次，所入约数十万。嗣因京协各饷岁有加增，于是每年又奏请劝办按粮捐输一次，所入约百数十万或百余万不等，数目多寡，视年岁之丰歉，并无定数”。在朝廷加派京饷与协饷时，川省只好提高田赋附加税率。
四川按粮津贴在嘉庆五年(1800年)曾经署理四川总督勒宝奏请办理。当时白莲教起义，饷需不继，而“军务紧要，粮运夫马既不能停，自不能不仍资民力……川省民田宽广，赋则比之他省较轻，如量加津贴，尚属可行，并可为乡勇、团勇雇价不敷之处，以之酌盈剂虚，量为贴补”。及至咸丰年间，被兵省份大兵云集，需饷尤殷。因此朝廷令四川办理按粮津贴，“本属临时取给，权宜济事，其后京协各饷奉派日增，无以充拨，历年援案奏请展办，渐成国家之常赋矣”，按照津贴的征收标准，每年收数与正赋相近。
按粮津贴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川省的财政压力，但是面对朝廷的军需指拨与他省督抚的请饷要求，亦不免杯水车薪。咸丰二年(1853年)朝廷令四川等省办理捐输，以济要需：“现在广西军务未能克期竣事，筹解军饷，仍当宽为储备。”捐输的征派亦以正赋为参照，但摊派的额度不固定，责成有司，督绅征收。捐输达到相应的数额便可以奏请议叙，小额捐输则计总数，由总督奏请广文武科举中额、学额。除了一些穷苦州县不派捐输外，其他州县分别等级，定期纳付，大约一年可得一百八十余万两，超过地丁额赋两倍有余。川省田赋附加之所以能够集成巨款，既是当时川省财政搜刮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川省财力之雄厚及其潜力。
盐厘。除了上述两项田赋附加外，川省大宗收入还有盐厘。四川盐业在明清之际遭到严重破坏，至雍正朝才渐渐得以恢复。清代四川盐法“有引盐票盐之分。引盐者，由商人领运配运行销。其行于黔楚者曰边引，行于腹地者曰计引，而税由商人纳官也。票盐者，由小贩持票赴厂购买余盐以给民食，既无领引之商，难收按引之税，故由粮户并入地丁纳官也”。简而言之，引盐系由商运商销，引税取之于商人；票盐则由民运民销，引税取之于地丁。清代川盐的引地有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和西藏等地区。每年正杂盐课统共约为三十余万两，为数有限。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川省私盐大量侵入湖北淮盐引地，盐厘成长为川省收人大宗。
湖北行盐有淮盐和川盐之别，川盐引地仅有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建始八个州县，皆邻近川省。其余绝大部分地区为淮盐引地，“两淮盐赋甲天下，而取于湖北者常半”，湖北盐利之厚可以概见。太平天国占领金陵以后，长江航运阻塞，淮北盐引无法运至湖北，楚省食盐供应中断，导致当地盐价腾贵，川私遂乘虚而入，坐享巨利。为此，清廷打算运浙盐或川盐来挽回国课，但是私盐价格相对较低，票盐和引盐无法与其争锋。有鉴及此，咸丰三年(1854年)八月，四川在宜昌府设立盐局，对所有运楚川盐统一征收厘金，以期化私为公，一年可以抽收盐厘银二十余万两；又于沙市设立分局，每月大约收钱七八万串左右。咸丰十一年(1861年)，川省提高了两地的盐厘税率，沙市与宜昌每年收银增至八十万两上下。川省境内亦于咸丰四年(1855年)抽收盐厘，每年约收银十二万余两。此外，鉴于川盐销售畅旺，同年川省开征厂厘，每年可收银三十一万一千两。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黔匪外扰，松番内哄，川饷浩烦，将各厂厘金酌量加增”，每年抽银增加到七十五六万两。重庆也于咸丰十年设立盐厘总局，不论“边计、运楚、正盐、余盐，悉令赴局完厘”，一年约收银二十五六万两。概而言之，川盐济楚每年可以收盐厘银八十万两左右，加上川省盐厘、厂厘及重庆盐厘局所收三项，计可抽银一百十余万两。川盐岁课由先前的三十一万余两一跃而至二百数十万两，王守基说：“此所谓失之于东，得之于西，国家课赋以淮盐为大宗，自长江梗阻三百余万之正供尽归子虚，非蜀盐旺产，不但军饷无出，全楚之人不几于淡食乎?”
王守基此言不差，川盐行楚，弥补了国课损失，为办理军需省份提供了协饷。胡林翼曾称：川盐运楚，“倘经理得人，则赢余颇厚，以实军储”，而且“川省济楚军饷，竭力供支，尚虞不足，兹画作盐本，在川省所筹，仍不过照向月之数，而楚省所获较丰，是不增饷而有增饷之益”。当然，当时川省收入还有其他款项，如关税以及各项杂税，但皆项目琐碎，人款有限，所起作用与田赋附加与盐厘相比，相形见绌。
(二)天下之人皆求之
“有土此有财”，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东南各省接连陷入战火，各地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本地财赋化为乌有。各省督抚以及统兵将领办理防剿，“所难者不在筹兵而在筹饷”，因此各地请饷之奏纷如雪片。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起义初起桂境，广西办理军需，需饷孔殷，户部指拨川省予以接济。五月十三日，四川总督徐泽醇筹解银7万两解赴广西，是为川省由受协省份向承协省份转换的标志。同年八月初十日，广西收到第二批解银254500两。除广西而外，还拨解湖南防堵经费银51000两。
其他省份，如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咸丰五年(1856年)奏请川省协济楚省军饷，他认为接济湖北军饷“以四川为最便，蜀中年尽丰稔，盐课增额亦较他省为腴”，朝廷遂命四川总督起解十数万两交给胡林翼应用，其后屡有指拨之请。而当时“无土无财，无位无民”的曾国藩更是对川省财赋寄予厚望。朝廷虽然知道川省拨款纷繁：“虽调拨军饷，不仅一处，自应竭力筹拨，以顾大局”，希望川省能够勉为其难。与兵连祸结的邻省相比，当时“川省尚称完善，比他省拨解较易”，且位置适中，解运快捷，因此清廷与督抚多将川省视为协饷的主要对象，以至于有“天下之人皆求之”之势。仅从咸丰元年至咸丰四年底，四川省就协济各省饷银三百三十二万四千余两，省份包括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甘肃等省，几乎遍及全国。随着全国局势的恶化，四川协饷数额呈增加态势。可见，四川对他省军需和清廷财政的重要性。
咸丰中期，云贵两省接连发生起义。云贵本属于经济落后地区，一旦遭遇战事，军需开支陡增，不得不向清廷请求协饷。明代四川就已经是协济云贵的主力，于情于理此时都应设法协济，否则会被视为与邻为壑，自分畛域。成丰五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恒春与贵州巡抚蒋霨远称，黔省筹兵筹饷，需用孔亟，请求朝廷指拨四川等省协济。朝廷遂令四川协饷10万两。这仅是一个开端，此后贵州因军需紧急而频繁请饷，四川成为贵州军饷的主要供应者。除了贵州外，云南也因军务繁兴需要四川的协济。咸丰六年，朝廷指拨四川协济云南军饷三四万两，是为四川协济滇饷之始。和贵州情形相似，云南省内军务一直延续到同治末年才告肃清，此间四川协济云南军饷也不在少数。
在频繁指拨的情况下，四川希望减少协饷。成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郭岷焘致信曾国藩称：“四川请停协饷，谕旨虽未准行，而其自谋之不暇，则究竟未足深恃。”当时。石达开有进取四川之意，川省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布置重兵，加上四川还需派兵支援云贵地区的军事行动，财政支出陡增，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协饷实在难以顾全，欠饷之事不可避免。
概言之，咸丰年间，四川由受协省份转变为承协省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清政府财政窘迫，不得不向各行省需索财赋。另一方面也与川省的经济潜力密不可分：川省经过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境内物阜民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下，川省想方设法开拓财源，为清廷提供财政支持，从而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
综上所述，清代四川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积累大量的财富。自太平天国运动为始，四川省逐渐成为承协省份，为清政府对抗太平军提供了大量的协饷，是协饷制度内的生力军。川省根据国家和邻省的指拨要求，不断挖掘内部财政潜力，协济他省。这一时期，川省的财政供应是清廷延续统治的支柱之一。随着时代的迁移和国内情势的变化，四川积极开拓利源，但是长期供支他省，民力已有不足之势。光绪七年川督丁宝桢奏称：“各关局纵竭力整顿，税厘仍大形减色。其津贴一项，分供京外各饷，拨解早罄。所有年拨西征新饷。新疆各军淮军月饷，以及黔滇协饷及善后等费，暨本省防边，防夷勇饷军需，通盘合计，以岁入之数比岁出之数不敷甚巨。上年添拨乌鲁木齐军饷，青海王公俸银，本年仍添拨防费各款，为数不下数十万两。现在藩盐两库艘刮已空，比上年尤形竭蹶。核计年内未解各省营协饷数尚不少，来年各处协饷虚悬无著。”丁氏所言虽有为川省卸责之嫌，却也反映出川省指拨款项既繁且巨的事实。实际上，清代后期协饷拖欠成为常态，川省也不例外，协饷制度成为制约清廷统治力贯彻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受协，承协，咸丰年间，四川，协饷制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16-04
满族入主中原，从维护王朝统治的整体出发，将军队分布于各省，其数量多寡相差悬殊，尤以京畿及边远省份为多。本地军队的供给，原则上以所在省份为主。但军需浩繁，边远省份的财力不足供支，为了保障军需，清代继承了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军需协拨举措，将富裕省份的收入转输不足省份，建立了协饷制度，构成清代财政运行中极其重要的环节。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升降承转。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大半个中国，本为朝廷财赋之区的东南各省遭逢战火，不仅难以自保，且有求于人。在增兵加饷的情况下，清廷为保证军需供应，不得不转移而谋诸他省。四川从前期的受协省份一变而成承协省份。以四川作为观察清代协饷关系转换的个案，既可了解清代以来四川财政地位变化的过程，也可明了近代协饷制度运作的具体形态。
一、在承协与受协之间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称，公私著述皆盛称川省物产饶裕，地广土沃。明朝中后期，由于屯田制和开中法的衰败，贵州经常需要四川的协济军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贵州巡抚赵釴奏催四川等省军需：“贵州额粮仅及十万，一切军需尽仰于四川、湖广，而有司自分彼此，无悉心催办者，乞行两省抚按官严督所司校其多寡完欠，以定赏罚。”与四川邻近的云南，一遇征伐也需要川省接济，崇祯五年(1632年)户部在答复云南巡抚蔡侃的请饷要求时，安排四川予以接济：“将川省五年分解部辽饷内量拨一万两，除石硅应援士兵所需行粮外，余银即解滇接济，以充军兴之用。”此类记载较多，表明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四川已开始协济邻省军需，并形成一种惯例。
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四川未能幸免，“川省自遭张献忠之难，人民夷戮殆尽”，加上明清两朝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多次战争对四川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川中百里无烟，人民所存有数，频年进剿，迁移仅存皮骨。今一二孑遗，衣食不能自给。生聚拯救之难。”清廷鉴于“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景况，移民入川，“招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人民入川开垦。且有强迫而来者，准其随意插占，纳数亩之粮，即可坐耕数十亩之地”。在清廷实行移民入川、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等政策后，川省经济渐有起色。
如前所述，清朝建立以后令八旗和绿营驻防全国重要地区。清前期，清政府开疆拓土，四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清廷控驭西部边疆的枢纽之一，因此驻扎了不少军队。乾隆年间，驻防成都的八旗，除了将军、副都统而外，还有协领、佐领共24人，防御24人，骁骑校24人，兵役等人2672人，马4451匹，每年官俸、兵饷、马乾等项需要“二十余万两”白银。绿营军队数额则要大得多，“通省各营马战守兵，共为三万四千三百余名”，每年所需饷项“一百二十余万两”。当时各省军队的军需供应一般由所在省份自行解决，通常是总督或巡抚将本省所需军饷具题报部：“督抚于题请兵饷疏内，明列该省额征钱粮见(现)在实数，及兵马岁需饷乾数，以便部拨”，由藩司核发。如果该省因为收入有限，兵饷不敷供支，则通过户部指定邻近省份以协饷的形式予以补助。清初，四川正值兵燹之后，且不时征伐，如此巨额的养兵之费，实在难以承受。当时各省收入以田赋为最主要的来源，川省“民田四十七万六百二十四顷有奇，年额征银六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一两零，遇闰加征银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余两，实为常款之大宗”，加上盐课、杂税等项，依然不能足敷一省之用。康熙十一年(1672年)左都御史艾元徵为此还奏请举办军屯，以减轻当地负担，据称当时四川每年需要协饷八十余万两，对他省的财政依赖度颇高。
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四川援兵云集，川省请饷之奏纷至沓来。乾隆十二年(1747年)川抚纪山因官军进剿金川，奏请拨饷。户部先于江西、湖北指拨军饷60万两，随后又于广东留备银内拨协饷60万两，作为四川军需之用。由于大小金川变故不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调集一万七千多名制兵前往金川，同时安排了部库及各省协饷1000万两，充分保障清军军需供应。以上两则事例仅是大小金川之役军需供应的掠影。据粗略统计，两次大小金川共计用银七千余万两。虽然当时国库充盈，但协饷也是军需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可知，四川经济基础较好，明代中后期对周边省份的军需供应常常施以援手，以有余补不足，为维护明朝的统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明清之交，四川受到农民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清以后，四川位置重要，驻兵众多，军费供应需要邻近省份协济。彼时，四川既有清廷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措施的倾斜，又有他省财源的不断输入，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亦有助于提升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清代初期以来四川虽然时有战事，但是无法改变当地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清廷实施的诸多措施共同发挥效用，有利于藏富于民，亦为四川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由受协省份向承协省份的转换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
二、承协地位的确立
从咸丰朝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云贵及西北地区人民起义接踵而起，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清廷筹兵筹款，疲于应付，财政有罗掘俱穷之势。以太平天国运动为始，四川在全国的财政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清初“川省额征丁粮课税，向不敷年例供支，尚赖湖南等省协济。自军兴后，邻省协饷早停，而川省协邻之款年多一年”，一语道尽了清代四川财政地位转换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不得不挖掘省内潜力，希望既能满足省内一应需款，又能够顾及国家利益，为国家军需提供财源。此间，川省的主要税收来源为田赋附加以及盐厘。
(一)内掘财源
田赋附加。清代定制不得增加田赋税率，但在传统社会，田赋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不能直接加征，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转圜，遂有按粮津贴和捐输之名目。当时四川尚属完善之区，对清廷来说也就意味着财政来源：“成同军兴，兵饷告匮，乃就地丁正粮，加收津贴、捐输，以供军费，其收入实多于正粮数倍；而川民输将恐后，亦以其初额赋本轻，力能堪之也。”津贴与捐输，按粮摊派，征收简易：“津贴者，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津贴亦一两矣。咸丰末年，更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捐输 者，亦按粮摊派，川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瘠数十州县外，余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由藩司临时斟酌。”上述陈述虽对按粮津贴和捐输的开征时间有所误解，但对津贴与捐输摊派的描述则大致不错。津贴与捐输的征收与当年收成密切相关，并有逐年增加之势，“每年除边瘠偏灾州县之外，奏请办理按粮津贴一次，所入约数十万。嗣因京协各饷岁有加增，于是每年又奏请劝办按粮捐输一次，所入约百数十万或百余万不等，数目多寡，视年岁之丰歉，并无定数”。在朝廷加派京饷与协饷时，川省只好提高田赋附加税率。
四川按粮津贴在嘉庆五年(1800年)曾经署理四川总督勒宝奏请办理。当时白莲教起义，饷需不继，而“军务紧要，粮运夫马既不能停，自不能不仍资民力……川省民田宽广，赋则比之他省较轻，如量加津贴，尚属可行，并可为乡勇、团勇雇价不敷之处，以之酌盈剂虚，量为贴补”。及至咸丰年间，被兵省份大兵云集，需饷尤殷。因此朝廷令四川办理按粮津贴，“本属临时取给，权宜济事，其后京协各饷奉派日增，无以充拨，历年援案奏请展办，渐成国家之常赋矣”，按照津贴的征收标准，每年收数与正赋相近。
按粮津贴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川省的财政压力，但是面对朝廷的军需指拨与他省督抚的请饷要求，亦不免杯水车薪。咸丰二年(1853年)朝廷令四川等省办理捐输，以济要需：“现在广西军务未能克期竣事，筹解军饷，仍当宽为储备。”捐输的征派亦以正赋为参照，但摊派的额度不固定，责成有司，督绅征收。捐输达到相应的数额便可以奏请议叙，小额捐输则计总数，由总督奏请广文武科举中额、学额。除了一些穷苦州县不派捐输外，其他州县分别等级，定期纳付，大约一年可得一百八十余万两，超过地丁额赋两倍有余。川省田赋附加之所以能够集成巨款，既是当时川省财政搜刮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川省财力之雄厚及其潜力。
盐厘。除了上述两项田赋附加外，川省大宗收入还有盐厘。四川盐业在明清之际遭到严重破坏，至雍正朝才渐渐得以恢复。清代四川盐法“有引盐票盐之分。引盐者，由商人领运配运行销。其行于黔楚者曰边引，行于腹地者曰计引，而税由商人纳官也。票盐者，由小贩持票赴厂购买余盐以给民食，既无领引之商，难收按引之税，故由粮户并入地丁纳官也”。简而言之，引盐系由商运商销，引税取之于商人；票盐则由民运民销，引税取之于地丁。清代川盐的引地有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和西藏等地区。每年正杂盐课统共约为三十余万两，为数有限。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川省私盐大量侵入湖北淮盐引地，盐厘成长为川省收人大宗。
湖北行盐有淮盐和川盐之别，川盐引地仅有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建始八个州县，皆邻近川省。其余绝大部分地区为淮盐引地，“两淮盐赋甲天下，而取于湖北者常半”，湖北盐利之厚可以概见。太平天国占领金陵以后，长江航运阻塞，淮北盐引无法运至湖北，楚省食盐供应中断，导致当地盐价腾贵，川私遂乘虚而入，坐享巨利。为此，清廷打算运浙盐或川盐来挽回国课，但是私盐价格相对较低，票盐和引盐无法与其争锋。有鉴及此，咸丰三年(1854年)八月，四川在宜昌府设立盐局，对所有运楚川盐统一征收厘金，以期化私为公，一年可以抽收盐厘银二十余万两；又于沙市设立分局，每月大约收钱七八万串左右。咸丰十一年(1861年)，川省提高了两地的盐厘税率，沙市与宜昌每年收银增至八十万两上下。川省境内亦于咸丰四年(1855年)抽收盐厘，每年约收银十二万余两。此外，鉴于川盐销售畅旺，同年川省开征厂厘，每年可收银三十一万一千两。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黔匪外扰，松番内哄，川饷浩烦，将各厂厘金酌量加增”，每年抽银增加到七十五六万两。重庆也于咸丰十年设立盐厘总局，不论“边计、运楚、正盐、余盐，悉令赴局完厘”，一年约收银二十五六万两。概而言之，川盐济楚每年可以收盐厘银八十万两左右，加上川省盐厘、厂厘及重庆盐厘局所收三项，计可抽银一百十余万两。川盐岁课由先前的三十一万余两一跃而至二百数十万两，王守基说：“此所谓失之于东，得之于西，国家课赋以淮盐为大宗，自长江梗阻三百余万之正供尽归子虚，非蜀盐旺产，不但军饷无出，全楚之人不几于淡食乎?”
王守基此言不差，川盐行楚，弥补了国课损失，为办理军需省份提供了协饷。胡林翼曾称：川盐运楚，“倘经理得人，则赢余颇厚，以实军储”，而且“川省济楚军饷，竭力供支，尚虞不足，兹画作盐本，在川省所筹，仍不过照向月之数，而楚省所获较丰，是不增饷而有增饷之益”。当然，当时川省收入还有其他款项，如关税以及各项杂税，但皆项目琐碎，人款有限，所起作用与田赋附加与盐厘相比，相形见绌。
(二)天下之人皆求之
“有土此有财”，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东南各省接连陷入战火，各地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本地财赋化为乌有。各省督抚以及统兵将领办理防剿，“所难者不在筹兵而在筹饷”，因此各地请饷之奏纷如雪片。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起义初起桂境，广西办理军需，需饷孔殷，户部指拨川省予以接济。五月十三日，四川总督徐泽醇筹解银7万两解赴广西，是为川省由受协省份向承协省份转换的标志。同年八月初十日，广西收到第二批解银254500两。除广西而外，还拨解湖南防堵经费银51000两。
其他省份，如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咸丰五年(1856年)奏请川省协济楚省军饷，他认为接济湖北军饷“以四川为最便，蜀中年尽丰稔，盐课增额亦较他省为腴”，朝廷遂命四川总督起解十数万两交给胡林翼应用，其后屡有指拨之请。而当时“无土无财，无位无民”的曾国藩更是对川省财赋寄予厚望。朝廷虽然知道川省拨款纷繁：“虽调拨军饷，不仅一处，自应竭力筹拨，以顾大局”，希望川省能够勉为其难。与兵连祸结的邻省相比，当时“川省尚称完善，比他省拨解较易”，且位置适中，解运快捷，因此清廷与督抚多将川省视为协饷的主要对象，以至于有“天下之人皆求之”之势。仅从咸丰元年至咸丰四年底，四川省就协济各省饷银三百三十二万四千余两，省份包括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甘肃等省，几乎遍及全国。随着全国局势的恶化，四川协饷数额呈增加态势。可见，四川对他省军需和清廷财政的重要性。
咸丰中期，云贵两省接连发生起义。云贵本属于经济落后地区，一旦遭遇战事，军需开支陡增，不得不向清廷请求协饷。明代四川就已经是协济云贵的主力，于情于理此时都应设法协济，否则会被视为与邻为壑，自分畛域。成丰五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恒春与贵州巡抚蒋霨远称，黔省筹兵筹饷，需用孔亟，请求朝廷指拨四川等省协济。朝廷遂令四川协饷10万两。这仅是一个开端，此后贵州因军需紧急而频繁请饷，四川成为贵州军饷的主要供应者。除了贵州外，云南也因军务繁兴需要四川的协济。咸丰六年，朝廷指拨四川协济云南军饷三四万两，是为四川协济滇饷之始。和贵州情形相似，云南省内军务一直延续到同治末年才告肃清，此间四川协济云南军饷也不在少数。
在频繁指拨的情况下，四川希望减少协饷。成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郭岷焘致信曾国藩称：“四川请停协饷，谕旨虽未准行，而其自谋之不暇，则究竟未足深恃。”当时。石达开有进取四川之意，川省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布置重兵，加上四川还需派兵支援云贵地区的军事行动，财政支出陡增，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协饷实在难以顾全，欠饷之事不可避免。
概言之，咸丰年间，四川由受协省份转变为承协省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清政府财政窘迫，不得不向各行省需索财赋。另一方面也与川省的经济潜力密不可分：川省经过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境内物阜民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下，川省想方设法开拓财源，为清廷提供财政支持，从而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
综上所述，清代四川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积累大量的财富。自太平天国运动为始，四川省逐渐成为承协省份，为清政府对抗太平军提供了大量的协饷，是协饷制度内的生力军。川省根据国家和邻省的指拨要求，不断挖掘内部财政潜力，协济他省。这一时期，川省的财政供应是清廷延续统治的支柱之一。随着时代的迁移和国内情势的变化，四川积极开拓利源，但是长期供支他省，民力已有不足之势。光绪七年川督丁宝桢奏称：“各关局纵竭力整顿，税厘仍大形减色。其津贴一项，分供京外各饷，拨解早罄。所有年拨西征新饷。新疆各军淮军月饷，以及黔滇协饷及善后等费，暨本省防边，防夷勇饷军需，通盘合计，以岁入之数比岁出之数不敷甚巨。上年添拨乌鲁木齐军饷，青海王公俸银，本年仍添拨防费各款，为数不下数十万两。现在藩盐两库艘刮已空，比上年尤形竭蹶。核计年内未解各省营协饷数尚不少，来年各处协饷虚悬无著。”丁氏所言虽有为川省卸责之嫌，却也反映出川省指拨款项既繁且巨的事实。实际上，清代后期协饷拖欠成为常态，川省也不例外，协饷制度成为制约清廷统治力贯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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