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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金融品种的产生必须要有成熟的市场条件配合，缺少必要市场条件的金融期货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数年楼梯响，终见人下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1月8日表示，国务院已原则同意开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和推出股指期货品种。证监会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原则，选择优质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业务的首批试点，并根据试点情况和市场状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股指期货，证监会还给出了时间表。证监会将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统筹股指期货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发布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明确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等，以确保股指期货的平稳推出。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是中国股市的一件大事，未来中国股市的游戏规则和玩法都将会有所改变。这将给国内股市带来巨大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都是发展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需要，长远来看，也都是大势所趋。而从技术层面讲，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出台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大的技术障碍了。但在现在这个时机，两者是否应该一下子推出或者谁先推出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中国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则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从来就是炒作的天堂，每一个新东西出来，都必然遭爆炒，新股是这样，中小板是这样，创业板更是这样，“而今股指期货仍然有被操纵的风险，由于本身的杠杆率高，对资金量小的散户来说，绞杀能量异常凶狠，只能寄望监管部门完善中国股指期货的制度设计，让股指期货更好地成为股市的稳定器，而不是作恶的帮凶。”
2010年圈钱需要?
2010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作为主题词。甚至市场传言春节期间相关部门会做完全部技术性工作，全国“两会”结束后就正式推向市场。
市场如此兴奋实在让资深从业人员意外，其实，融资融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93年、1994年，国内券商就开始为客户提供“透支”服务，即客户向营业部借钱买股票或借股票来卖。然而，在当时监管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下，券商违规融资、挪用资金、重仓庄股，客户不顾风险，最终导致庄股崩盘，参与者血本无归，众多券商身陷亏损黑洞。1996年，证监会明令禁止融资融券业务。
“其实，融资融券，现在一直就有，心照不宣；指数期货，海外也有多个品种，境内不开，永远只是单边市，按道理说，融资融券只要不禁，没有任何启动的必要，但期指不一样，因为牵涉撮合交易，这个必须由政府来启动。”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表示资本市场发展局面和199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证券监管能力也在2004年以来跌宕起伏的股市行情中得到了一定提升。融资融券说白了其实只是做多和做空的问题，虽说是市场盈亏的“放大器”，但监管层通过有效管理和引导，盯紧点证券公司及其主力动向，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对市场带来的风险还是可以控制的。何况目前私底下有部分券商也在用这种方法对客户进行操作的，可以说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融资融券的正式开闸实际上是将这一业务阳光化而已，“这一方面的情况，监管者应该考虑清楚了。”
而股指期货的出台则不然。郭田勇认为现在推出股指期货的条件并不成熟。目前许多市场人士都认为，推出股指期货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这些对股指期货的讨论基本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将系统问题转化为节点问题来对待，如果只从技术角度出发，应该说股指期货技术层面准备比较充分。问题是，股指期货毕竟是个系统问题。
“股指期货还涉及银行短期利率、风险资产的处理、金融法律、财务制度、税收和认定等问题，这些大量的系统问题实际上都并没有准备好。因此，与融资融券业务推与不推只是时间早晚相比，股指期货涉及的问题却明显要复杂得多。”郭田勇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作为一种政策出台，股指期货现在开闸放水显然是比较仓促的。
当然，监管层也可能有如何促进2010年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考虑，推出股指期货意味着中国股市的大市场时代已经到来。“政府会进一步做大市场容量，以吸纳更多的资金，容纳更多的企业上市，以免股指期货被人为左右；由于有了杠杆作用，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将会成倍放大。”张刚表示，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的深度调整以及中国股市缺乏做空机制单边市的制度缺失，令中国广大被迫“接盘”的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而2009年下半年的震荡也使很多机构的上半年业绩功亏一篑。股指期货的出现无疑将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规避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避险工具，最受益的显然是汇金等巨无霸式的机构。”
小心试错中的利益纠葛
机构投资者对股指期货的呼声已经持续了整整16年。但是股指期货的系统问题毕竟关系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安全与稳定，而这又与证监会官员的政绩直接挂钩。这也正是股指期货迟迟推不出来的根源。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肯定会成为中国证监会的政绩。但在目前，“证监会想必也是心下惴惴，生怕出现闪失。因此在初期肯定会在准入门槛、交易监管方面十分谨慎，一步步放开。但由于此闸门一开，市场波动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控制，如果再加上资金大量流入、杠杆加大，一旦国内股市出现异常波动，不排除证监部门突然刹车甚至暂时叫停的可能。”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认为这在过去并非没有先例，1995年的国债期货事件爆发后被叫停，就是政策急刹车的一个典型案例。
早在1992年底，中国就推出了首个金融期货产品国债期货，然而仅仅维持了不到3年时间就以失败告终。1993年，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就曾推出深圳的股指期货。彼时，由于决策者对股指期货的认识有分歧、市场的投机性又太浓，又值投机商对香港的外汇市场进行攻击，“监管层担心市场规模较大，很快将其关闭”。
此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股指期货始终处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态。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市场不够成熟。”刘纪鹏表示，其实不然，1999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就开始研究股指期货，2000～2002年就完成了上证50和上证180股指期货的方案设计、论证、规则制定和技术准备，2002～2004年关于以上证50为标的的设计都完成了，而且进行过小范围的模拟交易，后来因为决策层的担忧一直无法落定。
刘纪鹏介绍，虽然2005年随着新加坡把基于大陆证券市场的A50期货提上日程，国内开始加速，但2006年发现一系列问题：期货、证券、基金等系列相关法规对股指期货的上市没有打出提前量，缺乏法规基础，期货市场保证金封闭运行管理当时没有全面建立，存在资金流通风险，从市场到各个公司的投资者包括专业人员知识准备不足，服务和风控机制没到位；各公司的硬件设备水准参差不齐。
2006年9月
数年楼梯响，终见人下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1月8日表示，国务院已原则同意开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和推出股指期货品种。证监会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原则，选择优质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业务的首批试点，并根据试点情况和市场状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股指期货，证监会还给出了时间表。证监会将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统筹股指期货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发布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明确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等，以确保股指期货的平稳推出。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是中国股市的一件大事，未来中国股市的游戏规则和玩法都将会有所改变。这将给国内股市带来巨大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都是发展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需要，长远来看，也都是大势所趋。而从技术层面讲，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出台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大的技术障碍了。但在现在这个时机，两者是否应该一下子推出或者谁先推出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中国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则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从来就是炒作的天堂，每一个新东西出来，都必然遭爆炒，新股是这样，中小板是这样，创业板更是这样，“而今股指期货仍然有被操纵的风险，由于本身的杠杆率高，对资金量小的散户来说，绞杀能量异常凶狠，只能寄望监管部门完善中国股指期货的制度设计，让股指期货更好地成为股市的稳定器，而不是作恶的帮凶。”
2010年圈钱需要?
2010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作为主题词。甚至市场传言春节期间相关部门会做完全部技术性工作，全国“两会”结束后就正式推向市场。
市场如此兴奋实在让资深从业人员意外，其实，融资融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93年、1994年，国内券商就开始为客户提供“透支”服务，即客户向营业部借钱买股票或借股票来卖。然而，在当时监管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下，券商违规融资、挪用资金、重仓庄股，客户不顾风险，最终导致庄股崩盘，参与者血本无归，众多券商身陷亏损黑洞。1996年，证监会明令禁止融资融券业务。
“其实，融资融券，现在一直就有，心照不宣；指数期货，海外也有多个品种，境内不开，永远只是单边市，按道理说，融资融券只要不禁，没有任何启动的必要，但期指不一样，因为牵涉撮合交易，这个必须由政府来启动。”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表示资本市场发展局面和199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证券监管能力也在2004年以来跌宕起伏的股市行情中得到了一定提升。融资融券说白了其实只是做多和做空的问题，虽说是市场盈亏的“放大器”，但监管层通过有效管理和引导，盯紧点证券公司及其主力动向，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对市场带来的风险还是可以控制的。何况目前私底下有部分券商也在用这种方法对客户进行操作的，可以说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融资融券的正式开闸实际上是将这一业务阳光化而已，“这一方面的情况，监管者应该考虑清楚了。”
而股指期货的出台则不然。郭田勇认为现在推出股指期货的条件并不成熟。目前许多市场人士都认为，推出股指期货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这些对股指期货的讨论基本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将系统问题转化为节点问题来对待，如果只从技术角度出发，应该说股指期货技术层面准备比较充分。问题是，股指期货毕竟是个系统问题。
“股指期货还涉及银行短期利率、风险资产的处理、金融法律、财务制度、税收和认定等问题，这些大量的系统问题实际上都并没有准备好。因此，与融资融券业务推与不推只是时间早晚相比，股指期货涉及的问题却明显要复杂得多。”郭田勇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作为一种政策出台，股指期货现在开闸放水显然是比较仓促的。
当然，监管层也可能有如何促进2010年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考虑，推出股指期货意味着中国股市的大市场时代已经到来。“政府会进一步做大市场容量，以吸纳更多的资金，容纳更多的企业上市，以免股指期货被人为左右；由于有了杠杆作用，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将会成倍放大。”张刚表示，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的深度调整以及中国股市缺乏做空机制单边市的制度缺失，令中国广大被迫“接盘”的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而2009年下半年的震荡也使很多机构的上半年业绩功亏一篑。股指期货的出现无疑将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规避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避险工具，最受益的显然是汇金等巨无霸式的机构。”
小心试错中的利益纠葛
机构投资者对股指期货的呼声已经持续了整整16年。但是股指期货的系统问题毕竟关系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安全与稳定，而这又与证监会官员的政绩直接挂钩。这也正是股指期货迟迟推不出来的根源。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肯定会成为中国证监会的政绩。但在目前，“证监会想必也是心下惴惴，生怕出现闪失。因此在初期肯定会在准入门槛、交易监管方面十分谨慎，一步步放开。但由于此闸门一开，市场波动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控制，如果再加上资金大量流入、杠杆加大，一旦国内股市出现异常波动，不排除证监部门突然刹车甚至暂时叫停的可能。”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认为这在过去并非没有先例，1995年的国债期货事件爆发后被叫停，就是政策急刹车的一个典型案例。
早在1992年底，中国就推出了首个金融期货产品国债期货，然而仅仅维持了不到3年时间就以失败告终。1993年，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就曾推出深圳的股指期货。彼时，由于决策者对股指期货的认识有分歧、市场的投机性又太浓，又值投机商对香港的外汇市场进行攻击，“监管层担心市场规模较大，很快将其关闭”。
此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股指期货始终处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态。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市场不够成熟。”刘纪鹏表示，其实不然，1999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就开始研究股指期货，2000～2002年就完成了上证50和上证180股指期货的方案设计、论证、规则制定和技术准备，2002～2004年关于以上证50为标的的设计都完成了，而且进行过小范围的模拟交易，后来因为决策层的担忧一直无法落定。
刘纪鹏介绍，虽然2005年随着新加坡把基于大陆证券市场的A50期货提上日程，国内开始加速，但2006年发现一系列问题：期货、证券、基金等系列相关法规对股指期货的上市没有打出提前量，缺乏法规基础，期货市场保证金封闭运行管理当时没有全面建立，存在资金流通风险，从市场到各个公司的投资者包括专业人员知识准备不足，服务和风控机制没到位；各公司的硬件设备水准参差不齐。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