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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去年秋天批评李笠的托马斯·特朗斯特默诗歌的中译，几乎变成一桩经典的文化仇隙。《每日新闻》近日派记者来访，请马院士谈谈翻译家和翻译的技艺。
”有三种翻译家”，马悦然说。我们坐在斯德哥尔摩老城里瑞典学院大楼的一间屋子，一间很小而非常雅致的屋子，墙壁是蓝色的，家具是优美的，这是瑞典学院唯一准抽烟的屋子。Günter Grass 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马悦然把他领到这间屋子里，让他抽他的烟斗。
马悦然穿着一件中国式的上装、黑的裤子和皮靴。窗外，在老城巷里散步买圣诞礼物人的皮肤叫十二月的寒冷捏红了。
“有以翻译过日子的职业翻译家，像Anders Bodegard，瑞典最好的翻译家之一，也有像我一样的业余的把翻译当乐趣的翻译家。我们自己选我们所要翻译的著作，非常自由的。还有第三种的翻译家、诗人，他们有时候真可怕的，他们有时候坚持要‘改善’他们所翻译的原文”。
马老以美国诗人兼翻译家Robert Bly做一个例子，说：“我读他完全歪曲了托马斯·特朗斯特默的一首诗就很生气。”马悦然朗诵那首诗的原文和英译，果然两首的区别很清楚。
“翻译家是匠人，他们属于一种翻译匠人同业公会，不准粗心大意的，什么都不准删掉，什么都不准加上去，什么都不准‘改善’”，马先生说。他等一会说：“对一个翻译家来说有两种难以饶恕的大罪，第一是炫耀，第二是使他所翻译的文本正常化。”
“你自己犯了这两种罪么？”我问。“我相信每一个翻译家偶然会炫耀。我自己太喜欢一些古老的表示愿望、希望与怀疑的动词的曲折形式，这些形式六十年前已经过时了！”
马老告诉我，他父亲是画家。“他在美术学院的时候，在瑞典一个日报当校对员，他的语言感非常强。他认为我说错了话的时候，一定要责备我”。
马悦然年轻时在Uppsala大学攻读拉丁文与希腊文，希望将来会当一个高中老师：“在一个古老的瑞典城市的高中教学生们拉丁文与希腊文很不错，很适合我的性格。”
准备考拉丁文的时候，他读了林语堂先生用非常美丽的英文写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林语堂先生这本书引起了马悦然对道教思想的兴趣。他请教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的时候，高教授劝他放弃已经死了几千年的拉丁文与希腊文而改学汉语，马悦然听他的话。学了两年的中文以后，他获得了一个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到中国去调查四川方言，1940年到1950年他在重庆、成都、乐山和峨嵋记录了方言数据。离开中国之后，他在伦敦大学亚洲与非洲语言学院教了三年的中文；1956年到1958年他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当文化秘书；1959年到1965年他在澳洲国立大学当中文教授；从1965年到1990年他当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马老翻译的中文著作真多。
马老写了题名为《中文不难》一部书。“中文真的不难么？”我问。“真的不难。”他说：“汉语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没有曲折形式，动词也没有时态；汉词是变不了的，这些变不了的词必得放在句子里头一定的位子。”
“你的意思是说汉语的动词本身不表达时态么？”“就是这样！”因此，中国古代的诗歌显得那么好像不受时间影响的。而且，我相信瑞语和英语过了一百年就保存了一种时态，就是现在式：“‘Here I walk on the main Street and meet John who says that he flies to Shanghai tomorrow.’这个句子里头的动词都是现在式。”
“博客和twitter语言都用现在式与这个现象有关系么？”“也许是，可是语言像刀子一样，越用越磨损。”
我们回到正轨谈翻译的艺术。“翻译是一种艺术么？是谁都能学会当翻译么？”“你可以学会一种语言，可是翻译——不，你学不会的。有的人会翻译文学作品，有的不会，也学不会。”
“出版社对于翻译有什么责任？”“出版社在这方面当然有很重大的责任。有的出版社愿意接受这个责任，有的不愿意。可是要是译文太差的话，评论者会责备出版社。”马老看起来很得意。
我们谈话之中，马老提出译文会改变原文的意义或者意象的几个例子，如李笠把瑞文的kantarell（一种在瑞典文学里常出现的黄色的蘑菇）译成“糖果”（瑞文的karamell），或者把瑞文的f？rdom（偏见）译成中文的“车”（瑞文的fordon）。
马老解释说：他发现一种不好的译文，就像个精细家具木匠发现一个学徒的马虎的做工一样，会大生气。
“你对去年秋天跟李笠闹的那事现在有什么看法？”“我那时那么生气，出于我非常重视一个真正的有责任的翻译家的技艺。也许，像我年纪那么大的人不应该生气。”马老笑着说。让他最生气的是李笠所写的两首诗，其中的一首非常令人厌恶地冒犯他的妻子。“我也许不应该看得很重要。”马老说。
我问马老关于他所翻译的莫言短篇小说的事，他告诉我说“是”。瑞典学院请他翻译这些作品，为的让院士们更了解莫言。稿费不是出版社给的，是瑞典学院给的。
有的瑞典媒体认为马老因为跟莫言是好朋友就给他弄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他自己会得很多翻译莫言的著作的版费。“这不是把你看得太重要么？除了你外还有十七个院士呢！”“是的！就我一个人！中国出了一个谣言说莫言给了我六万块美元，为的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用六万块美元买通一个院士，也许六万块美元太少吧？”他笑着说：“我真听腻了那种谣言。”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异常严肃。
我最后请他告诉我，他想怎么劝告一个将来的翻译家。“阅读！阅读！阅读！你该大声阅读，一直到你听得见作家的声音，听得见他的节奏。你该懂得你要翻译的不仅是诗，也是原文的形式与节奏。一首俳句是一首俳句，一首十四行诗是一首十四行诗。”
”有三种翻译家”，马悦然说。我们坐在斯德哥尔摩老城里瑞典学院大楼的一间屋子，一间很小而非常雅致的屋子，墙壁是蓝色的，家具是优美的，这是瑞典学院唯一准抽烟的屋子。Günter Grass 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马悦然把他领到这间屋子里，让他抽他的烟斗。
马悦然穿着一件中国式的上装、黑的裤子和皮靴。窗外，在老城巷里散步买圣诞礼物人的皮肤叫十二月的寒冷捏红了。
“有以翻译过日子的职业翻译家，像Anders Bodegard，瑞典最好的翻译家之一，也有像我一样的业余的把翻译当乐趣的翻译家。我们自己选我们所要翻译的著作，非常自由的。还有第三种的翻译家、诗人，他们有时候真可怕的，他们有时候坚持要‘改善’他们所翻译的原文”。
马老以美国诗人兼翻译家Robert Bly做一个例子，说：“我读他完全歪曲了托马斯·特朗斯特默的一首诗就很生气。”马悦然朗诵那首诗的原文和英译，果然两首的区别很清楚。
“翻译家是匠人，他们属于一种翻译匠人同业公会，不准粗心大意的，什么都不准删掉，什么都不准加上去，什么都不准‘改善’”，马先生说。他等一会说：“对一个翻译家来说有两种难以饶恕的大罪，第一是炫耀，第二是使他所翻译的文本正常化。”
“你自己犯了这两种罪么？”我问。“我相信每一个翻译家偶然会炫耀。我自己太喜欢一些古老的表示愿望、希望与怀疑的动词的曲折形式，这些形式六十年前已经过时了！”
马老告诉我，他父亲是画家。“他在美术学院的时候，在瑞典一个日报当校对员，他的语言感非常强。他认为我说错了话的时候，一定要责备我”。
马悦然年轻时在Uppsala大学攻读拉丁文与希腊文，希望将来会当一个高中老师：“在一个古老的瑞典城市的高中教学生们拉丁文与希腊文很不错，很适合我的性格。”
准备考拉丁文的时候，他读了林语堂先生用非常美丽的英文写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林语堂先生这本书引起了马悦然对道教思想的兴趣。他请教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的时候，高教授劝他放弃已经死了几千年的拉丁文与希腊文而改学汉语，马悦然听他的话。学了两年的中文以后，他获得了一个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到中国去调查四川方言，1940年到1950年他在重庆、成都、乐山和峨嵋记录了方言数据。离开中国之后，他在伦敦大学亚洲与非洲语言学院教了三年的中文；1956年到1958年他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当文化秘书；1959年到1965年他在澳洲国立大学当中文教授；从1965年到1990年他当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马老翻译的中文著作真多。
马老写了题名为《中文不难》一部书。“中文真的不难么？”我问。“真的不难。”他说：“汉语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没有曲折形式，动词也没有时态；汉词是变不了的，这些变不了的词必得放在句子里头一定的位子。”
“你的意思是说汉语的动词本身不表达时态么？”“就是这样！”因此，中国古代的诗歌显得那么好像不受时间影响的。而且，我相信瑞语和英语过了一百年就保存了一种时态，就是现在式：“‘Here I walk on the main Street and meet John who says that he flies to Shanghai tomorrow.’这个句子里头的动词都是现在式。”
“博客和twitter语言都用现在式与这个现象有关系么？”“也许是，可是语言像刀子一样，越用越磨损。”
我们回到正轨谈翻译的艺术。“翻译是一种艺术么？是谁都能学会当翻译么？”“你可以学会一种语言，可是翻译——不，你学不会的。有的人会翻译文学作品，有的不会，也学不会。”
“出版社对于翻译有什么责任？”“出版社在这方面当然有很重大的责任。有的出版社愿意接受这个责任，有的不愿意。可是要是译文太差的话，评论者会责备出版社。”马老看起来很得意。
我们谈话之中，马老提出译文会改变原文的意义或者意象的几个例子，如李笠把瑞文的kantarell（一种在瑞典文学里常出现的黄色的蘑菇）译成“糖果”（瑞文的karamell），或者把瑞文的f？rdom（偏见）译成中文的“车”（瑞文的fordon）。
马老解释说：他发现一种不好的译文，就像个精细家具木匠发现一个学徒的马虎的做工一样，会大生气。
“你对去年秋天跟李笠闹的那事现在有什么看法？”“我那时那么生气，出于我非常重视一个真正的有责任的翻译家的技艺。也许，像我年纪那么大的人不应该生气。”马老笑着说。让他最生气的是李笠所写的两首诗，其中的一首非常令人厌恶地冒犯他的妻子。“我也许不应该看得很重要。”马老说。
我问马老关于他所翻译的莫言短篇小说的事，他告诉我说“是”。瑞典学院请他翻译这些作品，为的让院士们更了解莫言。稿费不是出版社给的，是瑞典学院给的。
有的瑞典媒体认为马老因为跟莫言是好朋友就给他弄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他自己会得很多翻译莫言的著作的版费。“这不是把你看得太重要么？除了你外还有十七个院士呢！”“是的！就我一个人！中国出了一个谣言说莫言给了我六万块美元，为的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用六万块美元买通一个院士，也许六万块美元太少吧？”他笑着说：“我真听腻了那种谣言。”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异常严肃。
我最后请他告诉我，他想怎么劝告一个将来的翻译家。“阅读！阅读！阅读！你该大声阅读，一直到你听得见作家的声音，听得见他的节奏。你该懂得你要翻译的不仅是诗，也是原文的形式与节奏。一首俳句是一首俳句，一首十四行诗是一首十四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