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问自己，最爱说哪一类的话？这可以立刻回答：必要说的与欢喜说的话。语言的发生本为着在人群中表白自我，或鸣出内心的感兴。若非此二者，就不必鼓动唇舌了。
　　勉强写作，或由于作者不自觉，或由于别有利用的心思，并不根据写作心理的要求。有人受别人文字的影响似有写作欲望，但两者对比并无两样；有人一定要达到某种写作目的，可胸无点墨，不得不采取人家的资料。这都犯了模仿的弊病。无意模仿者会申辩自己所写的确出于必要与欢喜；而有意模仿者或许不承认自己模仿。但文中的表白与感兴确实是作者自己的吗？以此尺度衡量，可见两者都复制了人家现成的东西。至此，前者就会爽然自失，感到这必要并非真的必要，欢喜其实无可欢喜，又何必写作呢？而后者想到写作本意，为葆爱这种工具起见，也将遏抑利用的心思，直到确有表白与感兴，才动手去写。
　　我们说话、作文中的那些通用的言词、原料，或许是古人与今人曾运用过的，虽不能说决无创新，但也不全是创新。二者的把握自有内面的根源，这一根源与著述家所获之见解、所创之艺术有同等价值。它是独立的；即使表达恰与别人雷同，或有意采用别人的东西，都不应受到模仿的讥评；因为它自有独立性，正如两人面貌与性情相似，无碍彼此的独立。所以我们只须自问是否有话要说，不用问这话人家是否说过。更进一步说，先天遗传、后天教育、师友熏染、时代影响，都是酿成大同中之小异的原因。这就形成各人小异的思想、情感。那么，只要是自己所写的，实在难遇雷同他人的情形。许多文家一样吟咏风月、描绘山水，却有不相雷同而各极其妙的文字，他们只把自己的心对着风月山水，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揉和，组织方式千变万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独创了。他们所用的大部分虽是古今通用的言词，而这些文字的生命由作者给予，终究是独创的东西。
　　既然要写出自己的东西，就会要求所写的必须美好：假如有所表白，必须合于事理真际，切乎生活实况；假若有所感兴，必须本于内心郁积，发乎情性自然。这种要求称为“求诚”。假如不知求诚，臆断的表白与浮浅的感兴，因为无由检验，也将杂出于笔下而不自觉知。而虚伪、浮夸、玩戏一类的文字弊病，也同样有无意与有意的因素。譬如论事，为才力所限，自以为竭尽智能，还是得不到真际，便成虚伪或浮夸；又譬如抒情，为素养所拘，自以为很有价值，但其实近于恶趣，便成玩戏。这常见于无意者。有意者当然也怀着利用的心思，或故意颠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听闻，便趋于虚伪；或谀墓、献寿，必须彰善颂美，便涉于浮夸；或作书牟利，迎合人之弱点，便流于玩戏。无论有意无意犯弊，都是学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点。假如他们能想一想是谁作文，作文应当是怎样的，便将汗流被面，无地自容，不愿再担负这种缺失与污点了。
　　从正面与反面来看，作文上的求诚实含着以下意思：从原料上讲，是要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上讲，是要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
　　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
　　（节选自叶圣陶《作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