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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西方重要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权力”和“话语”，进而引申出一套“权力话语”机制。并对“权力话语”的认识及其作用于翻译实践和理论进行了研究。事实上,翻译活动和其他一切社会实践一样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其所在的权力话语语境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所处语境不同,便会有意义趋向和意识形态倾向,受着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发现或找到的作者的意图也会不同,因而其翻译过程的侧重点也就不同。
1.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
翻译研究早已不再是讨论词与词、句与句抑或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切换”问题了,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研究者们都在广泛地汲取语言学、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营养,努力充实和构建翻译学完备的框架。研究翻译再也不能简单地以翻译论翻译了。在翻译界,国内虽然尚未提出对翻译学如何建构的定论,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不断地发展、深化、扩充的过程, 都时空紧密联系。它的研究势必也要反映出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历史的含义。
自二十世纪翻方向由单纯的语言论转向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知识权力等的分析和考察。翻译不能光沉溺于“语言的游戏”中，而应强调艺术与意识形态、文本与历史现实、文学与权力话语之间错综而复杂的关系。对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所谓特殊环境,不可否认是与“权力结构”有所关联的。新历史主义诗学坚持权力话语的制约作用。在他们看来,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相荡的作用场。翻译作为与文艺毗邻的学科,必然与之共同拥有这一特征。
须知任何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其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必然会蕴含自身所处时代氛围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作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象,而是译者和读者心灵对话的产物。原著的产生本身就会留下权力话语的烙印。作为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既要吃透原文诸多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与历史环境,因此他的一系列活动,从对译著材料的筛选与抉择,到对翻译行为的衡量与把握,都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制约。这种新历史主义的眼光使我们认识到了翻译研究与权力话语必然存在着密切关系。我们不应忽视翻译传播过程中这些富含生命力的因素,把“权力话语”、“意识形态”或“话语制约”等概念注入翻译研究,将会使翻译研究跃出一个层面,从而日臻完善。
2.“权力话语”作用于翻译实践
可以说,福柯的“话语”已经成了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什么是权力呢？国家政权、军队机构、法律条文等是有形的权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以及宗教等是无形的权力。福柯提出了由“知识”、“权力”、“语言”三个因素所合成的“话语形成”。任何话语形成都是权力和知识作用的产物。“权力”作为最根本的因素,影响、控制着“话语”运动,但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福柯认为作家并非只是在玩文本游戏,而是在一个真实的权力斗争世界里产生话语。“权力话语”一直在指导或限制着文本的创作和批评以及各种理论与实践,翻译领域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话语的制约。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多数情况下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原文文本就不能独立于社会政治权力,译者本人也不能完全独立于所在的权力话语的厘定范围之外。
语言本来是无阶级性的,但作为言语,乃至话语却无不关系着人的主观情感、认识水平,因而与社会政治、权力机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这一现象在我有显著表现，我国每一次翻译高潮的兴起和沉寂都充斥着与权力话语的顺应或冲突关系。这在五四前后、解放初期、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初,在国人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文艺界、翻译界的知识精英们在翻译选材方面就大力提倡译介反映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翻译活动被摆到了帮助巩固和加强权力统治的位置,以致翻译明显地带着配合意识形态准则的痕迹。文革期间 ,翻译工作者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就更多了。因为一旦有超越或违背权力话语的译作或译论出现,马上就会受到诸多制约。直至八十年代以后,各个学术领域都空前发展,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同样获得了新的活力与生机。由于政策的宽松和实际的需要,各类书籍如雨后春笋般被翻译传播到了中国,使学术研究得到极大的推进。
国外翻译受权力话语操控的情形也是有史可鉴的。在西方,《圣经》的翻译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所涉及的语种范围、译本种类以及译文的使用频率都是其他作品的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考察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活动就会发现,如果译者的人格力量、思维范式与所处的意识形态之间不能保持一致,他对权力话语进行的挑战甚至反叛就会导致冲突。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的象征,《圣经》则是其表达形式。可想而知,《圣经》的翻译与权力话语就愈加密不可分了。早期罗马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哲罗姆因重译《旧约》时常采用违反“神圣不可侵犯”的译法,而受到传统势力的指责,甚而终其一生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无情抨击。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派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因译《圣经》时创造出一种通俗、能为大众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使得“农民和平民也能读懂并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争辩。”因此而遭到权力机关——教会的迫害。
3.“權力话语”理论有助于翻译研究更加合理和全面
二十世纪以来,福柯的权力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翻译是受意识形态操控的，只是接触翻译的人们,不管是译者、读者,还是评论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已受到了权力话语的制约甚至操控。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于历史环境而存在;任何文本,原著也好,译作也好,同样也不能孤立地存在。一个译出的文本,在不同权力话语影响下的不同读者眼中,因其期待不同,感受不同,其评价也各异。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在同时期,有相当一部分译者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情感和诗学标准来进行翻译活动或理论研究。
当今文论领域都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翻译作为一项极具社会性的活动,也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理想的翻译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有着复杂的关联。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在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因该利用这一理论的特点,使之在实践中发挥其应当具备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59.
[2]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157.
[3]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109.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74-381.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0.
1.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
翻译研究早已不再是讨论词与词、句与句抑或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切换”问题了,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研究者们都在广泛地汲取语言学、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营养,努力充实和构建翻译学完备的框架。研究翻译再也不能简单地以翻译论翻译了。在翻译界,国内虽然尚未提出对翻译学如何建构的定论,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不断地发展、深化、扩充的过程, 都时空紧密联系。它的研究势必也要反映出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历史的含义。
自二十世纪翻方向由单纯的语言论转向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知识权力等的分析和考察。翻译不能光沉溺于“语言的游戏”中，而应强调艺术与意识形态、文本与历史现实、文学与权力话语之间错综而复杂的关系。对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所谓特殊环境,不可否认是与“权力结构”有所关联的。新历史主义诗学坚持权力话语的制约作用。在他们看来,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相荡的作用场。翻译作为与文艺毗邻的学科,必然与之共同拥有这一特征。
须知任何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其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必然会蕴含自身所处时代氛围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作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象,而是译者和读者心灵对话的产物。原著的产生本身就会留下权力话语的烙印。作为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既要吃透原文诸多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与历史环境,因此他的一系列活动,从对译著材料的筛选与抉择,到对翻译行为的衡量与把握,都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制约。这种新历史主义的眼光使我们认识到了翻译研究与权力话语必然存在着密切关系。我们不应忽视翻译传播过程中这些富含生命力的因素,把“权力话语”、“意识形态”或“话语制约”等概念注入翻译研究,将会使翻译研究跃出一个层面,从而日臻完善。
2.“权力话语”作用于翻译实践
可以说,福柯的“话语”已经成了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什么是权力呢？国家政权、军队机构、法律条文等是有形的权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以及宗教等是无形的权力。福柯提出了由“知识”、“权力”、“语言”三个因素所合成的“话语形成”。任何话语形成都是权力和知识作用的产物。“权力”作为最根本的因素,影响、控制着“话语”运动,但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福柯认为作家并非只是在玩文本游戏,而是在一个真实的权力斗争世界里产生话语。“权力话语”一直在指导或限制着文本的创作和批评以及各种理论与实践,翻译领域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话语的制约。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多数情况下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原文文本就不能独立于社会政治权力,译者本人也不能完全独立于所在的权力话语的厘定范围之外。
语言本来是无阶级性的,但作为言语,乃至话语却无不关系着人的主观情感、认识水平,因而与社会政治、权力机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这一现象在我有显著表现，我国每一次翻译高潮的兴起和沉寂都充斥着与权力话语的顺应或冲突关系。这在五四前后、解放初期、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初,在国人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文艺界、翻译界的知识精英们在翻译选材方面就大力提倡译介反映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翻译活动被摆到了帮助巩固和加强权力统治的位置,以致翻译明显地带着配合意识形态准则的痕迹。文革期间 ,翻译工作者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就更多了。因为一旦有超越或违背权力话语的译作或译论出现,马上就会受到诸多制约。直至八十年代以后,各个学术领域都空前发展,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同样获得了新的活力与生机。由于政策的宽松和实际的需要,各类书籍如雨后春笋般被翻译传播到了中国,使学术研究得到极大的推进。
国外翻译受权力话语操控的情形也是有史可鉴的。在西方,《圣经》的翻译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所涉及的语种范围、译本种类以及译文的使用频率都是其他作品的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考察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活动就会发现,如果译者的人格力量、思维范式与所处的意识形态之间不能保持一致,他对权力话语进行的挑战甚至反叛就会导致冲突。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的象征,《圣经》则是其表达形式。可想而知,《圣经》的翻译与权力话语就愈加密不可分了。早期罗马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哲罗姆因重译《旧约》时常采用违反“神圣不可侵犯”的译法,而受到传统势力的指责,甚而终其一生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无情抨击。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派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因译《圣经》时创造出一种通俗、能为大众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使得“农民和平民也能读懂并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争辩。”因此而遭到权力机关——教会的迫害。
3.“權力话语”理论有助于翻译研究更加合理和全面
二十世纪以来,福柯的权力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翻译是受意识形态操控的，只是接触翻译的人们,不管是译者、读者,还是评论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已受到了权力话语的制约甚至操控。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于历史环境而存在;任何文本,原著也好,译作也好,同样也不能孤立地存在。一个译出的文本,在不同权力话语影响下的不同读者眼中,因其期待不同,感受不同,其评价也各异。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在同时期,有相当一部分译者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情感和诗学标准来进行翻译活动或理论研究。
当今文论领域都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翻译作为一项极具社会性的活动,也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理想的翻译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有着复杂的关联。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在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因该利用这一理论的特点,使之在实践中发挥其应当具备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59.
[2]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157.
[3]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109.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74-381.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