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马家驹对于光远所著此书的评介。
　　文章认为，“《探索》鲜明地体现了政治经济学部分的理论研究同现实经济问题和实际经济工作之间的这种联系。”粉碎“四人帮”后，于光远对经济领导工作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而我们只要阅读一下《探索》就会看到，他那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意见，几乎都可以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当中找到它们的理论根据。”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问题，“他先是从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又把它同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任务结合起来”，现在，则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进一步发展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文章认为，《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指导下去批判地研究已经积累起来的那些有关的思想材料。”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问题，作者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加以展开和深化，“而在有些问题上，他则做了原则性的补充或者明确地表示了异议。”
　　文章指出，《探索》中的哲学思想使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带上一种个人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直接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的那些思想”，如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二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以国内外的，还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量事实为基础，“必须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必须重视经济范畴的分析。”
　　文章在分析了《探索》理论上的成果的同时，指出了它的不足，即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还不是一个全社会统一的公有制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历史特征，在研究中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