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名为《教授》的长篇小说,作品中有这样的议论:“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啊,现在有一个新的绰号,挺好玩的,叫‘叫兽’,还谐音,叫兽叫兽,整天叫唤的野兽——在课堂上、电视上、研讨会上,甚至是女人的身体上叫着……”小说通过一个经济学教授声色犬马的生活、特别是其婚姻变化,暴露了大学校园中的种种丑闻,直击高校的学术腐败。
　　小说是艺术,不是科学,不可要求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和科学理论一般准确概括现实,它是审美判断、感情评价与生命体验,它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形象表达。将教授称之为“叫着的野兽”,诚然并非是说我国的所有教授皆为“叫兽”,而是说当前的教授群体中确有“叫兽”存在,小说作者的这一发现不止精彩,而且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今日中国文化精英中的一个恶性肿瘤,有振聋发聩之功效!
　　把教授称之为“叫着的野兽”,有报刊文章称“专家是专门胡说八道的家伙”,这是对当下文化畸形的另一种尖锐鲜明的揭示。它们的出现并非突兀,而是有某种必然性。
　　教授是民族文化的精英,是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并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的高级知识分子。教授承担着各自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创造、积累与传承的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责任与义务。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奖与经济科学奖的得主大多为大学教授与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试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奖项所褒奖的学术成果,今日之世界,将是何等状态与面目?
　　请问:如果没有亚里斯多德、哥伯尼、牛顿乃至康德、黑格尔,欧美的文明何以体现?如果没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乃至吴宓,哪里存在清华研究院?没有清华研究院,中国的现当代学术又将是何等状况?如果没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以及朱自清、冯友兰、马寅初,何来北大的学术盛名与成就?如果没有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郭绍虞,何来复旦的光华?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大教授、名教授之谓也,名科研学术成果之谓也,名毕业生之谓也。哈佛大学,旗下有数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绝不是出于偶然。在这样的大学,很难有“叫兽”出现,即使偶尔出现个别“叫兽”,也不会有其市场,必然会泡沫般消逝。
　　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的大学教授,深为世人敬重。在高等学府,可能有个别“害群之马”,但教授群体素质颇高,世人不可能呼教授为“叫兽”。在中国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教授们要“洗澡”、要应对从电影《武训传》开始的批判、应对评《红楼梦》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要接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教诲,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最终成为“党内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反动学术权威”,面对“斗、批、散”的悲惨境遇,面对取消大学、取消教授的厄运,他们终日“夹着尾巴”做人,哪里有当“叫兽”的资格与机遇?
　　在那一历史时期,中国教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被打压的群体出现于社会,他们的灵魂被扭曲,身体受摧残,创造性劳动被压抑,他们处于受社会同情的地位,但他们之中的多数尚保持了操守,在艰难境遇中为民族付出艰辛劳作,他们也做出环境所许可而力所能及的贡献。转入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获得了学术自由,他们刚刚转入学术研究的正轨,他们之中不少人面对清贫,超负荷地运转,出现了蒋筑英、罗健夫们的悲壮殉职,出现了陈景润一类学人的忘我求索进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然而,此景难以持续。中国当代的教授们,从政治的枷锁中被时代解救出来,相当多的人却难以清贫乐道、难以坚守学术阵地,而为自己套上名缰利锁,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沦为假、大、空的教授,从而误入歧途,令自己与公众的期冀背道而驰,心甘情愿地步入堕落之途。这正是当下中国教授群体所面临的时代尴尬与历史考验。
　　教授和任何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需要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保障。勿庸质疑,求得这一基本物质保障,只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更好地进行创造性劳动。单纯追求物质享受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艺术巨人曹雪芹,尚可居陋室、食薄粥,将全部心血浇注于《红楼梦》,难道今日的大学教授会逊色于曹氏之生活水准?难道有衣食之虞?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有人求官,有人求财,有人求乐,只要不违背社会公众权益,皆为正途,无可非议。但教授不可能成为这种群体,上帝安排他们是为学术而献身终生的人群。
　　不可以说中国当下的教授已群体走向腐败,大多数教授或相当多的教授依然在恪守人格、追求学术自由与创造,依然值得社会敬重。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教授群体中的腐败之风正在蔓延与扩展,值得社会忧虑与重视。
　　当下教授之堕落腐败主要表现是:其一,学风飘浮,不能忍受清苦,不愿从事艰苦的脑力劳动,不愿做繁杂的实验室工作或艰苦的野外考察工作,或者偷工减料,或者剽窃他人实验成果,乃至编造实验数据。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不去做艰苦的史料鉴别与积累工作,不屑于考据之学,而以借鉴为名,抄袭他人成果。这些人以时代进入电脑操作为借口,东拼西凑,热衷于编织“百衲衣”。固然,电脑为学者提供了方便,但它并不能代替学者自身的创造性劳动。电脑为教授免去了做“资料卡片”、查资料索引之苦,这是时代的恩赐,人们只可以利用这种条件更好地、更有效地从事创造性劳动,而不可以将其作为偷懒乃至作伪的工具。这些人追求的目标不是为学术发展作贡献,而是为追求晋升职称,或沽名钓誉、或猎取奖项,或套取国家科研基金。
　　其二,追求官位,以权谋私。这些人信奉“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归宿。并非学而优者不可以“仕”,而是不可人人求仕、凡教授皆求仕,不可以“求仕”为个人谋私利的手段。求仕原本应为公众效力。更何况,学而优者更需要“则学”,这是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之初,教授们大多以治学为荣,认为“当官”、从事教学管理有碍于学术发展。其时,有的大学校长为了一个处长人选,连遭多位教授婉拒,有的地方组织部门调动大学教师到省委或省政府任职,也会有人婉辞。其时教授重学术而轻官位,岂知今日时势大易,据说某地有四十多位教授同争一个处长的钧座。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报载的真实消息。面对这种社会现象,岂不令人叹惋!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岂不令人叹为咄咄怪事!
　　其三,将学术商业化。这并非指教授的合法专利、稿酬等等收入,而是指以教授之头衔到处招摇,谋取不义银两。这类教授热衷于“包装”自己,甚至不择手段。自我吹嘘,自我膨胀,“包装”登场,尽情表演。难怪坊间有议论曰,老教授,老骗子,小教授,小骗子。不必注释,这是针对教授中的少数败类而言。
　　官员的腐败堕落,固然乃民族之大不幸;然而,教授的腐败堕落,其负面影响更为广泛而持久。教授堕落,高教必然堕落;高教堕落,民族的文化水准与素质必然江河日下。这种“软件建设”的滑坡,若要改观,恐非短期可见成效。这绝非杞人忧天!
　　今日世界各民族之竞争,已超越军事手段乃至金融资本的掠夺,而进入信息之争,科技创意之争。鉴于此种状态,一个民族的持续发展与可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术领先成为不可忽视的战略目标。
　　中国今日之教授,且不说由于制度缺失而造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相当于”“教授”者之泱泱大观,即使以大学的正式教授而言,其数量在世界各国中并非阵营太小,而主要在于质的差距。中国教授的质目前尚难与世界先进民族“接轨”。如果说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的教授的学术水准和世界先进国家有相当的差距,而人文社会科学其差距更大。我国理科的教授,目前还难以达到角逐诺贝尔奖的地步,但总有若干杰出人士少数与少量学科可以在世界学术领域,争得一席地位。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有所不同,它几乎和世界学术界难以对话,其差距难以道里计。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大师的缺位。大师是学术的航灯,是文化的“领头羊”,是青少年学习追求的楷模,是社会文化的精神领袖。没有大师的民族,学术绝不可能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不可能领先。
　　当下我国已步入市场经济,从事应用科学的人,尽管其收入不可以和国内的首富们相比,但相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教授、专家总要宽裕一些。而从事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这类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家徒四壁、两袖清风,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虽然在高度文明的国家,开明的政府会付给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教授、专家以较高报酬,明智的财团也会慷慨资助他们的学术活动。他们比起发展中国家的教授、专家生活要优裕得多,但他们与本国的应用技术专家相比较,待遇依然相差较远,这是由于价值规律在发挥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里,从事学术研究的教授、专家往往面临种种生存窘境,这与这些国家只看重局部利益、短期效应,而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有关,与狭隘的小农意识作祟有关。
　　既然如此,从事学术研究的教授、专家智商并不低,何不全部去当官谋财、“下海”求财,或改从应用学科以改善物质生活?部分人改行可以,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教授、专家分化、分流的现实景况。但绝不可以全部改行,绝不可取消基础理论、学术研究。国家、民族、人类绝对缺少不了它,没有学术研究、没有理论成果,民族会为时代长河所淘汰,而人类则可能裹足不前。理性指导与规范人类的行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社会的前进依赖于实践与理性的双轮驱动,缺一不可。
　　教授们特别是中国的教授们应当充分理解自我使命在身而付出与回报悖反的尴尬处境,为正义、高尚的学术事业而献身、而牺牲,秉持悲壮的情怀为学术奋斗终生,这是中国教授专家、学人的唯一的明智选择。舍利而取义或保小利而取大义,以悲壮情怀为民族献身的教授们,将得到社会的敬重,如此,“叫兽”的贬斥之声浪自将逐渐销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