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血从荆棘上换取玫瑰，有灵犀自花唇上听得花叫。”这是诗人赵国泰对“玫瑰诗人”彭邦桢的评介。
　　彭邦桢祖籍湖北黄陂，1919年生于汉口，黄埔十六期毕业。他，青年投笔从戎，中年负笈去台，以“彭老大”蜚声诗坛;壮年中西合璧，与美国“黑珍珠”共掌世界诗坛“帅印”，并以一首《月之故乡》诗歌风行世界！他与中国远征军的渊源，先得从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说起。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中国主要大城市与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敌手。战争变成了消耗战，对于中国来说，物资供应问题此时显得异常严峻起来。旅居海外的华侨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支援国内抗战。国民政府也拿出极有限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一批汽车、石油、军火等。这些物资需要紧急运回国内，中国急需一条安全的国际运输通道。为此，中国政府于1938年开始组织三十个县的劳工约二十万人修建滇缅公路。
　　当获悉滇缅公路急需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了东南亚各地，共有三千一百九十二名华侨司机和修理工纷纷回国服务，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
　　1940年，彭邦桢毕业于成都中央军校（黄埔）十六期三总队步科，分发重庆某部任少尉排长。次年，他与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戏剧队，专门到滇缅公路前线作巡回慰问演出。途中，他向国民革命军新建第五军报到，继续为抗战义演。
　　彭邦桢在慰问期间了解到，随着日军侵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惟一的运输通道。抗战初期，几百万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无数内迁到大后方的人们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等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而自1940年10月起的六个月期间，日军共出动飞机四百多架次，重点轰炸这里的桥梁。每次轰炸之后，驻守在桥边的工程抢修队就及时对大桥进行抢修。这些负责抢修桥梁的人很多都是当年建桥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炸弹仍然在爆炸、空袭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开始抢修工作。
　　于是，彭邦桢与西南联大的同仁一道，深入到民工、工程技术人员与将士中间，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素材，然后自编自演一批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的短平快节目，大受前线勇士欢迎，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彭邦桢因此被第五军晋升为上尉参谋。
　　当彭邦桢自畹町演出回到昆明之后，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所属部队却在缅甸被日军击溃。“在野人山的一个月里，我们一天的食物是一包压缩饼干。”一位战友特地给彭邦桢讲述了戴安澜将军死难的惨景——
　　那是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为协助驻缅甸英军及保护我国惟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派遣远征军第五军、第六军及第九十六军进入缅甸。这是我国第一次配合盟军作战，因英军擅自后撤，使我国军的侧翼暴露，陷入被包围的危机，于是便不得不后撤，但日军早已占领了腊戌，截断了我国军的归路。可是，第五军是我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也曾是我国军的总预备队。远征军除第三十八师由师长孙立人将军率领安全撤入印度外，第二○○师长戴安澜将军在突围的途中遭到猝击而殉职，于是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便决心向北撤退，绕道回国，最后竟进退维谷，进入绝境的野人山，有不少战士因为饥饿和劳累，倒毙在森林里，被蚂蚁啃得只剩下一堆堆白骨，真的是“一将成名万骨枯”！
　　此时此刻，彭邦桢不禁想起戴将军出征前作词谱写的歌曲《战场行》，以及他远征途中写下的一首气壮山河的《七绝·远征》。诗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彭邦桢还噙着热泪口占诗一首，诗祭以身殉国的戴将军及其死难将士英魂。其中有一节诗云：“而今啊！您已远离。/尸骨变成泥土，/灵魂化作空气。/您离开了我的身边，/你离开了我的眼睛，/但，您离不开我的心里！”

二

　　一个偶然的机会，彭邦桢得知：在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时刻，美国援华抗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来到了昆明。“飞虎队”的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国退役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夏秋，他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两百多名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来华对日作战。
　　当时倭寇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运输系统，几乎使国民政府与外界隔绝。这一小队空战人员驾驶着破旧的老式飞机，尽管经常面临燃料、零件和飞行员的不足，但他们不断谱写传奇，多次战胜远比它们规模大、装备好的日本空军。“飞虎队”开辟空中走廊，给抗战前线空运给养，在缅甸公路提供空中掩护，并在中国的上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为“飞虎队”的精神所动，彭邦桢主动请缨为美军“飞虎队”服务，他因此被任命为云南驿空军招待所文书股股长。
　　云南驿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桥头堡，也是西南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云南驿站虽然早已荒废，但仍然保存了不少作为驿站时期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由民居、商铺、旅店、马厩等组成的古朴城镇风貌，古代丝绸茶马驿道的道路遗迹等仍历历在目。
　　云南驿招待所位于滇缅公路线上。招待所除有主任、副主任外，另设文书、总务、会计和招待四股，为“飞虎队”提供食宿、理发和洗衣等系列服务，招聘的服务员都是会讲英语的知识青年。
　　彭邦桢走马上任后，“飞虎队”给他的印象是：一个个生龙活虎，人人头戴船形帽，身着飞行皮夹克，标致极了！每个飞行员的皮夹克背面均绣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其下另绣有“来华作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二行金字。
　　尽管战时物资奇缺，但招待所对美军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飞虎队”享受着当时中国最高生活标准。“飞虎队”员们两人住一间房，早餐是三个鸡蛋、两块煎饼、两片云南火腿，另加洋芋片、吐司，餐桌上还摆满黄油、果酱、糖油、白糖、胡椒、牛奶等。 　　中国驻印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师、第五十师各一个团与美军第5307支队（两个营）编成中美混合突击支队，于4月下旬由胡康河谷的大克里出发，分两个纵队向密支那挺进，在击破日军警戒部队后，于5月12日进逼丁克路高以西地区。
　　中国驻印军第一纵队与日军遭遇后，激战至晚间，美军一个营被日军围困。次日晨，中国驻印军一部与被围美军里应外合，才将日军击溃，并乘胜攻占了密支那以北的遮巴德。
　　中国驻印军第二纵队则进抵升尼，并在该处开辟小型机场后到达密支那机场以西之南圭河西岸;英军喀钦族部队三百余人亦在该地以北地区活动。5月17日，第二纵队经过几小时进攻，占领密支那西机场。第一纵队与日军机场守备部队在密支那北侧对峙。此时，中国新编第三十师和第十四师各一部先后到达战场。
　　狡猾的日军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而我驻印军指挥系统紊乱，连续几天攻击毫无进展。于是，驻印军总部将中美混合突击队解散，重新调整部署。
　　到了5月下旬至7月上旬，彭邦桢部随中国驻印军在空军支援下，对日军展开了新一轮攻击。此时的日寇十八师团盘踞在野人山，日军凭借天然屏障与坚固的工事孤注一掷，双方呈胶着状态达四十余天。在热带雨林里，不仅要时刻注意躲藏在密林深处的敌人，还要留心成群结队的蚂蟥的袭击，一不小心，被叮咬后就面临生命危险。日军为摆脱困境，立即从八莫及滇西抽调两个大队增援。
　　缅甸八莫距云南畹町很近，八莫是日寇入侵滇西的战略要地，关系到缅北及滇西全局。所以，中国驻印军乘势以工兵作业法逐步推进，同时彭邦桢指挥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155毫米口径重炮轰炸，几乎将八莫夷为平地。
　　1944年7月7日，先由第三十八师打先锋，势如破竹，随后中国驻印军各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13日，彭邦桢随驻印军共四个团和美第5307支队（两个营）的兵力，在优势空军支援下向日军再次发动进攻，经过艰苦战斗，到16日晚，攻击部队迫近市区。
　　18日，中国远征军以雷霆万钧之力又对日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刚开始，彭邦桢部等重炮兵群集中所有火力支援一个方向，尔后转移支援其他方向，使日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步兵随炮兵延伸射击，开展激烈的巷战。直至26日，方接近密支那市区中心，驻印军又有两个团的兵力到达战场。由孟拱败退的日军两个大队也向密支那增援，被驻印军第四师一部所阻。27日，驻印军各部继续向预定目标攻击。战至8月5日，密支那市区的日军大部被歼，仅四五百人用竹筏及泅水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溃退，密支那完全被驻印军攻占。
　　此役，中国驻印军共击毙日军二千余人，俘七十余人。远征军重创日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
　　1945年1月27日，滇西缅北的最后一面日军旗被拔除，凶恶的日寇第三十三军宣告覆灭，中印公路全线打通，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于中缅界河的畹町（傣语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次日，彭邦桢见证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盟军于畹町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典礼。
　　典礼台顶张盖着鹅黄色的降落伞，前台两侧是一副对联：“欢迎X部队反攻缅北凯旋回国”;“祝贺Y部队进军滇西马到成功”。正中央横幅白底红字，赫然写着一个斗大的“V”。这里的“X部队”，是指史迪威将军在印度建设的一支完全由美国人训练的全美械中国部队，指挥官为郑洞国，用于反攻缅北;所谓“Y部队”，是指在中国云南昆明基地建设主要由美国人训练的美械部队，总司令为卫立煌，用于反攻怒江;“V”则是“战胜”的英译Victory的首个字母。
　　在嘹亮的军乐声中，指挥官郑洞国与总司令卫立煌上台，两人紧握双手，热情拥抱……首批五百辆军车满载美援物资缓缓驶过国门畹町桥头，这些军车从印度启程，穿过野人山，穿过密支那八莫南坎，沿着中国官兵用血肉铺成的中印公路辗转而来，驶向昆明，驶向重庆。
　　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起，中缅印大战历时三年零三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四十万人，伤亡接近二十万人;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伤亡四万余人，中国驻印军伤亡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一人，日军伤亡四万八千五百人。
　　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彭邦桢则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为英烈编织诗玫瑰花圈。有一诗云：“我有一个生原则/也有一个死的意义/我热情地/为爱活着/我活着/为爱而死//爱人的爱/爱吾国家的爱/爱吾民族的爱/为爱我拟出一个方案/为死者录下声音/为生者留住记忆……”
　　“这是诗人彭邦桢的诗观，或者说是诗人彭邦桢诗的宣言。”著名诗人谢克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