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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晚年致苏正隆函有云：“台湾为弟旧游之地，尝寓草山一月……”这是其本人唯一一次谈到自己1948年的台湾之行。学者林耀椿循此线索，查访资料，撰写了《钱锺书在台湾》一文。原来，钱锺书是跟随国民政府教育部文化宣慰团一同赴台的，其间还做过一次学术演讲。相关活动，当年《自立晚报》上有连续报道，演讲记录稿也全文刊登。在此，我想追问的是：钱锺书为什么会有这次台湾之行？除了参与公务，他私下还有哪些交往？他对台湾居住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印象如何？这与他1949年的选择是否有着某些潜在的因果？
《槐聚诗存》里收录了钱锺书旅台期间所写的两首七言律诗，我们选择其中一首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空明丈室面修廊，睡起凭栏送夕阳。
花气侵身风入帐，松声通梦海掀床。
放慵渐乐青山静，无事方贪白日长。
佳处留庵天倘许，打钟扫地亦清凉。
这首诗题为《草山宾馆作》，诗后有作者自注：“樊南乙集序、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
草山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草山宾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但若是知道这个草山就是今天的阳明山，就要另眼相待了。至于草山宾馆的身世，更是不同一般。1923年日据时期，为接待皇太子裕仁（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建造草山御宾馆，主楼及附属庭院近两千平米。蒋介石刚到台湾时，曾在此短暂居住;后长期作为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官邸。蒋介石夏季避暑的草山行馆（即草山老官邸）也在附近。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据说，蒋介石初到此地，获悉山名，颇为不悦，觉得有落草为寇之嫌，遂以弘扬王阳明精神为由，改称阳明山。钱锺书晚年特别提及“草山”，想来对这些掌故多少知道一点。
钱锺书入住草山宾馆，是作为政府文化宣慰团成员，参加教育部在台主办的文物展览会活动。这项活动由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发起，名义上是要让台湾同胞了解祖国文化。参展的历代文物和善本图书由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及沪上藏家提供。为配合展览，还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此次活动的负责人，是中央圖书馆馆长蒋复璁。钱锺书当时担任该馆英文杂志《书林季刊》（Philobiblon）的主编，颇受器重，受邀加入文化宣慰团，本是近水楼台。
钱锺书自称“寓草山一月”，大致不错。文化宣慰团乘船于1948年3月18日抵达宝岛，文物展览会于24日开幕，三周后撤展返回大陆，前后正好一个月左右。据记载，钱锺书此行的主要公务，仅是做一场公开演讲，时间是4月1日上午，地点是台湾大学法学院，题目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几年前，他撰写过同题学术论文发表，因而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准备讲稿。旅台期间，他应该十分清闲。客居草山宾馆一月，无异于度假疗养，心情自然轻松愉快，这在他的诗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空明丈室面修廊，睡起凭栏送夕阳。”第一句写草山宾馆的客房。“空明”，空旷澄澈的意思。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有云：“庭下如积水空明。”“丈室”犹斗室，言房间狭小。白居易《秋居书怀》诗云：“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面修廊”，即居室前面有长长的走廊。第二句无须解释，只是“夕阳”二字值得品味。“睡起”所见为夕阳，显然并非晨起，而是午睡醒来;且这午睡又并非小憩片刻，而是一觉睡到夕阳衔山。由此可见，诗人的日常起居真是散淡悠闲。
“花气侵身风入帐，松声通梦海掀床。”这两句写的是草山宾馆的景致和自然环境，以及居住其间的身心感受。其中化用前人诗句，也是恰到好处。如陆游《村居书喜》中的“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黄庭坚《庭坚得邑太和六舅按节出同安邂逅于皖公溪口》中的“解衣卧相语，涛波夜掀床”，不一而足。
“放慵渐乐青山静，无事方贪白日长。”这两句写客居草山宾馆的闲适心境。“放慵”即疏懒。白居易《晚起》诗云：“放慵长饱睡，闻健且闲行。”“渐乐青山静”典出自《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无事”一句似乎也在用典，白居易《咏兴》诗云：“身闲心无事，白日为我长。”
“佳处留庵天倘许，打钟扫地亦清凉。”这最后两句当是直抒胸臆。“佳处留庵”，可参见苏轼《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打钟”一句，诗人担心读者不能领会其含义，特别加注，告知典故出自李商隐《樊南乙集序》：“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全诗不是结束在“清凉”这一感受上，而是结束在“为清凉山行者”这一心愿上。翻译成白话，这两句是说：如果这里能给我一席安身之地，我是愿意留下来修行的。
当然，这最后两句可以理解为对草山宾馆怡人环境的赞美。但考虑到当时特定的语境，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这首诗不仅是写给自己看，也会循例抄给别人看。记录自己的行止、留待日后回忆之外，应该另有预设的读者。最直接的对象当是同行人员，包括安排他参加这次文化活动的上司，也许还有当地的接待人员。诗中流露出差旅期间愉快的心情，也暗含着对享受如此优越待遇的感激。这种含蓄、不失身份而又风雅的辞令，钱锺书最为擅长。至于是否还会另有暗示，就要将这次文化活动放到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中考察了。
经历五十年的日据时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台湾终于光复了。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暴露出新的社会矛盾。同年，大陆国共战场的形势也发生逆转，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初，教育部组织文物展览会，赴台宣传慰问，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暗地里也是为转移珍贵文物和善本图书打前站。果然，1948年10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央机关陆续迁徙。年底，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和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大多运至台湾。当年文化宣慰团的团长蒋复璁和成员之一的庄尚严（即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就是具体经办人。
作为文化宣慰团的一员，钱锺书对这些预谋应该心知肚明。同行人员除了公务，私下里也都有各自的打算。文化宣慰团里负责讲座的七位专家，随后迁居台湾的就有四位。钱锺书当时是否动过念头呢？单从“佳处留庵”一联看，似乎有此迹象。不过，下面一首旅台诗却别有一番滋味。 一楼波外许抠衣，适野宁关吾道非。
春水方生宜欲去，青天难上苦思归。
耽吟应惜拈髭断，行酒何求食肉飞。
着处行窝且安隐，传经心事本相违。
这首诗原题为《呈乔先生大壮》，收入《槐聚诗存》时改为《赠乔大壮先生》，诗后有自注云：“先生思归蜀、美髯善饮。”
乔大壮（名曾劬）是近代著名词人、书法家、篆刻家。1947年，乔大壮离开执教多年的中央大学，受聘于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18日，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遇害，乔大壮继任其职。不久，钱锺书由同行的历史学家李玄伯（名宗侗）引荐，一起登门拜访。钱锺书此前并不认识乔大壮，这次拜访的原因为何、当时谈了些什么都不详。只是事后，钱锺书写下了这首诗。
“一楼波外许抠衣，适野宁关吾道非。”第一句是客套话。“一楼波外”，乔大壮号波外居士，室名波外楼，著有《波外乐章》、《波外诗稿》等。“抠衣”，典出《礼记》：“抠衣趋隅，必慎唯诺。”孔颖达疏：“抠，提也。衣，裳也。”提起衣服前襟，古人迎趋时的动作，表示恭敬。第二句涉及个人背井离乡的境遇和不济的时运。“适野”，前往野外;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后人常以“适野谋”谓到郊野商议政事。“宁关”，岂关。“吾道非”，我的道理和信念不对;语出《史记·孔子世家》：“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有云：“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
“春水方生宜欲去，青天难上苦思归。”这两句写的是“先生思归蜀”。“春水”一句，典出自《三国志》裴注：“权为笺与曹公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青天难上”，用李白《蜀道难》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槐聚诗存》1945年《徐森玉丈鸿宝间道入蜀话别》诗中也有“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一联，可参见。
“耽吟应惜拈髭断，行酒何求食肉飞。”这两句与“美髯善饮”有关。“耽吟”化用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的“为人性僻耽佳句”。“拈髭断”，指髭须因吟诗而拈断，语本卢延让《苦吟》：“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食肉飞”，指做官飞黄腾达，范成大《乙未元日用前韵书怀今年五十矣》：“定中久已安心竟，饱外何须食肉飞。”《槐聚诗存》1945年底《拔丈七十》诗中有“如此相丰宜食肉，依然髭短为吟诗”一联，可参见。
“着处行窝且安隐，传经心事本相违。”“着处”，到处，随处。“行窝”，典出《宋史·邵雍传》：“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后人遂以“行窝”指可以小住的安适之所。“安隐”，安定，平静，《诗·大雅·緜》郑笺云：“民心定，乃安隐其居。”“传经”一句，化用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刘向传经心事违”。这两句的大意是：到处都可作“行窝”，权且安稳居住;理想与现实本来就有不小的距离，往往都是事与愿违。这显然是在宽慰乔大壮。
乔大壮秉性孤高耿介，愤世嫉俗。渡海来台，原为避开中央大学的人事纠纷。好友许寿裳之死，对其打击甚大。虽然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却是心绪低劣、萎靡颓唐，其寂寞、抑郁以及对时事的悲观，在台静农《记波外翁》一文中有真切的描述。钱锺书登门拜访，正值此际。想来乔大壮在酒酣耳热之时，袒露心扉，才引出钱锺书的一番肺腑之言。
钱锺书于4月中旬离开台湾，乔大壮于6月初也返回大陆。7月3日，乔大壮在苏州投水自尽。而六天之前，即1948年6月27日，乔大壮将《次韵答默存见贻之作》一诗抄寄钱锺书。诗云：“客舍银灯照桁衣，远游芙芰是邪非？世传豪士吴中赋，风送轻装海上归。独立千人原小异，摩天六翮许低飞。欲从石室纟由 书去，白首相望事恐违。”
乔大壮的这首唱和诗，与钱锺书的诗一样，也是大量使用典故。一、首联：“客舍”当指台北客居之所。“桁”，衣架，庾信《对烛赋》：“灯前桁衣疑不亮。”“远游”和“芙芰”都出自屈原辭赋。“远游”是楚辞篇名，这里也指自己赴台执教。“芙芰”即《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指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操守。“是邪非”是呼应钱锺书诗中的“吾道非”。二、颔联：“豪士吴中赋”，指陆机的《豪士赋》。陆机是苏州即吴中人，《晋书·陆机传》有云：“冏（司马冏，西晋“八王之乱”之齐王）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这里表达的是对当权者的不满，具体所指不明。“风送”一句，是说自己终究还是从海上归来。三、颈联：“独立”一句，化用苏轼《答李端叔》一诗中的“识君小异千人里”。这里表示对钱锺书的信任和激赏，说他有别于众人。“六翮”，指鸟的两翼。《战国策》有云：“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摩天”一句的意思是，你有如云的六翮，理应展翅高飞，何必低首折腰、委曲求全。四、尾联：“欲从石室纟由 书去”，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纟由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原文意思是：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这里可能与钱锺书供职于中央图书馆有关。“白首”一句，是说两人盼望之事恐怕难以实现了。
对照钱锺书与乔大壮的唱和诗可知，两人会面时一定就时局和个人的去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钱锺书觉得，应该“着处行窝且安隐”，乔大壮的回答则是“白首相望事恐违”。
前面提到，是李玄伯陪同钱锺书去拜访乔大壮的。两个月后，李玄伯即受聘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考虑到乔大壮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而按照钱锺书的性格，又不会轻易主动结交陌生人，此次拜访是否有了解台大中文系状况的隐含动机呢？换句话说，钱锺书是否会受到李玄伯等人的刺激，也动了去台大任教的心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从乔大壮那里接收到的反馈信息是令人失望的。前任中文系主任许寿裳遇害身亡，现任中文系主任乔大壮惶惶不可终日。随即，台大校长易人，乔大壮本人也未接到续聘（继任中文系主任的是台静农）。尤其是在国事、家事纷乱不堪的双重煎熬下，乔大壮最终以屈原的方式了却自身。这些所见所闻都会影响到钱锺书，他即使曾有迁台之念，也会因此而放弃了。
钱锺书1948年台湾之行的诸多细节已无法重现。从上述两首诗中可以看到，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在动荡的乱世之中寻求一处栖身之地。《草山宾馆作》起于“空明丈室”，结于“佳处留庵”;《赠乔大壮先生》起于“一楼波外”，结于“着处行窝”。室、庵、楼、窝，这些居所意象，无疑显示了诗人潜意识的聚焦点。两诗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一首态度明朗乐观，后一首流露出万般无奈，这就是所谓“情随事迁”吧。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一书有记：“锺书和杨绛早就打定主意留下不走，如果选择离开，不是没有机会。……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这已是1949年了。教育部长由朱家骅换成了杭立武。他是否因为听闻钱锺书此前有去台湾大学的打算才发出的邀请，不得而知。但此刻大局已定，钱锺书更不会将台湾当作了身达命的选项。
天翻地覆之际，知识分子都会面临去留的抉择。决定的因素有大有小，有公有私，有必然有偶然，不可一概而论。前些年，学界关于陈寅恪是否会去台湾，有过议论;其实，钱锺书是否会去台湾，也可一说。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本文只是笺诗证史。欠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本文系为2018海峡两岸诗学关系论坛而作）
《槐聚诗存》里收录了钱锺书旅台期间所写的两首七言律诗，我们选择其中一首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空明丈室面修廊，睡起凭栏送夕阳。
花气侵身风入帐，松声通梦海掀床。
放慵渐乐青山静，无事方贪白日长。
佳处留庵天倘许，打钟扫地亦清凉。
这首诗题为《草山宾馆作》，诗后有作者自注：“樊南乙集序、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
草山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草山宾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但若是知道这个草山就是今天的阳明山，就要另眼相待了。至于草山宾馆的身世，更是不同一般。1923年日据时期，为接待皇太子裕仁（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建造草山御宾馆，主楼及附属庭院近两千平米。蒋介石刚到台湾时，曾在此短暂居住;后长期作为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官邸。蒋介石夏季避暑的草山行馆（即草山老官邸）也在附近。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据说，蒋介石初到此地，获悉山名，颇为不悦，觉得有落草为寇之嫌，遂以弘扬王阳明精神为由，改称阳明山。钱锺书晚年特别提及“草山”，想来对这些掌故多少知道一点。
钱锺书入住草山宾馆，是作为政府文化宣慰团成员，参加教育部在台主办的文物展览会活动。这项活动由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发起，名义上是要让台湾同胞了解祖国文化。参展的历代文物和善本图书由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及沪上藏家提供。为配合展览，还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此次活动的负责人，是中央圖书馆馆长蒋复璁。钱锺书当时担任该馆英文杂志《书林季刊》（Philobiblon）的主编，颇受器重，受邀加入文化宣慰团，本是近水楼台。
钱锺书自称“寓草山一月”，大致不错。文化宣慰团乘船于1948年3月18日抵达宝岛，文物展览会于24日开幕，三周后撤展返回大陆，前后正好一个月左右。据记载，钱锺书此行的主要公务，仅是做一场公开演讲，时间是4月1日上午，地点是台湾大学法学院，题目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几年前，他撰写过同题学术论文发表，因而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准备讲稿。旅台期间，他应该十分清闲。客居草山宾馆一月，无异于度假疗养，心情自然轻松愉快，这在他的诗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空明丈室面修廊，睡起凭栏送夕阳。”第一句写草山宾馆的客房。“空明”，空旷澄澈的意思。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有云：“庭下如积水空明。”“丈室”犹斗室，言房间狭小。白居易《秋居书怀》诗云：“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面修廊”，即居室前面有长长的走廊。第二句无须解释，只是“夕阳”二字值得品味。“睡起”所见为夕阳，显然并非晨起，而是午睡醒来;且这午睡又并非小憩片刻，而是一觉睡到夕阳衔山。由此可见，诗人的日常起居真是散淡悠闲。
“花气侵身风入帐，松声通梦海掀床。”这两句写的是草山宾馆的景致和自然环境，以及居住其间的身心感受。其中化用前人诗句，也是恰到好处。如陆游《村居书喜》中的“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黄庭坚《庭坚得邑太和六舅按节出同安邂逅于皖公溪口》中的“解衣卧相语，涛波夜掀床”，不一而足。
“放慵渐乐青山静，无事方贪白日长。”这两句写客居草山宾馆的闲适心境。“放慵”即疏懒。白居易《晚起》诗云：“放慵长饱睡，闻健且闲行。”“渐乐青山静”典出自《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无事”一句似乎也在用典，白居易《咏兴》诗云：“身闲心无事，白日为我长。”
“佳处留庵天倘许，打钟扫地亦清凉。”这最后两句当是直抒胸臆。“佳处留庵”，可参见苏轼《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打钟”一句，诗人担心读者不能领会其含义，特别加注，告知典故出自李商隐《樊南乙集序》：“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全诗不是结束在“清凉”这一感受上，而是结束在“为清凉山行者”这一心愿上。翻译成白话，这两句是说：如果这里能给我一席安身之地，我是愿意留下来修行的。
当然，这最后两句可以理解为对草山宾馆怡人环境的赞美。但考虑到当时特定的语境，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这首诗不仅是写给自己看，也会循例抄给别人看。记录自己的行止、留待日后回忆之外，应该另有预设的读者。最直接的对象当是同行人员，包括安排他参加这次文化活动的上司，也许还有当地的接待人员。诗中流露出差旅期间愉快的心情，也暗含着对享受如此优越待遇的感激。这种含蓄、不失身份而又风雅的辞令，钱锺书最为擅长。至于是否还会另有暗示，就要将这次文化活动放到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中考察了。
经历五十年的日据时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台湾终于光复了。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暴露出新的社会矛盾。同年，大陆国共战场的形势也发生逆转，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初，教育部组织文物展览会，赴台宣传慰问，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暗地里也是为转移珍贵文物和善本图书打前站。果然，1948年10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央机关陆续迁徙。年底，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和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大多运至台湾。当年文化宣慰团的团长蒋复璁和成员之一的庄尚严（即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就是具体经办人。
作为文化宣慰团的一员，钱锺书对这些预谋应该心知肚明。同行人员除了公务，私下里也都有各自的打算。文化宣慰团里负责讲座的七位专家，随后迁居台湾的就有四位。钱锺书当时是否动过念头呢？单从“佳处留庵”一联看，似乎有此迹象。不过，下面一首旅台诗却别有一番滋味。 一楼波外许抠衣，适野宁关吾道非。
春水方生宜欲去，青天难上苦思归。
耽吟应惜拈髭断，行酒何求食肉飞。
着处行窝且安隐，传经心事本相违。
这首诗原题为《呈乔先生大壮》，收入《槐聚诗存》时改为《赠乔大壮先生》，诗后有自注云：“先生思归蜀、美髯善饮。”
乔大壮（名曾劬）是近代著名词人、书法家、篆刻家。1947年，乔大壮离开执教多年的中央大学，受聘于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18日，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遇害，乔大壮继任其职。不久，钱锺书由同行的历史学家李玄伯（名宗侗）引荐，一起登门拜访。钱锺书此前并不认识乔大壮，这次拜访的原因为何、当时谈了些什么都不详。只是事后，钱锺书写下了这首诗。
“一楼波外许抠衣，适野宁关吾道非。”第一句是客套话。“一楼波外”，乔大壮号波外居士，室名波外楼，著有《波外乐章》、《波外诗稿》等。“抠衣”，典出《礼记》：“抠衣趋隅，必慎唯诺。”孔颖达疏：“抠，提也。衣，裳也。”提起衣服前襟，古人迎趋时的动作，表示恭敬。第二句涉及个人背井离乡的境遇和不济的时运。“适野”，前往野外;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后人常以“适野谋”谓到郊野商议政事。“宁关”，岂关。“吾道非”，我的道理和信念不对;语出《史记·孔子世家》：“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有云：“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
“春水方生宜欲去，青天难上苦思归。”这两句写的是“先生思归蜀”。“春水”一句，典出自《三国志》裴注：“权为笺与曹公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青天难上”，用李白《蜀道难》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槐聚诗存》1945年《徐森玉丈鸿宝间道入蜀话别》诗中也有“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一联，可参见。
“耽吟应惜拈髭断，行酒何求食肉飞。”这两句与“美髯善饮”有关。“耽吟”化用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的“为人性僻耽佳句”。“拈髭断”，指髭须因吟诗而拈断，语本卢延让《苦吟》：“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食肉飞”，指做官飞黄腾达，范成大《乙未元日用前韵书怀今年五十矣》：“定中久已安心竟，饱外何须食肉飞。”《槐聚诗存》1945年底《拔丈七十》诗中有“如此相丰宜食肉，依然髭短为吟诗”一联，可参见。
“着处行窝且安隐，传经心事本相违。”“着处”，到处，随处。“行窝”，典出《宋史·邵雍传》：“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后人遂以“行窝”指可以小住的安适之所。“安隐”，安定，平静，《诗·大雅·緜》郑笺云：“民心定，乃安隐其居。”“传经”一句，化用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刘向传经心事违”。这两句的大意是：到处都可作“行窝”，权且安稳居住;理想与现实本来就有不小的距离，往往都是事与愿违。这显然是在宽慰乔大壮。
乔大壮秉性孤高耿介，愤世嫉俗。渡海来台，原为避开中央大学的人事纠纷。好友许寿裳之死，对其打击甚大。虽然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却是心绪低劣、萎靡颓唐，其寂寞、抑郁以及对时事的悲观，在台静农《记波外翁》一文中有真切的描述。钱锺书登门拜访，正值此际。想来乔大壮在酒酣耳热之时，袒露心扉，才引出钱锺书的一番肺腑之言。
钱锺书于4月中旬离开台湾，乔大壮于6月初也返回大陆。7月3日，乔大壮在苏州投水自尽。而六天之前，即1948年6月27日，乔大壮将《次韵答默存见贻之作》一诗抄寄钱锺书。诗云：“客舍银灯照桁衣，远游芙芰是邪非？世传豪士吴中赋，风送轻装海上归。独立千人原小异，摩天六翮许低飞。欲从石室纟由 书去，白首相望事恐违。”
乔大壮的这首唱和诗，与钱锺书的诗一样，也是大量使用典故。一、首联：“客舍”当指台北客居之所。“桁”，衣架，庾信《对烛赋》：“灯前桁衣疑不亮。”“远游”和“芙芰”都出自屈原辭赋。“远游”是楚辞篇名，这里也指自己赴台执教。“芙芰”即《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指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操守。“是邪非”是呼应钱锺书诗中的“吾道非”。二、颔联：“豪士吴中赋”，指陆机的《豪士赋》。陆机是苏州即吴中人，《晋书·陆机传》有云：“冏（司马冏，西晋“八王之乱”之齐王）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这里表达的是对当权者的不满，具体所指不明。“风送”一句，是说自己终究还是从海上归来。三、颈联：“独立”一句，化用苏轼《答李端叔》一诗中的“识君小异千人里”。这里表示对钱锺书的信任和激赏，说他有别于众人。“六翮”，指鸟的两翼。《战国策》有云：“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摩天”一句的意思是，你有如云的六翮，理应展翅高飞，何必低首折腰、委曲求全。四、尾联：“欲从石室纟由 书去”，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纟由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原文意思是：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这里可能与钱锺书供职于中央图书馆有关。“白首”一句，是说两人盼望之事恐怕难以实现了。
对照钱锺书与乔大壮的唱和诗可知，两人会面时一定就时局和个人的去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钱锺书觉得，应该“着处行窝且安隐”，乔大壮的回答则是“白首相望事恐违”。
前面提到，是李玄伯陪同钱锺书去拜访乔大壮的。两个月后，李玄伯即受聘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考虑到乔大壮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而按照钱锺书的性格，又不会轻易主动结交陌生人，此次拜访是否有了解台大中文系状况的隐含动机呢？换句话说，钱锺书是否会受到李玄伯等人的刺激，也动了去台大任教的心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从乔大壮那里接收到的反馈信息是令人失望的。前任中文系主任许寿裳遇害身亡，现任中文系主任乔大壮惶惶不可终日。随即，台大校长易人，乔大壮本人也未接到续聘（继任中文系主任的是台静农）。尤其是在国事、家事纷乱不堪的双重煎熬下，乔大壮最终以屈原的方式了却自身。这些所见所闻都会影响到钱锺书，他即使曾有迁台之念，也会因此而放弃了。
三
钱锺书1948年台湾之行的诸多细节已无法重现。从上述两首诗中可以看到，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在动荡的乱世之中寻求一处栖身之地。《草山宾馆作》起于“空明丈室”，结于“佳处留庵”;《赠乔大壮先生》起于“一楼波外”，结于“着处行窝”。室、庵、楼、窝，这些居所意象，无疑显示了诗人潜意识的聚焦点。两诗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一首态度明朗乐观，后一首流露出万般无奈，这就是所谓“情随事迁”吧。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一书有记：“锺书和杨绛早就打定主意留下不走，如果选择离开，不是没有机会。……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这已是1949年了。教育部长由朱家骅换成了杭立武。他是否因为听闻钱锺书此前有去台湾大学的打算才发出的邀请，不得而知。但此刻大局已定，钱锺书更不会将台湾当作了身达命的选项。
天翻地覆之际，知识分子都会面临去留的抉择。决定的因素有大有小，有公有私，有必然有偶然，不可一概而论。前些年，学界关于陈寅恪是否会去台湾，有过议论;其实，钱锺书是否会去台湾，也可一说。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本文只是笺诗证史。欠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本文系为2018海峡两岸诗学关系论坛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