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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海外华人纷纷归国;与此同时，对中国留学生的录取则大幅收紧，许多国家高校的国际学生招生数缩减，这无疑造成了种种疑惑。这个世界将向何处去？高等教育将伊于胡底？在此情势下，有人认为国际格局重新洗牌，世界已开始或即将开始“逆全球化”，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及其国际化进程亦将发生大逆转。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言，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自古以来，疫病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推手。人类当下正在经历的这次流疫亦复如此。毫无疑问，疫情或已改变了原有的世界，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很可能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高等教育是一项国家事业，同时也已然是一种国际事业、全人类的事业，知识及教育的国家化、国际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教育“国家化”成为普遍趋势，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事业。克拉克·科尔认为，在美国，“巨型大学不仅是社会利益的接收者，而且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它本身就是美国高生产率的成分之一”。正如布鲁贝克所言：“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二战以后，多元巨型大学渐成常态。大学职能和角色多样化使其结构与功能日趋繁杂，需要尽可能平衡学术与行政、大学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大学的决策，往往不是大学所能主导的，不是社会所能主导的，甚至也往往不是主管部门所能完全把控的，它受制于各方博弈所形成的复杂合力。
从历史上看，大学创建以来就几乎始终是国际性机构。古代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曾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前往学习、研究，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印度本国。欧洲中世纪大学更是如此。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国的巴黎大学等，都有着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大批学生和学者，近代史上的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以及二战以来的美国哈佛大学，莫不如此。那些名校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名校，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为世界贡献全球性知识和思想，而首先是因为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前来学习、工作、交游和参访。正是人员的国际流动和交往，促进了其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提升了其世界声誉和贡献度。可以说，世界名校的这种国际性和开放精神，即便在各国和世界局势最困难、最艰苦、最动乱的条件下，也没有完全改变过。
全面抗战时期，曾留学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罗忠恕，在与西方学者密切合作的过程中指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灿烂古代文明必须珍视、传承。东、西方对于自己创造的古代文化必须彼此加强交流。”1939年，他赴日内瓦参加国际问题研究社时指出：“在现在的世界，科学已将地球缩小，使世界任何处所皆已成比邻，以一个浑圆的地球，任何一处，皆为其他处之东，亦为另一处之西，故可谓东即西，西即东，东、西是处处相遇的。”诚所谓“东西一体，风月同天”。1939年11月，在东、西方都战云密布的时候，牛津大学诸多学者推动成立了“英中文化交流合作委员会”;12月，剑桥大学也紧随着成立了“英中学术合作委员会”，李约瑟博士任书记。剑桥方面致函中国：“为促进人类之进步计，东、西学者及科学家似有密切联络之必要，使各民族之知识与传统之精神有适当之联络。”中国的燕京、齐鲁等五所教会名校联合致函牛津、剑桥，强调：“虽在战争中，亦应尽最大之努力，谋密切之合作。……如能交换教授，对两国皆有利益。”后来，该目标得以部分实现。1947年，罗忠恕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时，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表示：“世界是一个整体，需要人民之间的合作;每一个人都应有目的，只有社会机构才是为人人服务的手段。个人与民族应互相尊重，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华，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
在战火纷飞之际，这些东、西方名校学者的精诚合作与不懈努力，结出了硕果，至今令人感佩，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国际性的高度彰显。而今人类文明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岔路口，先贤的努力和智慧尤为今人提供丰富的启示。
大学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学术研究，是知识传承、贡献与创新。大学科研工作意在传承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知識”，知识“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或既定的……不论多么困难，它总是开放的，时刻接受挑战与改变”。创新无终点，求知无止境，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外部的强力手段可以干预知识生产和传播，但并不足以改变知识本身的存在和内在发展与固有逻辑。而现代社会中，公权部门对知识的过度干预和国际管控，无疑将制约知识创新与传播。就此而言，为保障知识创新和科技教育水平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了保持国家的实力和创新力，相关各国也不得不遵从知识创新、学术发展的这一固有特性。为此，继续保持开放，与其他国家交流共进，是发达国家的不二之选。而中国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一员，作为拥有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是西方国家教育开放、学术交流过程中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存在。
默顿在其名作《科学的规范结构》中对科学的特性做出经典论述。他认为，科学精神有客观性和创造性两大标准，科学共同体应具有四大特征：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而科学“比其他的大多数社会体制更接近于普遍主义的理想”。因而，现代学术被认为是最具普遍性、最具公正性的国际化特质、最具国际主义精神的事业之一。十九世纪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曾智慧地预言：“认识无止境，科学亦无止境。科学将成为全世界的科学。”日后的学术进展确实印证了这一预言。一般而言，现代科学已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知识体系。
这一时期学术和学术专业（职业）的发展，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学术专业”迟至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然而一旦出现，它对研究的强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世界性而非地方性特征”。而当学术发展到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形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成为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起，“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华莱士（Walter L.Wallace）指出：“不论科学曾经是什么，科学就是关于人类世界经验命题的一般化与真假检验的一个方式。”科学在本质上具有普遍主义取向和普遍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显然是超越民族—国家之边界的。自然科学就如此，知识在本质上仍具有超越民族边界的普遍化（世界性）追求，世界主义、普遍主义是其本能的诉求。 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表示，“文化同质性与文化异质性之间的张力”，是“当今全球性互动的中心问题”。许多学者明确反对单极化、同质化和一元普遍主义。罗兰·罗伯森提出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方案，通过“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双向推动来解决问题，前者实现“全球本土化”，后者实现“本土全球化”，如此则避免了多种不良倾向，消除了将全球化（普遍性）与本土化（特殊性）作为文化两极而产生的对立，使它们作为一种“互相贯穿的”原则而存在。因此，各国的社会科学也就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知识，其所寻求的地方性、本土性，应该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本土性，即全球“本土化”。本土化与全球化构成对立统一的张力，二者相生相克。
当然，现实的全球化事实上依旧是不平等的，当今的全球化依然是西方主导的进程。不仅仅在知识生产和话语表述中，即便是在知识分类、评价、传播、奖励等诸多环节中，西方也明显体现出其西方霸权主义（西方中心论）倾向。这当然是历史所逐步形塑的。
美国科学史家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在其经典论文《西方科学的传播》中提出：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一个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构成的小圈子提供了近代科学的最初家园，并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征服了全世界。及至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可以理解，上述地区的重知识群落的工作，在整体上形塑了近代西方知识体系，而它们也成为近代世界学术体系的母体和主流范式。按照本-戴维的研究，德、法、英、美四国长期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学术体系，是现代学术的中心（Centers of Learning），其他地方不过是外围（peripheral）。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萌生于十九世纪，但真正的社会科学向世界扩展，并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明确的知识权力结构始于二十世纪。1945年前后，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的制度化在世界范围内完成，至此西方主要国家知识体系中基本确立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
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几乎征服了全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在全球的扩散。这一扩散最终形成了今天既成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伴随着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形成及其制度化，特别是西方大学教育模式二十世纪向全球的推广，社会科学所隐含的知识-权力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知识体系并不完全是中立的，它的背后隐含着权力。而学校正是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机构。正是通过学科在大学中设立院系和教席，促成相关图书的分类等制度化，西方的知识体系才得以以一种貌似科学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建构的过程中。
沃勒斯坦在1996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中认为，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沿着三条中线而分开，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对非西方（人类学和东方学）。显然，按照这种力图最大限度地彰显世界性的学科分界，东方仍是作为西方的对立物而存在，仍是西方世界之外的难以类归的存在，这无疑暗含着西方“中心”对非西方世界的歧视。对应于沃勒斯坦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西方和非西方轴线”，二十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史上也出现了一些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这些“核心区国家”正是那些社会学制度化形成和确立的先进国家，即所谓“西方”，它们创造了今天全球通用的社会科学主要概念、范畴、命题、理论和范式;而“边缘区国家”则对应于“非西方”，这些国家和地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自然，国际化是多向度的互动行为。它一方面意味着大量非中心国家的人才流向中心国家学习和交流，也意味着中心国家的知识、技术、制度向非中心国家渗透。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国家的文化成果完成扩张，而非中心国家分享了先进国家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无形中被前者所文化殖民和精神统摄。有时候，它“越是学习他人，就越是依赖他人，难以摆脱边缘的地位，背离了最初的目标”。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一方的存在构成了另一方得以存在的前提。在世界学术体系中也是如此，若“东方”（非西方）不存在，“西方”的概念就毫无意义;若无“非中心国家”，也就不存在“中心国家”。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化，正是依赖于西方与非西方、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的密切互动。国际化是西方国家“中心地位”得以实现、维护和巩固的前提。没有国际化和人员-文化的国际交流，中心国家不可能实现其价值和技术的推广，不可能更好地维护和强化其中心地位。钱穆指出：“唯人类文化世界，乃为千百年之根本之大计。”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常需“去腐生新”。为达此目的，则需创新文化源头，同时吸收外来优良之文化。相关各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文化活力，为了增进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巩固自身的学术中心地位、维护自身文化霸权，也不可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合作。因此，哪怕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都不可能主动终止国际化，它所希望做、能够做的，大概仅仅在于调整国际化的方向、步骤和策略。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和共同的事业。学术无国界，近代以来的学术更是超越国界的、国际性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大事业，它不仅仅为个别人的利益服务，也应该为全人类全世界的利益而服务。高等教育的非功利属性和科学的相对超越性（普遍性），是不以任何人、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能够而且必须跨越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再生产。即便在国家间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学术文化交流也没有停止过。具体到美国的大学，也是在二战中由于大量延揽了欧洲（包括德、意等国）杰出人才而凭借战争红利迅速发家的。由此，在世界的大動荡中，国际学术中心完成了从欧洲到北美的洲际大转移，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的历史一旦进入全球历史，就已不可逆转。全球化因此向纵深推进。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以深远的洞察力揭示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通过生产、生活和交往，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而今，世界已成“地球村”;人类社会已不仅仅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而且实实在在地融合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人，也许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但“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大地相联系。没有人能长久地逍遥于桃花源，没有人能自外于社会而遗世独立。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相互融合、交错缠绕已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将从发达地区扩张至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并对全球各国都产生深刻影响。显然，知识、教育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国际化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与知识经济相伴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借助国际平台，吸收新知识、传播新知识、应用新知识和创造新知识。因此，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
高等教育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学术事业尤其如此。因此，它是不可能被完全孤立的。要在西方与包括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间实行彻底的人为切割或隔离，显然并不现实，这完全违背了高等教育和学术事业的本质属性。同理，此种意图注定不可能得逞。因此，在当今及稍后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的快速国际化步伐可能会有所收缩，方向会有所调整甚至发生局部的逆转，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大的格局亦不可能逆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许会将操纵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作为政治伎俩，但是这些国家本身的教育发展和学术事业仍有其自身需求。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学术交流合作虽然将受到某些影响，但也不可能因此终结跨国交流。当今的一些乱象，亦只是特殊形势下的阶段性的停摆、收缩或回退，不可能长久如此。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已时时、处处经历着“流动的现代性”，知识、技术、产品和人员等方方面面的高密度流动早已成为常态。高等教育早就不以国界自我设限。此外，人类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态势。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动的全球性，从经济基础的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交往的全球性，以及科技、教育、文化活动的全球性，而这又内在地要求人员流动的全球性。这一大的趋势，在可预期的将来是不可能根本逆转的。对此，我们理应有充分的信心。
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今后，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应对得当，完全可以更好地為世界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言，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自古以来，疫病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推手。人类当下正在经历的这次流疫亦复如此。毫无疑问，疫情或已改变了原有的世界，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很可能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高等教育是一项国家事业，同时也已然是一种国际事业、全人类的事业，知识及教育的国家化、国际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教育“国家化”成为普遍趋势，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事业。克拉克·科尔认为，在美国，“巨型大学不仅是社会利益的接收者，而且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它本身就是美国高生产率的成分之一”。正如布鲁贝克所言：“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二战以后，多元巨型大学渐成常态。大学职能和角色多样化使其结构与功能日趋繁杂，需要尽可能平衡学术与行政、大学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大学的决策，往往不是大学所能主导的，不是社会所能主导的，甚至也往往不是主管部门所能完全把控的，它受制于各方博弈所形成的复杂合力。
从历史上看，大学创建以来就几乎始终是国际性机构。古代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曾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前往学习、研究，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印度本国。欧洲中世纪大学更是如此。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国的巴黎大学等，都有着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大批学生和学者，近代史上的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以及二战以来的美国哈佛大学，莫不如此。那些名校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名校，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为世界贡献全球性知识和思想，而首先是因为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前来学习、工作、交游和参访。正是人员的国际流动和交往，促进了其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提升了其世界声誉和贡献度。可以说，世界名校的这种国际性和开放精神，即便在各国和世界局势最困难、最艰苦、最动乱的条件下，也没有完全改变过。
全面抗战时期，曾留学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罗忠恕，在与西方学者密切合作的过程中指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灿烂古代文明必须珍视、传承。东、西方对于自己创造的古代文化必须彼此加强交流。”1939年，他赴日内瓦参加国际问题研究社时指出：“在现在的世界，科学已将地球缩小，使世界任何处所皆已成比邻，以一个浑圆的地球，任何一处，皆为其他处之东，亦为另一处之西，故可谓东即西，西即东，东、西是处处相遇的。”诚所谓“东西一体，风月同天”。1939年11月，在东、西方都战云密布的时候，牛津大学诸多学者推动成立了“英中文化交流合作委员会”;12月，剑桥大学也紧随着成立了“英中学术合作委员会”，李约瑟博士任书记。剑桥方面致函中国：“为促进人类之进步计，东、西学者及科学家似有密切联络之必要，使各民族之知识与传统之精神有适当之联络。”中国的燕京、齐鲁等五所教会名校联合致函牛津、剑桥，强调：“虽在战争中，亦应尽最大之努力，谋密切之合作。……如能交换教授，对两国皆有利益。”后来，该目标得以部分实现。1947年，罗忠恕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时，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表示：“世界是一个整体，需要人民之间的合作;每一个人都应有目的，只有社会机构才是为人人服务的手段。个人与民族应互相尊重，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华，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
在战火纷飞之际，这些东、西方名校学者的精诚合作与不懈努力，结出了硕果，至今令人感佩，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国际性的高度彰显。而今人类文明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岔路口，先贤的努力和智慧尤为今人提供丰富的启示。
大学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学术研究，是知识传承、贡献与创新。大学科研工作意在传承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知識”，知识“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或既定的……不论多么困难，它总是开放的，时刻接受挑战与改变”。创新无终点，求知无止境，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外部的强力手段可以干预知识生产和传播，但并不足以改变知识本身的存在和内在发展与固有逻辑。而现代社会中，公权部门对知识的过度干预和国际管控，无疑将制约知识创新与传播。就此而言，为保障知识创新和科技教育水平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了保持国家的实力和创新力，相关各国也不得不遵从知识创新、学术发展的这一固有特性。为此，继续保持开放，与其他国家交流共进，是发达国家的不二之选。而中国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一员，作为拥有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是西方国家教育开放、学术交流过程中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存在。
默顿在其名作《科学的规范结构》中对科学的特性做出经典论述。他认为，科学精神有客观性和创造性两大标准，科学共同体应具有四大特征：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而科学“比其他的大多数社会体制更接近于普遍主义的理想”。因而，现代学术被认为是最具普遍性、最具公正性的国际化特质、最具国际主义精神的事业之一。十九世纪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曾智慧地预言：“认识无止境，科学亦无止境。科学将成为全世界的科学。”日后的学术进展确实印证了这一预言。一般而言，现代科学已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知识体系。
这一时期学术和学术专业（职业）的发展，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学术专业”迟至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然而一旦出现，它对研究的强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世界性而非地方性特征”。而当学术发展到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形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成为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起，“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华莱士（Walter L.Wallace）指出：“不论科学曾经是什么，科学就是关于人类世界经验命题的一般化与真假检验的一个方式。”科学在本质上具有普遍主义取向和普遍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显然是超越民族—国家之边界的。自然科学就如此，知识在本质上仍具有超越民族边界的普遍化（世界性）追求，世界主义、普遍主义是其本能的诉求。 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表示，“文化同质性与文化异质性之间的张力”，是“当今全球性互动的中心问题”。许多学者明确反对单极化、同质化和一元普遍主义。罗兰·罗伯森提出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方案，通过“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双向推动来解决问题，前者实现“全球本土化”，后者实现“本土全球化”，如此则避免了多种不良倾向，消除了将全球化（普遍性）与本土化（特殊性）作为文化两极而产生的对立，使它们作为一种“互相贯穿的”原则而存在。因此，各国的社会科学也就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知识，其所寻求的地方性、本土性，应该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本土性，即全球“本土化”。本土化与全球化构成对立统一的张力，二者相生相克。
当然，现实的全球化事实上依旧是不平等的，当今的全球化依然是西方主导的进程。不仅仅在知识生产和话语表述中，即便是在知识分类、评价、传播、奖励等诸多环节中，西方也明显体现出其西方霸权主义（西方中心论）倾向。这当然是历史所逐步形塑的。
美国科学史家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在其经典论文《西方科学的传播》中提出：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一个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构成的小圈子提供了近代科学的最初家园，并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征服了全世界。及至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可以理解，上述地区的重知识群落的工作，在整体上形塑了近代西方知识体系，而它们也成为近代世界学术体系的母体和主流范式。按照本-戴维的研究，德、法、英、美四国长期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学术体系，是现代学术的中心（Centers of Learning），其他地方不过是外围（peripheral）。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萌生于十九世纪，但真正的社会科学向世界扩展，并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明确的知识权力结构始于二十世纪。1945年前后，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的制度化在世界范围内完成，至此西方主要国家知识体系中基本确立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
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几乎征服了全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在全球的扩散。这一扩散最终形成了今天既成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伴随着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形成及其制度化，特别是西方大学教育模式二十世纪向全球的推广，社会科学所隐含的知识-权力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知识体系并不完全是中立的，它的背后隐含着权力。而学校正是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机构。正是通过学科在大学中设立院系和教席，促成相关图书的分类等制度化，西方的知识体系才得以以一种貌似科学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建构的过程中。
沃勒斯坦在1996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中认为，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沿着三条中线而分开，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对非西方（人类学和东方学）。显然，按照这种力图最大限度地彰显世界性的学科分界，东方仍是作为西方的对立物而存在，仍是西方世界之外的难以类归的存在，这无疑暗含着西方“中心”对非西方世界的歧视。对应于沃勒斯坦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西方和非西方轴线”，二十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史上也出现了一些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这些“核心区国家”正是那些社会学制度化形成和确立的先进国家，即所谓“西方”，它们创造了今天全球通用的社会科学主要概念、范畴、命题、理论和范式;而“边缘区国家”则对应于“非西方”，这些国家和地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自然，国际化是多向度的互动行为。它一方面意味着大量非中心国家的人才流向中心国家学习和交流，也意味着中心国家的知识、技术、制度向非中心国家渗透。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国家的文化成果完成扩张，而非中心国家分享了先进国家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无形中被前者所文化殖民和精神统摄。有时候，它“越是学习他人，就越是依赖他人，难以摆脱边缘的地位，背离了最初的目标”。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一方的存在构成了另一方得以存在的前提。在世界学术体系中也是如此，若“东方”（非西方）不存在，“西方”的概念就毫无意义;若无“非中心国家”，也就不存在“中心国家”。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化，正是依赖于西方与非西方、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的密切互动。国际化是西方国家“中心地位”得以实现、维护和巩固的前提。没有国际化和人员-文化的国际交流，中心国家不可能实现其价值和技术的推广，不可能更好地维护和强化其中心地位。钱穆指出：“唯人类文化世界，乃为千百年之根本之大计。”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常需“去腐生新”。为达此目的，则需创新文化源头，同时吸收外来优良之文化。相关各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文化活力，为了增进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巩固自身的学术中心地位、维护自身文化霸权，也不可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合作。因此，哪怕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都不可能主动终止国际化，它所希望做、能够做的，大概仅仅在于调整国际化的方向、步骤和策略。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和共同的事业。学术无国界，近代以来的学术更是超越国界的、国际性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大事业，它不仅仅为个别人的利益服务，也应该为全人类全世界的利益而服务。高等教育的非功利属性和科学的相对超越性（普遍性），是不以任何人、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能够而且必须跨越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再生产。即便在国家间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学术文化交流也没有停止过。具体到美国的大学，也是在二战中由于大量延揽了欧洲（包括德、意等国）杰出人才而凭借战争红利迅速发家的。由此，在世界的大動荡中，国际学术中心完成了从欧洲到北美的洲际大转移，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的历史一旦进入全球历史，就已不可逆转。全球化因此向纵深推进。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以深远的洞察力揭示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通过生产、生活和交往，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而今，世界已成“地球村”;人类社会已不仅仅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而且实实在在地融合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人，也许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但“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大地相联系。没有人能长久地逍遥于桃花源，没有人能自外于社会而遗世独立。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相互融合、交错缠绕已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将从发达地区扩张至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并对全球各国都产生深刻影响。显然，知识、教育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国际化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与知识经济相伴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借助国际平台，吸收新知识、传播新知识、应用新知识和创造新知识。因此，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
高等教育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学术事业尤其如此。因此，它是不可能被完全孤立的。要在西方与包括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间实行彻底的人为切割或隔离，显然并不现实，这完全违背了高等教育和学术事业的本质属性。同理，此种意图注定不可能得逞。因此，在当今及稍后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的快速国际化步伐可能会有所收缩，方向会有所调整甚至发生局部的逆转，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大的格局亦不可能逆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许会将操纵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作为政治伎俩，但是这些国家本身的教育发展和学术事业仍有其自身需求。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学术交流合作虽然将受到某些影响，但也不可能因此终结跨国交流。当今的一些乱象，亦只是特殊形势下的阶段性的停摆、收缩或回退，不可能长久如此。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已时时、处处经历着“流动的现代性”，知识、技术、产品和人员等方方面面的高密度流动早已成为常态。高等教育早就不以国界自我设限。此外，人类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态势。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动的全球性，从经济基础的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交往的全球性，以及科技、教育、文化活动的全球性，而这又内在地要求人员流动的全球性。这一大的趋势，在可预期的将来是不可能根本逆转的。对此，我们理应有充分的信心。
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今后，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应对得当，完全可以更好地為世界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