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中的《小狗包弟》其构思内核（生活形象与思想感情初步融为一体的浓缩物）即是“解剖”二字所关涉的事象。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作者家的小狗包弟成了连累全家的一个大“包袱”而被送到医院解剖，这件事对巴金先生内心的触动，巨大、持久，以致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解剖幻象，频现眼前，挥之不去，让作者又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这样，“解剖”一词也就成了他永远的剜心之痛。因而，作者以这一生活中似乎微不足道的事件为构思内核，将生理层面的“解剖”变形、提升为灵魂层面的“解剖”，再通过一系列细节——核心细节和一般细节——的艺术衍化，创作出本篇以解剖人性，切除人性之恶，勿使其扩散蔓延，进而养成人性之善，构建和谐健康社会为主旨的忏悔文字。这篇散文的主要价值也便在于作者解剖人性（自己的、他人的）、解剖社会的勇气与真诚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一个最无责任者”的高度责任感和作为“文革”受害者的社会良知。换言之，作者在文中拿起道德的手术刀，并不仅仅是为了忏悔、赎罪，更主要的是为了警醒世人：人性修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旦遭逢乱世，人性之恶极易滋生、膨胀，须时刻警惕，历史的悲剧不可重演，人性之恶亦不可循环！未来的人性将如何发展，也许这才是作者真正的关注点。
　　如果要借用本文的构思内核所对应的关键词之一“解剖”（剥皮抽筋法）来解读文本的话，《小狗包弟》的核心细节——由构思内核衍化而来的——应该是第10～13自然段。这才是全文的主体部分。作者集中笔墨抒写自己灵魂上的“解剖”。作为政治包袱而被“我”送走的包弟遭到了医院科研人员的解剖这一构思内核，起初是比较模糊的，还不具备审美价值，为了使之更加清晰，更具思想性和艺术性，作者在第10自然段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对该构思内核所对应的关键词“我”“包弟”“包袱”“解剖”进行了变形处理。首先是“包弟送走后……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①的感觉”，这里暗含着包弟是包袱的变形（实际上是承第7段“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而来的），这个包袱是指连累作者全家的政治上的负担；其次是“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②”，这里是指被解剖的包弟变成了“我”道德上的包袱，良心常受谴责。包袱①→包袱②，表明作者的写作思路由政治的层面跳转到了道德的人性的层面。再次是“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作者在此处采用“以人化物”的变形技巧，使“解剖”的内涵有了审美的飞跃，即由生理意义的解剖上升到了灵魂的解剖，而且“解剖”一词在文中具有了双层意蕴：既指作者在“文革”中遭受的种种身心上的折磨、摧残，也指作者对自己的灵魂的拷问。这同样表明本文的立意主要是定位在人性层面。作者在这里对自己的“人性切片”作出了“病理分析”，其结果是委屈求全、逆来顺受；其感受是“羞耻”“瞧不起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等，这都是肺腑之言，真切而沉痛，在一个畸形、病态的社会里，就连最有良知的人也难保自己的人性不被扭曲，对包弟的“出卖”，把它送到解剖桌，等于是把它送给了死亡，以“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深深地自责，但他又能保全自己，保全家人吗？最终还是在地狱里走了一遭，侥幸爬了出来，妻子萧珊却永远留在了那里。人且不保，狗亦奈何？！我们读者知道此属出于无奈，但作者并未以此开脱，还是从人性的根子上痛切自审，这是多么可贵的解剖精神啊！经由这三层变形处理，本文的构思内核便已形成，初步具备了揭示文章主旨的功能。但是，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式，散文的形象性、感染力，以及主旨赖以生成的表现技巧等等都有待加强。如何对已然形成的构思内核进行衍化，使文章做到血肉丰满，这也是颇见艺术功力的。巴金散文“无技巧的技巧”，也于此可见一斑。
　　文章的第11～13自然段是对第10段——构思内核得以形成的段落——的衍化，主要围绕“灵魂的解剖”行文，即这三段的内容都是“解剖”的延伸。
　　第11自然段运用“满园荒凉满园悲”的画面给予灵魂解剖一感性的支撑。一片衰草、无缝砖墙、高高墙壁、一点垃圾、大化粪池、几棵不开花的树，满目萧条的景象，单调、孤寂、隔膜，从这里仍可感知“文革”时代的余波——政治地震留下了一片废墟。人性的废墟也依稀可见——高墙、无缝的砖墙便是明证！浩劫之后的人们多出了彼此防范的心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谨小慎微、噤若寒蝉。这似乎也是今之人性冷漠的源头！竹篱笆不见了，花树也少了，如茵绿草呢，也不见了，那人那狗呢，都不见了！生活的情趣呢，不见了，只剩下“满园的创伤”，作者就在这创伤里熬煎着！一场政治灾难荒芜了自然，更荒芜了人性，后者更令作者痛心疾首，巴金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接下来的第12、13两个自然段，作者用真诚、朴实的语言直陈自己的忏悔、赎罪心理。“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第12自然段的头两句是说包弟之死，百身莫赎，可见其内心的伤痛愧疚和自我解剖的无情。“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这后两句表明了作者准备长期赎罪的勇气和拯救人性的责任感。文章末尾一段，作者以讲真话的态度，表达对包弟的怀念与歉意。
　　本文的核心细节部分衍化完成之后，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在文中交代清楚，那就是包弟何以会成为作者的政治包袱，包弟在“文革”之前是不是包袱。因此，由构思内核中的另一关键词“包袱”还得衍化出若干一般细节。
　　文章第7～9自然段是围绕“包袱”衍化出的一般性细节。该部分内容叙述了“我”与小狗包弟在“文革”初期生存处境的恶化，包弟也成了全家的包袱，被决定送给医院做解剖实验用。这就为“核心细节”中作者的忏悔、赎罪埋下了伏笔，或者说是对“核心细节”的起因的叙述。在叙述中，作者客观地提供了关于红卫兵（文革中的组织，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的“人性切片”。红卫兵在“文革”时期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破坏了许多历史文物，且大肆迫害民主人士。文中写到了他们抄“四旧”的场面。因养狗在当时也属“四旧”之列，狗命自然是难逃一劫。敬畏生命，富有恻隐之心，本应是人性之善的表现；然而透视这些红卫兵小孩的“人性切片”，作者也只有“胆战心惊”的份。“打门大喊大嚷”“要杀小狗”“大声叱骂”“摔破坛坛罐罐”——暴力、凶残、野蛮，这就是“小孩”的人性之恶。作者连续两次写到“小孩”的字眼，应该有其触目惊心的警示作用——“救救孩子！”人性中的恶性肿瘤竟然扩散到了“小孩”身上，这个责任该由谁负？！太恐怖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由文本提供的这个特殊语境来看，包弟成为作者全家的政治包袱就有了其必然性，包弟的非正常死亡亦不可避免，作者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不让包弟死于乱棍之下；然而他还是“不能原谅自己”，还是心有不安，其悲悯情怀，令人感佩。 　　为了强化包弟死于解剖桌上的悲剧效果，作者在文章的第2～6自然段，从“包袱”的反面落笔，以艺术反差的技巧进一步衍化出一般细节。这五个段落除了第2段介绍小狗包弟的来历外，其余四段则集中表现包弟在“文革”前与作者一家人相处的亲密以及它的聪明伶俐、忠诚可爱。关于这些内容的叙述，或直接，或间接，笔法纯熟自然，且落笔见情，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小狗包弟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中还多处忆及妻子萧珊，这自然使得怀念、歉疚的意味更加浓郁了。爱犬、贤妻皆死于“文革”时期，美好生命的毁灭带给作者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但作者只以朴淡、冷静的语言叙述，情感却更见真挚。
　　围绕“构思内核”，作者以变形、衍化之功，将“我与小狗包弟的故事”营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形式，是否意味着文章的第1段“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就可以省去呢？我们认为第1段虽只是“引子”，但绝不可省去。这一段落的安排是颇具匠心的，它也由本文的“核心细节”衍化而来，并且以主体故事之映衬参照物的身份出现，是作者特意设置的“情感磁场”，也提供了值得做“病理分析”的“人性切片”，在解剖人性的层面上，此段与本文主旨的联系非常紧密。
　　先分析一下首段的“人性切片”。在对待“文革”中受批斗的被冠以“里通外国”之罪名的艺术家的态度上，人（指专政队的人和艺术家所认识的人）与狗（艺术家隔壁家的狗）的表现，反差极大。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性是残忍、疯狂、冷漠；狗性是温情、亲热、忠诚。若做“病理分析”，其结论为“人不如狗”。这是因为病态社会遮蔽了人性之善，而滋长了人性之恶，反而使狗性中的优点，譬如忠诚、通情义得到了彰显。
　　再看看这一变形、衍化的意义。联系文本提供的特殊语境来看，首段的变形、衍化是合乎艺术逻辑的。为后面小狗包弟的出场起到了渲染、铺垫的作用，并且人与狗的这种对比映衬关系，一直渗透到了“我与小狗包弟的故事”里头，这样，解剖人性这一主题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了，文章的思想高度也得以提升，且成功地获得了警醒人心的审美效果。
　　《小狗包弟》这篇叙事以抒情的回忆性散文主要围绕“解剖”“包袱”等关键词，讲述了两个与狗有关的真实的小故事，提取了三块典型的“人性切片”，以对构思内核进行变形、衍化的技巧，表达了与人性相关的大主题。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