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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不昏
中华民族的历史中,诸葛亮几乎成为智慧的象征。历朝历代的王公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个人能像诸葛丞相一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稳居人臣首位。隆中对、前后出师表成为千古绝唱。借东风、空城计、舌战群儒、骂死王朗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就是这样一个聪慧绝伦、计谋百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为西蜀鼎立创下不世功勋的诸葛亮,却委任马谡镇守战略要地街亭。结果被魏兵大败。《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斩马谡时,想到刘备临死前对他说“马谡言过于实,不可大用”时,不禁痛哭失声。刘备既没有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绝世武功,也没有安邦定国的突出能力,却能够从一个流寇成为帝王,只是因为他识人用人的水平,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超过了诸葛丞相。
人和器物一样,都有各自的强项,绝不能一把钥匙开千把锁。马谡也并非是无用之人,让他在参谋本部做个参谋干事可能是佼佼者,若让他统率大兵,那只能是损兵折将。用筷子喝汤,用勺子吃面条,大不了也就是喝不着吃不到,被人嘲笑了去;而用人失误,则贻害无穷。马谡为将不过是丢了街亭,顺带丢掉了自己的脑壳。历史上因为任用奸臣,导致国力衰弱、民怨沸腾,甚至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的帝王,不知凡几。如春秋时期“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庆父,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唐朝酿成安史之乱,“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以及宋朝的秦桧,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
成功人士刘邦曾问韩信:“我能指挥多少部队?”韩信回答:“十万。”刘邦又问:“你能指挥多少人?”韩信回答:“越多越好。”刘邦再问:“那你怎么成了我的部下?”韩信回答:“你不善于领兵,但是善于领导将帅。”为将者,韩信能够清楚了解自己部下的能力,知道谁能够率领多少人马,善于攻还是守。为帅者,刘邦有选好人用好人的能力。将帅实在不必样样精通,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刘邦称帝后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平定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保障后勤运输通畅,我不如萧何;率领众多的士兵,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豪杰,他们能为我所用,所以我才能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
自以为样样精通、无所不能的领导,常常是被部下拍马屁而昏了头脑,其企业再好也走不了多远。
从谏如流
一个一流的企业,一定会有一个能让一批一流的人才围绕在自己身边良性运作的领袖。试想,若不能使俊杰投奔自己,使俊杰心悦诚服,历史上哪里还会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里会百年老店、世界五百强!
唐太宗李世民总结成功经验时说:“我成功的原因有五条。第一,过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这样,我见到有才能的人就高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似的。第二,我用人主要是用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不要求一个人样样都行。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那样,对有功的人就喜欢得抱在怀里,对犯了错误的人就讨厌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谅犯错的人。第四,过去有的皇帝忌恨敢说直话的大臣,随便杀害他们,我从来不这样,对说直话的人一向是奖励的。最后一条,过去的皇帝差不多都只重视汉族人,轻视别族的人。我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不是汉族,我同等对待,所以好些外族都来投靠我。”
李世民总结五条成功的经验,每一条都和人力资源有关。前面四条都是直接讲如何用人,后面一条说如何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
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长有短,分辨使用还不是十分艰难。但同时每个人的能力还会在长中有短、短中有长,这就需要细致周密地了解考察。企业家的眼光和度量决定着企业能走多高、能走多远。一个人的眼光有限,需要有众人帮助提意见、举人才。能够容忍不同意见,才有人愿意对你说真话。李世民的胸怀气度成就了贞观之治。到如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不叫“秦人街”、“宋人街”、“明人街”,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唐太宗憎恶官吏受贿,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这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庭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假如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
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佞臣和忠臣并不一定是两个人。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究竟是化佞臣为忠臣,还是化忠臣为佞臣,可以作为评价明主昏君的标准。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自己的处事原则、胸襟气度直接影响属下的员工。
兼听则明
《战国策》中有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说齐国有两位美男子,一位叫邹忌,一位叫徐公。邹忌问妻子侍妾和来访的客人,都说邹忌比徐公美。邹忌见齐威王时说:“我妻子说我美,是偏爱我;侍妾说我美,是怕着我;客人说我美,是想有求于我。现在齐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邑,国王的后宫嫔妃左右亲信,没一个不偏爱君王;满朝大臣,没一个不怕君王;一国之内,没一个不有求于君王。从这点看来,国王看不清真相也是不足为奇了。”威王说:“说得好。”于是发布命令:“当官的、当差的、当老百姓的,能当面指责我国王过错的,得上等奖;呈上书信劝谏我国王的,得中等奖;能在公共场所说我坏话传到我国王耳中的,得下等奖。”
命令刚发下时,臣子们上朝进谏,从宫门到殿堂好像集市一样。几个月以后,还经常有人断断续续来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说,也没什么可以向上提的了。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到这件事,都来朝拜威王。这就是所谓战胜敌国于朝廷之内。
十年动乱前的火车站、食堂、商店到处都能见到意见簿,工厂里面也有许多合理化建议箱。现在是移动互联时代了,无纸化作业,意见簿、建议箱都不见了,人们的等级观念却更加鲜明。员工觐见董事长差不多和农民拜见县长一样难。如果各单位的人力资源部能够有力地肩负起征集意见的作用,如果下情能够无阻碍地上达,企业的矛盾会少很多,进步必定会更快。
雇主研究者认为,中国企业管理者没有很好地施展领导能力,突出的问题是多强调控制力,而匮乏接受力,造成雇员对雇主一怕、二捧、三不服。纳谏之风吹进高管层,是企业组织各阶层之幸。纳谏是古代明君之德,又何尝不是今天领导力理论的关键词。兼听则明,不仅反映雇主的胸怀,还是对雇员的正向激励。HRBP,又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实际上就是企业派驻到各个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合作伙伴”概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分享”。HRBP的胜任力不仅反映在推行HR各业务单元的工作能力上,还反映在促进沟通管理上。HRBP将基层员工的意见、建议带上去,使高管获得分享,就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认可激励,能提高各层级员工的敬业度。当雇员中的有识之士成为雇主的“建言幕僚”,君子之风必然浸润于企业文化中。
中华民族的历史中,诸葛亮几乎成为智慧的象征。历朝历代的王公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个人能像诸葛丞相一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稳居人臣首位。隆中对、前后出师表成为千古绝唱。借东风、空城计、舌战群儒、骂死王朗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就是这样一个聪慧绝伦、计谋百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为西蜀鼎立创下不世功勋的诸葛亮,却委任马谡镇守战略要地街亭。结果被魏兵大败。《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斩马谡时,想到刘备临死前对他说“马谡言过于实,不可大用”时,不禁痛哭失声。刘备既没有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绝世武功,也没有安邦定国的突出能力,却能够从一个流寇成为帝王,只是因为他识人用人的水平,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超过了诸葛丞相。
人和器物一样,都有各自的强项,绝不能一把钥匙开千把锁。马谡也并非是无用之人,让他在参谋本部做个参谋干事可能是佼佼者,若让他统率大兵,那只能是损兵折将。用筷子喝汤,用勺子吃面条,大不了也就是喝不着吃不到,被人嘲笑了去;而用人失误,则贻害无穷。马谡为将不过是丢了街亭,顺带丢掉了自己的脑壳。历史上因为任用奸臣,导致国力衰弱、民怨沸腾,甚至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的帝王,不知凡几。如春秋时期“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庆父,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唐朝酿成安史之乱,“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以及宋朝的秦桧,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
成功人士刘邦曾问韩信:“我能指挥多少部队?”韩信回答:“十万。”刘邦又问:“你能指挥多少人?”韩信回答:“越多越好。”刘邦再问:“那你怎么成了我的部下?”韩信回答:“你不善于领兵,但是善于领导将帅。”为将者,韩信能够清楚了解自己部下的能力,知道谁能够率领多少人马,善于攻还是守。为帅者,刘邦有选好人用好人的能力。将帅实在不必样样精通,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刘邦称帝后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平定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保障后勤运输通畅,我不如萧何;率领众多的士兵,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豪杰,他们能为我所用,所以我才能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
自以为样样精通、无所不能的领导,常常是被部下拍马屁而昏了头脑,其企业再好也走不了多远。
从谏如流
一个一流的企业,一定会有一个能让一批一流的人才围绕在自己身边良性运作的领袖。试想,若不能使俊杰投奔自己,使俊杰心悦诚服,历史上哪里还会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里会百年老店、世界五百强!
唐太宗李世民总结成功经验时说:“我成功的原因有五条。第一,过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这样,我见到有才能的人就高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似的。第二,我用人主要是用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不要求一个人样样都行。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那样,对有功的人就喜欢得抱在怀里,对犯了错误的人就讨厌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谅犯错的人。第四,过去有的皇帝忌恨敢说直话的大臣,随便杀害他们,我从来不这样,对说直话的人一向是奖励的。最后一条,过去的皇帝差不多都只重视汉族人,轻视别族的人。我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不是汉族,我同等对待,所以好些外族都来投靠我。”
李世民总结五条成功的经验,每一条都和人力资源有关。前面四条都是直接讲如何用人,后面一条说如何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
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长有短,分辨使用还不是十分艰难。但同时每个人的能力还会在长中有短、短中有长,这就需要细致周密地了解考察。企业家的眼光和度量决定着企业能走多高、能走多远。一个人的眼光有限,需要有众人帮助提意见、举人才。能够容忍不同意见,才有人愿意对你说真话。李世民的胸怀气度成就了贞观之治。到如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不叫“秦人街”、“宋人街”、“明人街”,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唐太宗憎恶官吏受贿,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这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庭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假如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
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佞臣和忠臣并不一定是两个人。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究竟是化佞臣为忠臣,还是化忠臣为佞臣,可以作为评价明主昏君的标准。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自己的处事原则、胸襟气度直接影响属下的员工。
兼听则明
《战国策》中有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说齐国有两位美男子,一位叫邹忌,一位叫徐公。邹忌问妻子侍妾和来访的客人,都说邹忌比徐公美。邹忌见齐威王时说:“我妻子说我美,是偏爱我;侍妾说我美,是怕着我;客人说我美,是想有求于我。现在齐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邑,国王的后宫嫔妃左右亲信,没一个不偏爱君王;满朝大臣,没一个不怕君王;一国之内,没一个不有求于君王。从这点看来,国王看不清真相也是不足为奇了。”威王说:“说得好。”于是发布命令:“当官的、当差的、当老百姓的,能当面指责我国王过错的,得上等奖;呈上书信劝谏我国王的,得中等奖;能在公共场所说我坏话传到我国王耳中的,得下等奖。”
命令刚发下时,臣子们上朝进谏,从宫门到殿堂好像集市一样。几个月以后,还经常有人断断续续来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说,也没什么可以向上提的了。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到这件事,都来朝拜威王。这就是所谓战胜敌国于朝廷之内。
十年动乱前的火车站、食堂、商店到处都能见到意见簿,工厂里面也有许多合理化建议箱。现在是移动互联时代了,无纸化作业,意见簿、建议箱都不见了,人们的等级观念却更加鲜明。员工觐见董事长差不多和农民拜见县长一样难。如果各单位的人力资源部能够有力地肩负起征集意见的作用,如果下情能够无阻碍地上达,企业的矛盾会少很多,进步必定会更快。
雇主研究者认为,中国企业管理者没有很好地施展领导能力,突出的问题是多强调控制力,而匮乏接受力,造成雇员对雇主一怕、二捧、三不服。纳谏之风吹进高管层,是企业组织各阶层之幸。纳谏是古代明君之德,又何尝不是今天领导力理论的关键词。兼听则明,不仅反映雇主的胸怀,还是对雇员的正向激励。HRBP,又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实际上就是企业派驻到各个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合作伙伴”概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分享”。HRBP的胜任力不仅反映在推行HR各业务单元的工作能力上,还反映在促进沟通管理上。HRBP将基层员工的意见、建议带上去,使高管获得分享,就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认可激励,能提高各层级员工的敬业度。当雇员中的有识之士成为雇主的“建言幕僚”,君子之风必然浸润于企业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