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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美狄亚》和《琵琶记》这两部戏剧中女主角都为弃妇，但是美狄亚向她的丈夫實施了报复而赵五娘却没有这样做。很多学者都已研究过并且对比过这两部戏剧。然而，至今没有学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对比过这两部戏剧。旧历史主义强调作品对历史现实以及作者生平的反映，而新历史主义则强调文学参与历史斗争。笔者基于前人的研究对这两部戏剧做进一步的研究，即通过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这两部戏剧作比较分析。笔者相信通过新历史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文本是不同的社会性话语，而这正是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各自用来对他们所在的不同历史情境作斗争的武器。
关键词：《美狄亚》；《琵琶记》；赵五娘；新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2
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写的悲剧《美狄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美狄亚在知道自己的丈夫伊阿宋不念旧情抛弃自己后，杀了伊阿宋即将迎娶的新妻以及美狄亚与伊阿宋的两个孩子。而中国元代高明撰写的南戏《琵琶记》也是一部关于弃妇的戏剧。在《琵琶记》中，当蔡邕离家赴考科举时赵五娘留在家中服侍蔡邕的父母。而当蔡邕的双亲过世后赵五娘出外寻夫十二年，却发现自己的丈夫娶了当朝权贵的女儿牛小姐。在寻夫的漫漫路途中，身无盘缠的赵五娘以弹奏琵琶为生。这两部戏剧的共同点在于女主人公都是弃妇但情节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美狄亚向自己的丈夫复仇了而赵五娘却不曾算计过自己的丈夫。笔者认为造成这不同之处的原因是这两部戏剧是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各自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所做出不同反应的不同社会性话语。简单说，这是他们参与历史斗争的不同武器，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斗争诉求和斗争环境，两部戏剧中的情节和人物设定也有所不同。
在《美狄亚》中，美狄亚向伊阿宋复仇了因为她觉得伊阿宋不顾自己对他的爱以及为他牺牲的一切而背弃她。在戏剧的开始，美狄亚的佣人就说自己希望美狄亚与伊阿宋从来没有见过。而这段独白暗示了即使是一个佣人也能对美狄亚的遭遇感到同情，这就更加突出伊阿宋背弃美狄亚的自私行为。悲痛之际美狄亚决心报复伊阿宋，不是以直接杀害他的方式，而是以杀害他的新妻和美狄亚与伊阿宋的两个孩子的方式。
与此相反，在《琵琶记》中，赵五娘从未想过向蔡邕报复，即使她知道了蔡邕已经娶了牛小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蔡邕并不是故意要抛弃赵五娘的。在这部戏剧中赵五娘留在家中侍奉二老因为蔡邕的父亲逼他赴考科举。在戏剧中，蔡邕的父亲唱道：“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聚。”[1]因为孝道，蔡邕未敢忤逆蔡父的意思，但他无意科举与青云。剧中蔡邕唱道：“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只愁亲老，梦魂不到春闱里。便教我做到九棘三槐，怎撇得萱花椿树？我这，衷肠一点孝心，对谁人语？”[2]之后当他赴考中了状元又被迫无奈与牛小姐成了亲，想辞去功名又不得首肯。在此过程中蔡邕父母双亡，于是赵五娘踏上寻夫之路。当她寻到夫君却不表明自己身份怕误夫君前途，直到牛小姐说愿与五娘共事一夫。
如上所述，两部戏剧的不同点在于美狄亚向伊阿宋报复而赵五娘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从这个不同点中，首先我们可以揭开欧里庇得斯和高明的不同世界观。为了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需要先看一些关于欧里庇得斯和高明教育背景以及写作背景的相关记载，因为这些对他们世界观的塑造起到很大作用。在罗念生先生的书中为欧里庇得斯所做背景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里庇得斯生于约公元前480年死于公元前406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很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世界观有很重要的影响。他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等等，而这些矛盾发展下去成为雅典腐败衰落的根源。作为一个支持自由政治生活的学者，他对雅典民主的衰落感到愤怒。[3]这塑造了他为民主发声的世界观。所以在《美狄亚》中，美狄亚变成了一个杀害自己孩子的坏女人，这反映了雅典民主的衰落。与此同时，雅典女人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而男人不需要。雅典女人不允许参与公众政治生活，她们也不拥有政治权利而男子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女人不堪重负常常抵制这种制度从而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4]这就塑造了欧里庇得斯帮助女人抵制这种制度的世界观并且他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他想通过这部戏剧来激励人们去思考这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美狄亚》中，美狄亚抵抗她的命运并且报复了她的丈夫。而高明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世界观。在黄仕忠先生的书中提及高明的早期生活里，他曾看重科举和名利并赴考科举，而乡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前朝的兴衰并且他们知道科举人士地位并不高。“则诚中举，时人亦有非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云：‘至正四年甲胄，江浙揭晓后，乃有四六长篇，题曰《非程文语》，与抄白榜同时版行。语云：……瑞安高明，托馆主有堂上之友。’大约指的是则诚的老师黄溍有过请托。以科举中断时间之长，录取人数之少，竞争之激烈，有此流言，不足为奇。”然而当高明经战争之苦后也改变了初衷，开始后悔追求功名。
上面所说的世界观对两位作家来说自然是影响深远的。如果我们再往前一步探索，我们会发现社会规则，世界观对当时的读者和观众来说也一样有塑造作用，而这让两位作者的作品首先能被当时的读者所接受，使得欧里庇得斯想要挽救民主和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和高明想要提高科举人士地位和改变人们对科举的认识的行动能在读者和观众散播开去，使得他们的斗争变得更有力量。在《美狄亚》中，欧里庇得斯挑战了女子必须坚持一夫一妻制的社会规则，鉴于这个规则在当时为广大雅典女性所不接受，所以美狄亚的反抗更是激励了广大雅典女性的反抗。虽然悲剧时有发生，但抵抗还是被鼓励的。在这部戏剧中，是伊阿宋的行为激起了美狄亚的报复意图，所以事实上也是伊阿宋导致了这悲剧的发生。美狄亚报复这一设置让欧里庇得斯的斗争跟他的观众链接起来。与此相反，在高明所处的时代，科举是不受重视的，科举人士的地位也变得非常低，所以观众并不忍心看到这样可怜的科举人士再受诟病。对于蔡邕和赵五娘来说社会规则就是道德规则，而当时的观众也乐意看到贤良淑德的女人家，像美狄亚那样的形象在这个情境中反而不易被观众所接受，那么高明的处境将是孤立的。所以为了让这个女性形象首先能在观众中传播，《琵琶记》中赵五娘的形象被设定为一位甘愿二人事一夫的女子。两部戏剧中人物形象设置的不同使得两位作者不同的斗争意图能为不同的观众所接受并传播开去，这也使得他们的政治斗争更加有效。接下来的段落将作进一步的阐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两部戏剧的不同点实际上是展示了歐里庇得斯和高明的不同世界观，并且他们的世界观和各种时代的观众是相联系的，这让两位作家的斗争意图能通过戏剧这个斗争手段被观众所接受从而传播开去。现在我们来看看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如何为不同的群体发声。这两部戏剧一部是改变自《赵贞女》，一部是对希腊神话故事的续写，这是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对各自所处的历史情境所做出的政治行动，并且这一行为连接了观众，作者以及社会实践。和建元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及过《美狄亚》是希腊神话美狄亚的故事的续集。在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带领部下去拿金羊毛，而美狄亚是他们在途中遇到的公主。美狄亚因为爱上了伊阿宋而帮他取得金羊毛，之后他们一起回了伊阿宋的国家。而在欧里庇得斯的续集《美狄亚》中，美狄亚变成了一个杀害自己孩子的坏女人或者说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因为希腊世界在欧里庇得斯眼里剧烈地变化着。在这部戏剧中，伊阿宋变成了一个为了王位抛弃妻子还孩子的小人。这样一来欧里庇得斯将英雄写成了小人。这些变化都是对雅典民主制度垂危的抗拒。[5]他用这部戏剧来讽刺现实，为不同人群发声，也为拯救雅典民主发声。
相比之下，高明所处的历史情境是科举人士的地位下降并且不受待见，这就决定了高明所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而他正是通过对《赵贞女》的改编来做这一斗争的。经前人考察我们知道，高明生于1306年死于1360年，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宋朝已经灭亡了二十多年。[6]到元朝时期科举考试也中断许多年。自金朝最后一次举办科举考试到元朝第一次举办科举考试足足有85年之久。[7] “蒙古人对汉地文化及社会传统既不关心，也不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在新征服之地包括户，分民，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至于汉地政治文化，包括科举在内的典章制度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实政治中也不具备必要性。在此情形之下，儒士作为汉地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着，处境极为恶劣。大量士人从贞祐南渡到金亡后播迁北归，或丧生于战乱锋镝之间，或被掳为驱口苟且偷生，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亦多辗转沟壑。士人国破家亡之念，更感文化沦丧，价值幻灭，时人形容为‘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8]在《琵琶记》中蔡邕不再热衷功名，而他父亲劝服他赴考，这就是悲剧发生的开始。高明通过这个也向人们解释了科举人士之所以赴考的无奈之举。通过对《赵贞女》的改编，男主角有一个放马踩死妻子的小人变成了忠孝的好人。虽然蔡邕再娶新妻，但在《琵琶记》中蔡邕变成了被迫无奈做此事。高明通过改编《赵贞女》来让世人意识到科举人士的无奈并且让忽视这个群体的社会开始注视这个群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对同一主题发展了不同的戏剧情节。在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我们也许会惊异于一个妻子会对自己的丈夫复仇对自己的孩子下手，即使她曾经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丈夫帮助丈夫的人，而这一转变与《琵琶记》则全然不同。从不同的情节中我们可以揭开两位作者不同的世界观，而他们的世界观则与他们各自时代的观众的世界观相通，这使得他们写的戏剧能够为观众所接受并使得他们的斗争开始有了跟从者。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元素，两位作者以戏剧这个手段参与历史斗争，欧里庇得斯试图提高女性地位和挽救民主，而高明则试图解释科举人士的无奈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注释：
[1]高明著 钱南扬 校注 《元本琵琶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2 第5页.
[2]高明著 钱南扬 校注 《元本琵琶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2 第26页.
[3]欧里庇得斯著 罗念生译《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9 序言部分.
[4]欧里庇得斯著 罗念生译《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9 序言部分.
[5]和建元 《情爱的悲歌 道德的祭品 美狄亚与秦香莲形象比较的再思考》发表于戏剧文学2009年第12期 总319期 68-72页.
[6]黄仕忠著 《<琵琶记>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5 第11页.
[7]武玉环 高福顺 都兴智 吴志坚 著 张希清 毛佩琦 李世愉 主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辽金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9 第443页.
[8]武玉环 高福顺 都兴智 吴志坚 著 张希清 毛佩琦 李世愉 主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辽金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9 第444页.
关键词：《美狄亚》；《琵琶记》；赵五娘；新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2
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写的悲剧《美狄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美狄亚在知道自己的丈夫伊阿宋不念旧情抛弃自己后，杀了伊阿宋即将迎娶的新妻以及美狄亚与伊阿宋的两个孩子。而中国元代高明撰写的南戏《琵琶记》也是一部关于弃妇的戏剧。在《琵琶记》中，当蔡邕离家赴考科举时赵五娘留在家中服侍蔡邕的父母。而当蔡邕的双亲过世后赵五娘出外寻夫十二年，却发现自己的丈夫娶了当朝权贵的女儿牛小姐。在寻夫的漫漫路途中，身无盘缠的赵五娘以弹奏琵琶为生。这两部戏剧的共同点在于女主人公都是弃妇但情节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美狄亚向自己的丈夫复仇了而赵五娘却不曾算计过自己的丈夫。笔者认为造成这不同之处的原因是这两部戏剧是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各自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所做出不同反应的不同社会性话语。简单说，这是他们参与历史斗争的不同武器，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斗争诉求和斗争环境，两部戏剧中的情节和人物设定也有所不同。
在《美狄亚》中，美狄亚向伊阿宋复仇了因为她觉得伊阿宋不顾自己对他的爱以及为他牺牲的一切而背弃她。在戏剧的开始，美狄亚的佣人就说自己希望美狄亚与伊阿宋从来没有见过。而这段独白暗示了即使是一个佣人也能对美狄亚的遭遇感到同情，这就更加突出伊阿宋背弃美狄亚的自私行为。悲痛之际美狄亚决心报复伊阿宋，不是以直接杀害他的方式，而是以杀害他的新妻和美狄亚与伊阿宋的两个孩子的方式。
与此相反，在《琵琶记》中，赵五娘从未想过向蔡邕报复，即使她知道了蔡邕已经娶了牛小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蔡邕并不是故意要抛弃赵五娘的。在这部戏剧中赵五娘留在家中侍奉二老因为蔡邕的父亲逼他赴考科举。在戏剧中，蔡邕的父亲唱道：“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聚。”[1]因为孝道，蔡邕未敢忤逆蔡父的意思，但他无意科举与青云。剧中蔡邕唱道：“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只愁亲老，梦魂不到春闱里。便教我做到九棘三槐，怎撇得萱花椿树？我这，衷肠一点孝心，对谁人语？”[2]之后当他赴考中了状元又被迫无奈与牛小姐成了亲，想辞去功名又不得首肯。在此过程中蔡邕父母双亡，于是赵五娘踏上寻夫之路。当她寻到夫君却不表明自己身份怕误夫君前途，直到牛小姐说愿与五娘共事一夫。
如上所述，两部戏剧的不同点在于美狄亚向伊阿宋报复而赵五娘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从这个不同点中，首先我们可以揭开欧里庇得斯和高明的不同世界观。为了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需要先看一些关于欧里庇得斯和高明教育背景以及写作背景的相关记载，因为这些对他们世界观的塑造起到很大作用。在罗念生先生的书中为欧里庇得斯所做背景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里庇得斯生于约公元前480年死于公元前406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很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世界观有很重要的影响。他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等等，而这些矛盾发展下去成为雅典腐败衰落的根源。作为一个支持自由政治生活的学者，他对雅典民主的衰落感到愤怒。[3]这塑造了他为民主发声的世界观。所以在《美狄亚》中，美狄亚变成了一个杀害自己孩子的坏女人，这反映了雅典民主的衰落。与此同时，雅典女人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而男人不需要。雅典女人不允许参与公众政治生活，她们也不拥有政治权利而男子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女人不堪重负常常抵制这种制度从而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4]这就塑造了欧里庇得斯帮助女人抵制这种制度的世界观并且他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他想通过这部戏剧来激励人们去思考这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美狄亚》中，美狄亚抵抗她的命运并且报复了她的丈夫。而高明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世界观。在黄仕忠先生的书中提及高明的早期生活里，他曾看重科举和名利并赴考科举，而乡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前朝的兴衰并且他们知道科举人士地位并不高。“则诚中举，时人亦有非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云：‘至正四年甲胄，江浙揭晓后，乃有四六长篇，题曰《非程文语》，与抄白榜同时版行。语云：……瑞安高明，托馆主有堂上之友。’大约指的是则诚的老师黄溍有过请托。以科举中断时间之长，录取人数之少，竞争之激烈，有此流言，不足为奇。”然而当高明经战争之苦后也改变了初衷，开始后悔追求功名。
上面所说的世界观对两位作家来说自然是影响深远的。如果我们再往前一步探索，我们会发现社会规则，世界观对当时的读者和观众来说也一样有塑造作用，而这让两位作者的作品首先能被当时的读者所接受，使得欧里庇得斯想要挽救民主和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和高明想要提高科举人士地位和改变人们对科举的认识的行动能在读者和观众散播开去，使得他们的斗争变得更有力量。在《美狄亚》中，欧里庇得斯挑战了女子必须坚持一夫一妻制的社会规则，鉴于这个规则在当时为广大雅典女性所不接受，所以美狄亚的反抗更是激励了广大雅典女性的反抗。虽然悲剧时有发生，但抵抗还是被鼓励的。在这部戏剧中，是伊阿宋的行为激起了美狄亚的报复意图，所以事实上也是伊阿宋导致了这悲剧的发生。美狄亚报复这一设置让欧里庇得斯的斗争跟他的观众链接起来。与此相反，在高明所处的时代，科举是不受重视的，科举人士的地位也变得非常低，所以观众并不忍心看到这样可怜的科举人士再受诟病。对于蔡邕和赵五娘来说社会规则就是道德规则，而当时的观众也乐意看到贤良淑德的女人家，像美狄亚那样的形象在这个情境中反而不易被观众所接受，那么高明的处境将是孤立的。所以为了让这个女性形象首先能在观众中传播，《琵琶记》中赵五娘的形象被设定为一位甘愿二人事一夫的女子。两部戏剧中人物形象设置的不同使得两位作者不同的斗争意图能为不同的观众所接受并传播开去，这也使得他们的政治斗争更加有效。接下来的段落将作进一步的阐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两部戏剧的不同点实际上是展示了歐里庇得斯和高明的不同世界观，并且他们的世界观和各种时代的观众是相联系的，这让两位作家的斗争意图能通过戏剧这个斗争手段被观众所接受从而传播开去。现在我们来看看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如何为不同的群体发声。这两部戏剧一部是改变自《赵贞女》，一部是对希腊神话故事的续写，这是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对各自所处的历史情境所做出的政治行动，并且这一行为连接了观众，作者以及社会实践。和建元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及过《美狄亚》是希腊神话美狄亚的故事的续集。在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带领部下去拿金羊毛，而美狄亚是他们在途中遇到的公主。美狄亚因为爱上了伊阿宋而帮他取得金羊毛，之后他们一起回了伊阿宋的国家。而在欧里庇得斯的续集《美狄亚》中，美狄亚变成了一个杀害自己孩子的坏女人或者说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因为希腊世界在欧里庇得斯眼里剧烈地变化着。在这部戏剧中，伊阿宋变成了一个为了王位抛弃妻子还孩子的小人。这样一来欧里庇得斯将英雄写成了小人。这些变化都是对雅典民主制度垂危的抗拒。[5]他用这部戏剧来讽刺现实，为不同人群发声，也为拯救雅典民主发声。
相比之下，高明所处的历史情境是科举人士的地位下降并且不受待见，这就决定了高明所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而他正是通过对《赵贞女》的改编来做这一斗争的。经前人考察我们知道，高明生于1306年死于1360年，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宋朝已经灭亡了二十多年。[6]到元朝时期科举考试也中断许多年。自金朝最后一次举办科举考试到元朝第一次举办科举考试足足有85年之久。[7] “蒙古人对汉地文化及社会传统既不关心，也不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在新征服之地包括户，分民，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至于汉地政治文化，包括科举在内的典章制度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实政治中也不具备必要性。在此情形之下，儒士作为汉地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着，处境极为恶劣。大量士人从贞祐南渡到金亡后播迁北归，或丧生于战乱锋镝之间，或被掳为驱口苟且偷生，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亦多辗转沟壑。士人国破家亡之念，更感文化沦丧，价值幻灭，时人形容为‘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8]在《琵琶记》中蔡邕不再热衷功名，而他父亲劝服他赴考，这就是悲剧发生的开始。高明通过这个也向人们解释了科举人士之所以赴考的无奈之举。通过对《赵贞女》的改编，男主角有一个放马踩死妻子的小人变成了忠孝的好人。虽然蔡邕再娶新妻，但在《琵琶记》中蔡邕变成了被迫无奈做此事。高明通过改编《赵贞女》来让世人意识到科举人士的无奈并且让忽视这个群体的社会开始注视这个群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欧里庇得斯和高明对同一主题发展了不同的戏剧情节。在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我们也许会惊异于一个妻子会对自己的丈夫复仇对自己的孩子下手，即使她曾经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丈夫帮助丈夫的人，而这一转变与《琵琶记》则全然不同。从不同的情节中我们可以揭开两位作者不同的世界观，而他们的世界观则与他们各自时代的观众的世界观相通，这使得他们写的戏剧能够为观众所接受并使得他们的斗争开始有了跟从者。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元素，两位作者以戏剧这个手段参与历史斗争，欧里庇得斯试图提高女性地位和挽救民主，而高明则试图解释科举人士的无奈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注释：
[1]高明著 钱南扬 校注 《元本琵琶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2 第5页.
[2]高明著 钱南扬 校注 《元本琵琶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2 第26页.
[3]欧里庇得斯著 罗念生译《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9 序言部分.
[4]欧里庇得斯著 罗念生译《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9 序言部分.
[5]和建元 《情爱的悲歌 道德的祭品 美狄亚与秦香莲形象比较的再思考》发表于戏剧文学2009年第12期 总319期 68-72页.
[6]黄仕忠著 《<琵琶记>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5 第11页.
[7]武玉环 高福顺 都兴智 吴志坚 著 张希清 毛佩琦 李世愉 主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辽金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9 第443页.
[8]武玉环 高福顺 都兴智 吴志坚 著 张希清 毛佩琦 李世愉 主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辽金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9 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