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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因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在“竹林七贤”中最具诗名。据《晋书》记载,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嗜酒能啸,擅长弹琴”。只可惜,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偏偏生于魏末晋初的乱世。在司马氏的高压政治下,当时不合作的名士很少能保全自己的性命。阮籍对司马氏的拉拢利用虽持敷衍的态度,内心却极度痛苦,终于忧愤而卒。
《咏怀》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并非一时所作,其《咏怀诗》五言八十二首、四言十三首,大致上都是灰色调子的作品,诗人反复吟咏着自己内心的痛苦,似乎试图以此来浇融胸中重压之块垒,这使得他的诗作充满了苦涩隐晦的味道和浓重的伤感情绪。其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抒写自己在这个时代找不到人生出路的苦闷。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幽思独伤心。
这是阮籍的《咏怀诗》其一,在一开篇就流露了阮籍诗作的感伤哀痛的基调,表达了诗人内心巨大的无法排遣的焦虑和痛苦,刻画了诗人孤独彷徨的形象。写了一种欲排遣而不能的绝望,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什么感想呢?孤鸿乃失群之雁,诗人便似孤鸿,在司马氏集团高压下,诗人既身之失群,更心之失群,内心感慨无处诉说。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咏怀》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蚩。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虽崇尚诗书、效法颜闵,但由于社会动荡,司马氏集团残害天下有识之士,所以他只有在极其苦闷的精神状态下“登高望所思”。
《咏怀》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全诗抒情率直,语句如泣如诉。“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写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容颜憔悴,精神消损的窘迫遭遇,“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巧妙地道出了终日惴惴不安的内心恐惧,作家那种生活于乱世之中而又难以全身的忧患,那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深沉眷恋,对人生无常的哀叹,于诗行间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晋时文人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等正始诗人本不满现实的腐朽,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在魏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有时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曾长期混迹于司马氏的官场之中,他的出仕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做了官也是虚于周旋。最痛苦的就是阮籍这样的人,屈服或反抗,这两条路他都没选,而是吟咏哀号着徘徊于两者之间。他一方面用放荡之行来作消极反抗,一方面仍然敷衍着司马氏。身在官场又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其消极的反抗更为艰难。阮籍如此才得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而终。他这种荆棘上跳舞的痛苦在《咏怀诗》里有真实的抒写。生存困境的产生源自于内心的欲求与外在世界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欲求存在,困境的摆脱几乎不可能。诗人也尝试过另一种形式的超越,即寄情于玄远,把个人的悲苦抽象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关照,但深刻的哲学在痛苦中产生却不能疗治痛苦,反而因把世界看得更加清楚而愈加不平。
《诗品》评阮籍《咏怀》组诗时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其实这是诗人为避祸害而采取的曲折幽隐的表达方法。《咏怀》诗第一首集听觉、视觉及肤觉集中传达的欲排遣的孤独、惊惧和哀伤感人至深。同时诗人欲说而又不说的巨大矛盾及痛苦也在诗中通过一系列动作景象(“起坐”“明月”“清风”“翔鸟”)表现了出来,这正是诗人欲排遣而不能的焦躁、惊惧不安的外化。虽然一切的排遣最终以绝望而告终,但从诗人对梦魇式处境逃离的强烈欲望中,我们看到了深藏在绝望背后的对生活无比眷恋的目光。如此隐约曲折的风格,无疑有一种深沉苍凉、自然飘逸的美丽。
当然,写几首曲折隐晦哀婉低回的诗并不能够改善现实中的困境,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不写。当进退维谷,完全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时候,这是生命力得以彰显的唯一方式。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树认为:生命力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是文艺创作的根底,生命力的张扬本是人的自然的欲求,人必须做一些事来让自己的体内蕴积的力量释放出来,让它作用于外在世界,产生对世界的影响。然后人可以从这种影响中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证明,但是充满活力的个体生命在现实世界面前却往往面对阻力压力,个体的理想被践踏而至于毁灭。阮籍在生命处于重压之下,无处释放,便只有寄情于几句诗文,而这种苦闷之下的抒怀,自然难免会是低沉的哀号了。
从这些哀伤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出人生之不易,个体生命受到压抑,理想破灭,个人意志无能为力的人的生活困境的普遍意义。
法国作家谬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这可以作为对阮籍诗最好的注释,正是因其眷恋之深沉,才有绝望之美丽。
《咏怀》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并非一时所作,其《咏怀诗》五言八十二首、四言十三首,大致上都是灰色调子的作品,诗人反复吟咏着自己内心的痛苦,似乎试图以此来浇融胸中重压之块垒,这使得他的诗作充满了苦涩隐晦的味道和浓重的伤感情绪。其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抒写自己在这个时代找不到人生出路的苦闷。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幽思独伤心。
这是阮籍的《咏怀诗》其一,在一开篇就流露了阮籍诗作的感伤哀痛的基调,表达了诗人内心巨大的无法排遣的焦虑和痛苦,刻画了诗人孤独彷徨的形象。写了一种欲排遣而不能的绝望,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什么感想呢?孤鸿乃失群之雁,诗人便似孤鸿,在司马氏集团高压下,诗人既身之失群,更心之失群,内心感慨无处诉说。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咏怀》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蚩。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虽崇尚诗书、效法颜闵,但由于社会动荡,司马氏集团残害天下有识之士,所以他只有在极其苦闷的精神状态下“登高望所思”。
《咏怀》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全诗抒情率直,语句如泣如诉。“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写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容颜憔悴,精神消损的窘迫遭遇,“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巧妙地道出了终日惴惴不安的内心恐惧,作家那种生活于乱世之中而又难以全身的忧患,那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深沉眷恋,对人生无常的哀叹,于诗行间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晋时文人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等正始诗人本不满现实的腐朽,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在魏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有时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曾长期混迹于司马氏的官场之中,他的出仕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做了官也是虚于周旋。最痛苦的就是阮籍这样的人,屈服或反抗,这两条路他都没选,而是吟咏哀号着徘徊于两者之间。他一方面用放荡之行来作消极反抗,一方面仍然敷衍着司马氏。身在官场又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其消极的反抗更为艰难。阮籍如此才得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而终。他这种荆棘上跳舞的痛苦在《咏怀诗》里有真实的抒写。生存困境的产生源自于内心的欲求与外在世界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欲求存在,困境的摆脱几乎不可能。诗人也尝试过另一种形式的超越,即寄情于玄远,把个人的悲苦抽象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关照,但深刻的哲学在痛苦中产生却不能疗治痛苦,反而因把世界看得更加清楚而愈加不平。
《诗品》评阮籍《咏怀》组诗时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其实这是诗人为避祸害而采取的曲折幽隐的表达方法。《咏怀》诗第一首集听觉、视觉及肤觉集中传达的欲排遣的孤独、惊惧和哀伤感人至深。同时诗人欲说而又不说的巨大矛盾及痛苦也在诗中通过一系列动作景象(“起坐”“明月”“清风”“翔鸟”)表现了出来,这正是诗人欲排遣而不能的焦躁、惊惧不安的外化。虽然一切的排遣最终以绝望而告终,但从诗人对梦魇式处境逃离的强烈欲望中,我们看到了深藏在绝望背后的对生活无比眷恋的目光。如此隐约曲折的风格,无疑有一种深沉苍凉、自然飘逸的美丽。
当然,写几首曲折隐晦哀婉低回的诗并不能够改善现实中的困境,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不写。当进退维谷,完全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时候,这是生命力得以彰显的唯一方式。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树认为:生命力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是文艺创作的根底,生命力的张扬本是人的自然的欲求,人必须做一些事来让自己的体内蕴积的力量释放出来,让它作用于外在世界,产生对世界的影响。然后人可以从这种影响中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证明,但是充满活力的个体生命在现实世界面前却往往面对阻力压力,个体的理想被践踏而至于毁灭。阮籍在生命处于重压之下,无处释放,便只有寄情于几句诗文,而这种苦闷之下的抒怀,自然难免会是低沉的哀号了。
从这些哀伤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出人生之不易,个体生命受到压抑,理想破灭,个人意志无能为力的人的生活困境的普遍意义。
法国作家谬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这可以作为对阮籍诗最好的注释,正是因其眷恋之深沉,才有绝望之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