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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公共机构（包括政府、立法机构、法院和媒体的信任危机）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世界各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崛起的核心因素。很多人把特朗普这样的反体制运动和人物当成拯救者。
公众对公共机构（包括政府、立法机构、法院和媒体的信任危机）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世界各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崛起的核心因素。只要危机继续下去，这些领导人将继续与选民产生共鸣，无论最终取得什么样的选举结果。
这样的危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某联合国论坛2007年委托开展的研究显示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模式：在过去40年中，几乎所有所谓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呈现不断下降之势。20世纪90年代，就连长期以来以公民信任而闻名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也呈现出民众对政府信任下降的趋势。
美国盖洛普最新“机构信心”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或有最早可供研究的统计数据）以来17家机构中的12家，包括银行、国会、总统、学校、媒体和教堂，信任度均下降了两位数；在余下的机构中，对四家机构的信任度略有增加，只有一家机构的信任度是显著增加的：那就是军队。
作为1980和1990年代曾在东欧受训的社会人类学家，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失去公民信任的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人们用高度怀疑的目光审视正规机构，并龟缩到社会孤岛之中—联系紧密（而封闭）的非正式家人朋友圈子，以及他们在了解新闻、信息和其他很多东西方面的盟友。年轻人看不到任何理由对未来进行投资，而他们的长辈则以惊人的比例自杀和滥用药物。
今天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某些惊人趋势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去年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大幅上升，某些观察家将其称之为“绝望的死亡”浪潮。
与此同时，美国千禧一代（即出生于1982年～2004年的一代）不少人都选择推迟结婚、买房或买车，有很多人告诉调查者这种推迟将会是永久性的。他们以20世纪4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比例和父母住在一起，很多人辛苦地做着既无福利也无保障的东拼西凑的临时性工作。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群体被认为是外人。曾经对他们开放的大门已经关闭，而他们对代表其利益的公共机构的信心也已大幅削弱。很多人把特朗普这样的反体制运动和人物当成拯救者。
同样的趋势在欧洲各国爆发的反精英、反体制愤怒中显而易见，最明显的表现是英国的退欧公投，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持续升温，极右翼国家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在法国总统竞选中表现强势。而今年的奥地利大选，二战结束后首次没有“体制内”候选人坚持到最后一轮投票。
伴随着美国2016年的总统竞选，许多选民确信—系统被人“操纵”，他们这样的想法也并非全无理由。但民主体制和信任缺失会成为危险的组合，因为面临复杂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民众并不总能找到恰当的目标来发泄愤怒。
近几十年来深刻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加之私有化、放松管制、数字化和金融化—让精英阶层掌握了更多权力，导致其政治影响力通过利用智囊和慈善机构、影子游说、颠覆标准程序的变通办法、媒体、竞选融资和在“公共服务”中推进其利益的紧缩措施进一步增强。这种“新形式腐败”虽然在技术上完全合法，但几乎不具备任何透明度—因此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度。
这种现象在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助推下，可以部分解释像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何以能够打动投票者，尤其当越来越多的投票者生活在他们自己与世隔绝的信息领域之中。Facebook和twitter的算法加深团体偏见并过滤掉相反的观点—甚至是事实。数字时代创造出一片孤岛，讽刺的是，其实和东欧当时的状况并无太大差别。
对任何研究过东欧历史的学者而言，结果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特朗普同样地利用徒劳和愤怒、怀旧的渴望和民族主义，并在移民等弱势群体中方便地寻找替罪羊。就像俄罗斯以同性恋和其他少数族裔为正式目标一样，美国感到梦想幻灭的群体被鼓励对本已边缘化的群体进行妖魔化和骚扰。
信任是繁荣社会的命脉，而西方多数国家需要紧急的血液输入。但西方政治制度仍无法摆脱生命支持，直到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脆弱到足以停止忽视那些被遗弃者的需求。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乔治梅森大学沙尔（Schar）政策及政府学院人类学家兼教授，著有《不可思议：现有体制如何破坏我们的财政、自由和政治并创造出外人阶层》。
公众对公共机构（包括政府、立法机构、法院和媒体的信任危机）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世界各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崛起的核心因素。只要危机继续下去，这些领导人将继续与选民产生共鸣，无论最终取得什么样的选举结果。
这样的危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某联合国论坛2007年委托开展的研究显示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模式：在过去40年中，几乎所有所谓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呈现不断下降之势。20世纪90年代，就连长期以来以公民信任而闻名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也呈现出民众对政府信任下降的趋势。
美国盖洛普最新“机构信心”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或有最早可供研究的统计数据）以来17家机构中的12家，包括银行、国会、总统、学校、媒体和教堂，信任度均下降了两位数；在余下的机构中，对四家机构的信任度略有增加，只有一家机构的信任度是显著增加的：那就是军队。
作为1980和1990年代曾在东欧受训的社会人类学家，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失去公民信任的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人们用高度怀疑的目光审视正规机构，并龟缩到社会孤岛之中—联系紧密（而封闭）的非正式家人朋友圈子，以及他们在了解新闻、信息和其他很多东西方面的盟友。年轻人看不到任何理由对未来进行投资，而他们的长辈则以惊人的比例自杀和滥用药物。
今天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某些惊人趋势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去年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大幅上升，某些观察家将其称之为“绝望的死亡”浪潮。
与此同时，美国千禧一代（即出生于1982年～2004年的一代）不少人都选择推迟结婚、买房或买车，有很多人告诉调查者这种推迟将会是永久性的。他们以20世纪4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比例和父母住在一起，很多人辛苦地做着既无福利也无保障的东拼西凑的临时性工作。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群体被认为是外人。曾经对他们开放的大门已经关闭，而他们对代表其利益的公共机构的信心也已大幅削弱。很多人把特朗普这样的反体制运动和人物当成拯救者。
同样的趋势在欧洲各国爆发的反精英、反体制愤怒中显而易见，最明显的表现是英国的退欧公投，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持续升温，极右翼国家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在法国总统竞选中表现强势。而今年的奥地利大选，二战结束后首次没有“体制内”候选人坚持到最后一轮投票。
伴随着美国2016年的总统竞选，许多选民确信—系统被人“操纵”，他们这样的想法也并非全无理由。但民主体制和信任缺失会成为危险的组合，因为面临复杂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民众并不总能找到恰当的目标来发泄愤怒。
近几十年来深刻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加之私有化、放松管制、数字化和金融化—让精英阶层掌握了更多权力，导致其政治影响力通过利用智囊和慈善机构、影子游说、颠覆标准程序的变通办法、媒体、竞选融资和在“公共服务”中推进其利益的紧缩措施进一步增强。这种“新形式腐败”虽然在技术上完全合法，但几乎不具备任何透明度—因此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度。
这种现象在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助推下，可以部分解释像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何以能够打动投票者，尤其当越来越多的投票者生活在他们自己与世隔绝的信息领域之中。Facebook和twitter的算法加深团体偏见并过滤掉相反的观点—甚至是事实。数字时代创造出一片孤岛，讽刺的是，其实和东欧当时的状况并无太大差别。
对任何研究过东欧历史的学者而言，结果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特朗普同样地利用徒劳和愤怒、怀旧的渴望和民族主义，并在移民等弱势群体中方便地寻找替罪羊。就像俄罗斯以同性恋和其他少数族裔为正式目标一样，美国感到梦想幻灭的群体被鼓励对本已边缘化的群体进行妖魔化和骚扰。
信任是繁荣社会的命脉，而西方多数国家需要紧急的血液输入。但西方政治制度仍无法摆脱生命支持，直到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脆弱到足以停止忽视那些被遗弃者的需求。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乔治梅森大学沙尔（Schar）政策及政府学院人类学家兼教授，著有《不可思议：现有体制如何破坏我们的财政、自由和政治并创造出外人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