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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战争观，探寻军事思想，最重要的就是探寻它的战争观。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它包括战争的本质、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与和平、战争与经济、战争的正义性等内容。
关于战争的本质。《史记》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战争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的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国家危亡的。也就是说，战争是一种工具，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这已经触及到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同时，《史记》也注意到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论述了战争胜负和政治得失的关系。首先，战争的胜利可以促进或保证政治目的的实现，“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正是因为有了“以征不享”，“战于阪泉之野”，“战于涿鹿之野”，“从而征之”等一系列的战争的胜利，黄帝才能“得其志”于天下，顺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次，战争的失败可以阻碍政治目的的实现，周桓王十三年，周王亲自率兵“伐郑”，企图通过战争来惩罚对周天子不敬的郑庄公，保持周天子的威望和尊严，但由于“王师大败”，“郑射伤桓王”，战争失败，结果不但未能达到惩罚郑庄公、保持周天子威望和尊严的政治目的，反而使周天子的威望一落千丈。
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史记》认为：“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动用武力使一个时代兴盛、一个时代废弃，由胜利者来执掌天下，这都是受命于“天”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天”不是指那种宗教上具有人格神意义的“天”，而是指一种“势”，一种时代的、具体的“形势”，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里，司马迁已经意识到了历史规律的存在：“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臾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黄帝、颛臾、成汤之所以能够“定火灾”、“平水害”、“殄夏乱”，取得战争的胜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某种的历史必然性，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都符合当时的形势，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所以才能受命于“天”，“胜者用事”，取得胜利，执掌天下，可见，在这里，“天”的真实含义是指人心的向背。“天”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因素的本质就是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武王伐纣之战中，由于周武王深得人心，所以商军“虽众，皆无战之心”，反而“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阵前倒戈，攻击商纣，周武王很快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会失败，卫懿公即位之后，由于他“好鹤，淫乐奢侈”，结果民怨沸腾，“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败之”，后来“翟伐卫”，卫懿公发兵拒之，但卫兵不愿意为他作战，“兵或畔”，临阵溃散，翟人几乎兵不血刃就攻陷了卫国，“杀懿公”，不仅作战失败，自己被杀，卫国也几遭亡国之灾。《史记》中关于人心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反映了《史记》作者对于民众地位的认识，即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这种对于民众地位的正确认识，对后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以至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关于对战争的态度。《史记》充分肯定了战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主张重战而不好战。首先，“诛罚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认为国家不能忘记战争，忽视战争，否则“大至君辱失守”，丧师辱国，葬送社稷，“小乃侵犯削弱”，使国家受到削弱，所以国家必须重视战争。其次，重战不等于好战，要对战争采取慎重态度，认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固然应该重视战争，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战争大事，不能穷兵黩武，一味好战，否则必定会自食苦果，走向失败。“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百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但他们“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使“百姓弗堪”，“闾巷之人为敌国”，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好战而不慎战。
关于战争与和平。《史记》通过赞扬西汉高祖、文帝时偃武习文，变以奇用兵为以正治国的措施，表达了希望和平的思想。高祖时，“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与人民休养生息，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孝文时，“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边陲”，保持了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可谓“德至盛也”，司马迁通过引用孔子的“善人之治国，亦可以胜残去杀”，对这一时期坚持和平、与民休息的措施做了高度的评价。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史记》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是实现一定的战略目的的保证，“太公劝其功，树技巧，通鱼盐”，通过发展齐国的经济，使“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富强至于威、宣”；其次，战争对经济具有破坏作用，在任何时候，战争都是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战争必须控制在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如果用兵过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增加人民负担，破坏社会经济。汉武帝时，对匈奴连年用兵，致使“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使汉朝的国库空虚，人民负担沉重，汉朝也在汉武帝之后由盛而衰。
关于战争的正义问题。《史记》肯定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史记》盛赞了成汤的“南巢之战”，称其为“所受于天也”。与此同时，《史记》还批判了汉武帝“欲侯庞姬李氏”的伐大宛之战，汉武帝征伐大宛先后有两次，一次是“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结果因沿途的国家“各坐城守，不肯给食”，大败于郁成，损失惨重，“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第二次动用了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余匹”，又“发戌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作为伐宛军队的援军，由于军力强大，此次作战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而所得仅是“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对于此次得不偿失的战争，司马迁用“奋行者官过其望”来讽刺“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的非正义之战，表达了《史记》作者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严正立场。
《史记》的战争观，主要是司马迁对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史学家，司马迁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在许多问题上都受儒家战争观的影响，儒家的战争观在《史记》的战争观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由于司马迁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渊博的知识面，这使他能够比一般的儒家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在很多方面他又超越了当时儒家在战争观上的看法，不拘泥于儒家的立场，对儒家战争观进行了进一步发展。立足于儒家而又超越儒家，是《史记》在战争观上的根本特点。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律书第三[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2][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3][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4][西汉]司马迁.史记·郑世家第十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5][西汉]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6][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7][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第十[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8][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9][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10][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作者简介：孙宝元（1963.6-）男，汉族，山东诸城人，现为海军工程大学天津校区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程学绩(1960.10-)男，汉族，山东莒县人，现为海军工程大学天津校区军需物资油料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军事勤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它包括战争的本质、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与和平、战争与经济、战争的正义性等内容。
关于战争的本质。《史记》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战争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的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国家危亡的。也就是说，战争是一种工具，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这已经触及到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同时，《史记》也注意到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论述了战争胜负和政治得失的关系。首先，战争的胜利可以促进或保证政治目的的实现，“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正是因为有了“以征不享”，“战于阪泉之野”，“战于涿鹿之野”，“从而征之”等一系列的战争的胜利，黄帝才能“得其志”于天下，顺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次，战争的失败可以阻碍政治目的的实现，周桓王十三年，周王亲自率兵“伐郑”，企图通过战争来惩罚对周天子不敬的郑庄公，保持周天子的威望和尊严，但由于“王师大败”，“郑射伤桓王”，战争失败，结果不但未能达到惩罚郑庄公、保持周天子威望和尊严的政治目的，反而使周天子的威望一落千丈。
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史记》认为：“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动用武力使一个时代兴盛、一个时代废弃，由胜利者来执掌天下，这都是受命于“天”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天”不是指那种宗教上具有人格神意义的“天”，而是指一种“势”，一种时代的、具体的“形势”，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里，司马迁已经意识到了历史规律的存在：“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臾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黄帝、颛臾、成汤之所以能够“定火灾”、“平水害”、“殄夏乱”，取得战争的胜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某种的历史必然性，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都符合当时的形势，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所以才能受命于“天”，“胜者用事”，取得胜利，执掌天下，可见，在这里，“天”的真实含义是指人心的向背。“天”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因素的本质就是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武王伐纣之战中，由于周武王深得人心，所以商军“虽众，皆无战之心”，反而“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阵前倒戈，攻击商纣，周武王很快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会失败，卫懿公即位之后，由于他“好鹤，淫乐奢侈”，结果民怨沸腾，“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败之”，后来“翟伐卫”，卫懿公发兵拒之，但卫兵不愿意为他作战，“兵或畔”，临阵溃散，翟人几乎兵不血刃就攻陷了卫国，“杀懿公”，不仅作战失败，自己被杀，卫国也几遭亡国之灾。《史记》中关于人心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反映了《史记》作者对于民众地位的认识，即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这种对于民众地位的正确认识，对后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以至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关于对战争的态度。《史记》充分肯定了战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主张重战而不好战。首先，“诛罚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认为国家不能忘记战争，忽视战争，否则“大至君辱失守”，丧师辱国，葬送社稷，“小乃侵犯削弱”，使国家受到削弱，所以国家必须重视战争。其次，重战不等于好战，要对战争采取慎重态度，认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固然应该重视战争，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战争大事，不能穷兵黩武，一味好战，否则必定会自食苦果，走向失败。“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百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但他们“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使“百姓弗堪”，“闾巷之人为敌国”，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好战而不慎战。
关于战争与和平。《史记》通过赞扬西汉高祖、文帝时偃武习文，变以奇用兵为以正治国的措施，表达了希望和平的思想。高祖时，“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与人民休养生息，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孝文时，“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边陲”，保持了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可谓“德至盛也”，司马迁通过引用孔子的“善人之治国，亦可以胜残去杀”，对这一时期坚持和平、与民休息的措施做了高度的评价。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史记》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是实现一定的战略目的的保证，“太公劝其功，树技巧，通鱼盐”，通过发展齐国的经济，使“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富强至于威、宣”；其次，战争对经济具有破坏作用，在任何时候，战争都是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战争必须控制在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如果用兵过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增加人民负担，破坏社会经济。汉武帝时，对匈奴连年用兵，致使“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使汉朝的国库空虚，人民负担沉重，汉朝也在汉武帝之后由盛而衰。
关于战争的正义问题。《史记》肯定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史记》盛赞了成汤的“南巢之战”，称其为“所受于天也”。与此同时，《史记》还批判了汉武帝“欲侯庞姬李氏”的伐大宛之战，汉武帝征伐大宛先后有两次，一次是“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结果因沿途的国家“各坐城守，不肯给食”，大败于郁成，损失惨重，“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第二次动用了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余匹”，又“发戌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作为伐宛军队的援军，由于军力强大，此次作战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而所得仅是“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对于此次得不偿失的战争，司马迁用“奋行者官过其望”来讽刺“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的非正义之战，表达了《史记》作者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严正立场。
《史记》的战争观，主要是司马迁对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史学家，司马迁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在许多问题上都受儒家战争观的影响，儒家的战争观在《史记》的战争观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由于司马迁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渊博的知识面，这使他能够比一般的儒家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在很多方面他又超越了当时儒家在战争观上的看法，不拘泥于儒家的立场，对儒家战争观进行了进一步发展。立足于儒家而又超越儒家，是《史记》在战争观上的根本特点。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律书第三[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2][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3][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4][西汉]司马迁.史记·郑世家第十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5][西汉]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6][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7][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第十[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8][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9][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10][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M].上海：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
（作者简介：孙宝元（1963.6-）男，汉族，山东诸城人，现为海军工程大学天津校区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程学绩(1960.10-)男，汉族，山东莒县人，现为海军工程大学天津校区军需物资油料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军事勤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