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将镜像与自我认知结合起来，他认为，凭借自己在水中或其他诸如镜子的反射物中得到的映像，人可以确立自我的形象，把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然后才能产生自恋或自弃等对于自我的态度。弗洛伊德之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通过对婴儿自我意识确立过程的研究，指出镜像的意义在于人类的主体认证，“在镜像阶段，一种认同作用机制被设定在主体身上，而这种认同作用机制将因此而影响他的每个视知觉活动。”拉康更进一步将自我认同与文化、语言、环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英]玛尔考姆·波微《拉康》，昆仑出版社1999）小说《杀瓜》通过一个貌似书写农村官民对立的普通故事，实则将笔触伸向了主人公动荡的精神世界内部，探讨的是头脑简单、性格温顺的瓜农陈草如何在一个“杀人犯”的镜像中萌发出了自我意识，向打白条的村干部索要欠款也索要尊严的觉悟与反抗过程。
　　但是，面对如此典型的精神分析案例，作者放弃了方便快捷的心理描写或者意识流动的有效路径，而是不厌其烦地选择了另一条看似缓慢迂回的叙述方式——先讲了关于卖瓜、买瓜、吃瓜的事，又讲了村干部王大强打的百十张白条。有意思的是，叙述者一边讲一边提醒读者这既不是关于西瓜的故事，也不是关于村干部欺负村民的故事。在铺叙了这么多内容，读者对于陈草的性格脾气、家庭构成、收入支出、生存环境等都有所了解之后，“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出现在陈草的瓜摊前，这个人警惕的神情、特别的吃相以及离奇地在远方消失的行踪都没有引起陈草的注意，陈草在乎的是这个陌生人的两次“笑”：“笑”着夸他的瓜很甜很好吃，“笑”着说不用那么较真地找钱。毫无疑问，老实憨厚的陈草对这个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更意外的是，这个人还不小心丢失了一张百元钞票在他的瓜摊前，就在他追寻失主之际瓜棚被学驾驶的领导撞翻。头脑简单的陈草虽然慢了半拍，但还是领悟到了追寻失主与他幸免于车祸之间的直接关系，此时，陈草对于这个陌生人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感激阶段，他惦记的是如何才能将那救了他一命的一百元钱还给那人。由于关注目的完全不同，陈草无意之中给警察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个叫刘红国的男人原来是杀害村长一家的罪犯。在仔细阅读了刘红国和村长之间前因后果的报道之后，陈草沉默了，“不知他这会儿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叙述者彻底关上了主人公心理世界的门窗，只通过一系列行动来展现刘红国事件给他带来的变化。这一系列行动无不折射出“刘红国”事件的影响：捐出一万元奖金是对无意之中提供了线索的愧疚；烧掉刘红国丢失的一百元是以特别的方式祭奠这个命运和他一样悲苦的可怜人；最后在村主任又要打白条的时候，他一边摆弄着一尺来长的杀瓜刀一边说：“你欠我的太多了，该还给我了”，则让人不寒而栗地想到了刘红国以恶抗恶的反抗方式。“刘红国”已经在陈草的意识深处扎下了根，从最初的情感认同到最后的行动模仿，无不表明陈草是在这样一个同龄人、同命人的镜像中看到了自己不公的生存境遇。正是借助于“刘红国”这一镜像，陈草被禁锢在混沌之中的主体意识才得以萌生出来，父亲“要听干部的话”的教导、村干部“模范村民”“五好文明家庭”的恩惠都不过是驯化他的手段而已。
　　作者选择了非常富有智慧的元小说叙述方式，“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戴维·洛奇指出其特点是“采用叙述者和想象的读者间对话的形式”，（[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8）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精心营造的“似真性”，直接暴露出小说的虚构本质。《杀瓜》中的叙述者在小说的四个关节之处直接面对读者讲话，特别是结尾：“不，不不，不要说，你终于明白我要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了。说真的，连我自己写到这里，都不知道我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了。”这种近乎拆解小说本质的叙述策略带来了小说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读者拒绝认同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叙述者虽然老老实实地讲述了陈草的故事、刘红国的故事，但他将评判是非的权利完完全全交给了读者，虽然，小说中的官民对立来自于确凿无疑的现实生活，毕竟，以恶抗恶的反抗并不符合“善”与“稳”的逻辑。元小说的叙述方式在此意义上充分保证了小说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作者煞费苦心的悲悯情怀在小说的虚与实之间也越发让人感动不已。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