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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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学书系”的出版，实现了我们编纂者的群体想望，也了却个人多年来的夙愿，因为它经历的时间确实比较久远。在我的记忆中，“唐诗学工程”的正式启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之前还曾有过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过程，到1984年构想成熟，得到所在上海师院古籍所和中文系一部分同行的支持，便兴冲冲地上了马。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以为有了总体设计，加上一批“志愿军”，苦干个十年八年，即可拿下全部成果。没料到资料的搜采、整理难度甚大，市场经济大潮下又出现学术出版滑坡，一本本书稿要分别落实出版很是费力，忙到90年代前期，总算赶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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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学书系”的出版，实现了我们编纂者的群体想望，也了却个人多年来的夙愿，因为它经历的时间确实比较久远。在我的记忆中，“唐诗学工程”的正式启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之前还曾有过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过程，到1984年构想成熟，得到所在上海师院古籍所和中文系一部分同行的支持，便兴冲冲地上了马。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以为有了总体设计，加上一批“志愿军”，苦干个十年八年，即可拿下全部成果。没料到资料的搜采、整理难度甚大，市场经济大潮下又出现学术出版滑坡，一本本书稿要分别落实出版很是费力，忙到90年代前期，总算赶出了《唐诗书录》《唐诗汇评》《唐诗论评类编》和我个人撰写的《唐诗学引论》四种，参编人员耗尽心力，我也觉得难以为继。延搁几年后，上海师大聘我当兼职博导。博士生进校后要读书，也需要科研工作的历练，正好有两家出版社愿意出这方面的专著，于是靠几届攻博者的前后相继，于新世纪初又将《历代唐诗论评选》（增订后改名为《唐诗学文献集粹》）和《唐诗学史稿》两种赶了出来。
其他文献
现代性与劳动叙事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和事实关联，劳动成为现代个体自我和社会秩序形成的关键。现代性离不开“劳动叙事”，它需要“劳动叙事”来正当化自身，而“劳动叙事”则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全新的叙事方式。与之相区别，前现代的劳动概念更多地指涉道德和社会的涵义。当代以来，劳动叙事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吉登斯、哈贝马斯、鲍曼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超越劳动叙事，重建现代社会的新叙事。在现代性危机面前，社会理论家们基于“寻找政治”，重新寻找规范性伦理的可能性，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立场。
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出身贵族，是活跃于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政治家。他对东亚问题抱有极大兴趣，作为“日清同盟论”“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与不同背景的清朝人物有过交往。1899年和1901年，近卫笃麿两度赴中国视察，可以说正是实践其对华政策理念的劈山开路之旅。从现存近卫往来书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圈子，也基本以这两次访华为界：最先打交道的中国人，是戊戊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1899年游历华中、江南，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大吏建立关系；1901年访问华北，其交际圈扩展至荣禄、王文韶、瞿鸿被、袁世凯等中枢大僚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与人类的未来密切相关。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表现为一种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的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人类实际上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因此，有必要从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转向“向前看”的思维方式，强调人指向未来的存在论维度，以对未来的领会来指引和改变现实，亦即从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转向可能性的思维方式或自由的思维方式。人们已变得不能忍受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因为可能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危险，意味着虚无主义，以至于人们宁愿“逃避自由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
赵毅衡认为，正是符号使世界有了意义，人时时刻刻在观察到的现象中找出意义，也就是把世界和经验符号化，而对于意识，我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才能了解。唐小林认为，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当务之急，它的建构有“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人在符号袁意中的作用并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这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乔琦指出，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读者能力、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了常见而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带来的意
作为一门学科的符号学，已经走过半个世纪，并在高度符号化的今天，成为显学。但在笔者看来，其表面的热闹下面，潜藏着深层的危机。要摆脱这一危机，当务之急是寻找和建立自己的主体。换言之，为历史补上一课：建立主体符号学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关涉到这门学科的现在和未来。
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影响和塑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所属时代的印记，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反思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中西古今思想的激烈碰撞，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时代，哲学该承担怎样的使命，又该有怎样的担当，并作出怎样的回应？这些都是从事哲学思考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建立的哲学系，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哲学学院今年都迎来了建系60周年。60年，一个甲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意
本刊讯 一年一度的《信息检索报告》日前对外公布。该《报告》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统计发布。据《信息检索报告》（2011年度）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月刊》以被国内各主要媒体转载、摘要200篇（次）位居全国两千余种期刊之首。这是《学术月刊》继2006、2007、2008、2009、2010年度连续五年夺得全国“第一”之后，第六次位居第一；
一、现代化的“天命”与哲学的双重“祛魅”任务
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现代化。围绕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哲学也基本上围绕着富国强兵的历史主题来展开自己的哲学讨论。开始是呼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接着呼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或日立宪制度，最后是要求改造国民性，一步一步地深入。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游离于这一主题之外的其他思想流派，但就主要的哲学流派来说，都是围绕现代化的任务来展开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变成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但是在
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由无等级制向有等级制转变的演化历程，这一转变发生的条件是什么？这是国家发生学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讨论了社会等级制出现的一种可能途径：牧民部落攻占农民部落，转化为坐寇，向农民部落征收贡赋。按此逻辑，我们构建了一个正式模型，分别讨论了一个牧民部落抢劫一个农民部落，以及两个牧民部落抢劫一个农民部落的两种情形。得出的结论是：当一个牧民部落抢劫一个农民部落时，部落间生产技术差异和冲突技术差异越大，越有利于等级制的出现。当两个牧民部落抢劫一个农民部落时，由抢劫技术占优的牧民部落建立等级制；农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