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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活动场所逐步向普通公众开放，中南海一度成为了北京的新名胜。
“中南海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它是北京城内著名的风景区，还因为它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一九八零年五月中南海部分对外开放。”这是1986年8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新名胜》一书里，关于中南海的介绍。
该书的《序言》对“新名胜”做了解释：“‘新’是相对的，有些是近年来新开发，新发现的，有些却是过去就有，现在新开放或新装修的，这部分基本上是1980年以后的。”
中南海敞开了大门
“南长街81号大门，终于向人们开放，一张海蓝色的证券，穿过红色的高墙，沿着笔直的路，披着柔和的光，向深处走去，走向母亲，走向太阳，走向祖国最神圣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晓晴，有感于中南海的开放，写下诗篇，收人了文集《爱的夙愿》。
普通人走人中南海的夙愿得偿。1980年5月以来，在重要节日和星期六、星期天，中南海开始有组织地接待群众游览。参观的人数众多，有时一天超过上万人。在新华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中南海》画册上，收录了这样一张照片，远处是绿树葱茏、亭台水榭，近处则是两列紧挨着绳子排队，如长龙般蜿蜒的参观队伍，从照片上几乎看不到队尾。该照片上，人们的着装还是一片灰蓝，但已经有个别时髦的人穿上了鹅黄的裙子。还有很多身着朝鲜裙、蒙古袍、藏装的少数民族同胞。人们翘首以待，秩序井然。
当时开放的景点是流水音、毛主席故居(菊香书屋)、颐年堂、静谷和瀛台，主要分布在南海。游客就从位于南长街81号的中南海东门进入。最吸引人的景点是毛主席故居。中南海的街坊、家住中南海西侧胡同的刘福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了他对毛主席故居的第一印象：“主席生活多简朴啊!也没装修，还使落地电扇。”
参观中南海最重要的凭证是参观券，以单位为组织发放。“10公分长，5公分宽，白色底，蓝条，上面写着‘中南海参观券’。”1988年至1990年曾经在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局服务处工作过的李新清，向记者描述了参观券的长相。它看上去和电影票差不多，区别是上面印着8个字：“内部参观、不准转让”。
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证，也谈不上安检，委托亲戚朋友搞张参观券是很正常的事。历史学者、昔日的北京知青丁东介绍，如今55岁上下，参观过中南海的北京人绝不在少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还在山西工作，回北京探亲时，就得到了一张中南海的参观券。时代太久了，如今丁东已经记不清是谁给了他这张参观券。反正是“获得票比较容易，参观不登记，守卫也不森严”。那时，无论是老人，还是抱在手里的孩子，都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中南海的开放给诗人提供了灵感。作者李伍久写下了《游中南海感怀》：“啊!过去，这是历代帝王的行宫哪，普通老百姓，谁曾进得来?群众团体可以来这里参观，少先队员可以到这里集会，啊，如今，人民的江山真正属于了人民，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不感慨!”
神秘的红墙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南海开放的话题，一度曾是禁区。著名女明星王莹的丈夫谢和赓，曾任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后来一直替中共担任统战和情报工作。“鸣放”期间，他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不应占用古迹、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等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时期又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中南海越神秘，普通人就越向往。曾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的历史学者智效民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曾经有机会到怀仁堂开会，好奇的他缠着父亲问东问西，连中南海里的摆设都问。上个世纪60年代，他有机会到北京，便直奔北海的白塔，远远地遥望着中南海，那几乎是个庄严的仪式。后来，普通人连北海公园也不能进了。1971年以后，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公园及附近的景山公园长期关闭，成为了江青等人的游乐场。
北京人依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1956年出生的北京人甄铁忠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上中学时，曾由学校组织参观过中南海。不过那时规模较小，也就一二百人的样子，转一圈就赶快出来了。住在中南海西侧胡同、64岁的刘福有介绍，他妻子当时在银行工作，曾经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有业务往来，有时会有内部票。刘福有回忆，正式开放前他就曾经进过中南海，还在里面看过内部电影《虎·虎·虎》。
中南海也曾有过特殊的“开放”经历。1966年6月，红卫兵一出现，便迅速壮大起来。各地涌入北京的红卫兵不计其数。他们大多是自发地来北京串联，吃住成了大问题。当时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委以及北京的工厂、接待都被动员起来搞接待，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经周恩来同意，请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小礼堂、武承殿等处。
不过，大部分时候，中南海仍然是普通人望尘莫及之地。历史学者丁东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同年级里有不少高干的孩子，放学后，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那些家住中南海的同学，走到红墙处，便分道扬镳了，眼看着他们拐进了深不可测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春天
关于中南海开放的原因，众说纷纭。从记者目前能够查找到的公开资料来看，尚未有来自官方的正式说法。一个民间说法是因为当时中南海要开放搞“创收”，但是这个说法被大多数采访对象否认。“北京人当时几乎都去过。不要钱，跟现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差不多。”北京出租车司机齐建侠告诉记者。1982年，他当兵复员回到北京后，去了两回中南海，其中一次是为了陪战友。
中南海景点的开放只是一小步。1981年春天起，包括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要国务场所开始对外开放。起初很低调，但是自1981年4月开始，有关开放的报道便形成了一个小高潮。那年4月11日，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南海怀仁堂免费为少年儿童开放5天，《北京日报》随后刊发了消息《党中央带了个好头——记怀仁堂开放的第一天》。而在同一份报纸的同一版面上，紧挨着的便是一篇题为《人民大会堂餐厅对旅游宾客开放》的文章，文中说：“70多位华侨和港澳同胞兴致勃勃地来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吃烤鸭。他们边吃边向陪同人员说：‘来到北京能在人民大会堂吃一餐饭，真是太高兴了。”’
中共中央带头，引起了各界的积极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小礼堂于1981年的“五一”节对外开放，中办警卫局礼堂在稍后的“六一”节开放。北京市府大楼机关礼堂很快也向少年儿童开放了。1981年5月4日，全国农业展览馆正式向首都青少年开放。同一天，北京市4千多名青年，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的请柬，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中南海。 “穿过庄严的红墙；穿过一个久久翘盼的期待。一腔喜悦，拥一个普通公民，走进金色的中南海。我向桔红的微笑的朝阳，轻轻说一声：我爱。”作者梁志宏写下了《走进中南海》。这些单纯而明亮的诗句，表达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的中南海情结。北京知青丁东曾经就排在滚滚的参观人流中，鱼贯而入，直奔毛主席故居。他的体会是，不仅观看了风景和文物，也感受到了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
开放的大氛围里，配套的服务项目也在完善中。根据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成立。在中南海内工作了40多年的杨宪金，就是通过参与这项工作完成了一个军人向文化人的转型。他出身山东肥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科长，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主任，编辑整理了以中南海为主题的出版物。既为当时参观中南海的群众服务，也向社会公开发行。杨宪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光是中南海的挂历，一年就能销售上百万册。1985年的中南海挂历，主题是毛主席故居藏画，该挂历的下方，还印着醒目的“中南海参观纪念”字样。其中有一幅齐白石等画的《和平幸福图》，93岁的齐白石怀着对领袖的崇敬之情，挥毫泼墨，题赠“和平幸福，万寿无疆”。
感受中南海
中南海的正式开放一直持续了9年。中南海街坊、住在中南海西侧胡同的刘福有至少去过中南海十几次。如今，64岁的刘福有已经退休，离中南海的红墙不过几百米，闲坐胡同房檐下的他回忆中南海，“跟公园似的，跟北海没什么区别，环境还不错。”
后来者大多只能通过出版物了解中南海。1992年，中央警卫局成立西苑出版社，杨宪金是第一任社长、总编辑。中南海系列的出版成为其一大特色。杨宪金主编了《中南海珍藏书画集》《中南海古迹楹联》。如今，离休后的他还担任着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院长、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他正在撰写一本回忆中南海工作经历的书，记录自己难忘的中南海生涯，但还没有最后拟定题目。
普通人能够领略中南海风采的其实还有陶然亭公园。在设计精巧的云绘楼·清音阁前，立着一块碑，介绍其出身皇家的显赫历史，并提及“195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址迁建于此”。记者来到陶然亭公园时，恰逢正午，游人不多，有老大妈吊着嗓子，老大爷闭目养神。这个建于乾隆年代。仅供天子观景赏月的近水楼阁，落户民间后，依然是气宇轩昂。守着一泊湖水，与北京的平民百姓们同呼吸，共命运了半个多世纪。
2004年11月举办的“酒店发展与奥运机遇”国际论坛上，根据《法制晚报》的报道，北京市旅游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将举办北京奥运旅游推介会，为此将公布系列推进政策，正待报批的项目里就有中南海部分区域向旅游者开放。
“主要还是考虑安全问题。”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因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他常年出入中南海，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到里头开会。罗哲文认为，中南海是否再开放将取决于对安全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本人曾经去过美国，但因为参观需要提前登记，限制很严，他两次都没有能够参观成白宫。
“中南海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它是北京城内著名的风景区，还因为它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一九八零年五月中南海部分对外开放。”这是1986年8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新名胜》一书里，关于中南海的介绍。
该书的《序言》对“新名胜”做了解释：“‘新’是相对的，有些是近年来新开发，新发现的，有些却是过去就有，现在新开放或新装修的，这部分基本上是1980年以后的。”
中南海敞开了大门
“南长街81号大门，终于向人们开放，一张海蓝色的证券，穿过红色的高墙，沿着笔直的路，披着柔和的光，向深处走去，走向母亲，走向太阳，走向祖国最神圣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晓晴，有感于中南海的开放，写下诗篇，收人了文集《爱的夙愿》。
普通人走人中南海的夙愿得偿。1980年5月以来，在重要节日和星期六、星期天，中南海开始有组织地接待群众游览。参观的人数众多，有时一天超过上万人。在新华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中南海》画册上，收录了这样一张照片，远处是绿树葱茏、亭台水榭，近处则是两列紧挨着绳子排队，如长龙般蜿蜒的参观队伍，从照片上几乎看不到队尾。该照片上，人们的着装还是一片灰蓝，但已经有个别时髦的人穿上了鹅黄的裙子。还有很多身着朝鲜裙、蒙古袍、藏装的少数民族同胞。人们翘首以待，秩序井然。
当时开放的景点是流水音、毛主席故居(菊香书屋)、颐年堂、静谷和瀛台，主要分布在南海。游客就从位于南长街81号的中南海东门进入。最吸引人的景点是毛主席故居。中南海的街坊、家住中南海西侧胡同的刘福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了他对毛主席故居的第一印象：“主席生活多简朴啊!也没装修，还使落地电扇。”
参观中南海最重要的凭证是参观券，以单位为组织发放。“10公分长，5公分宽，白色底，蓝条，上面写着‘中南海参观券’。”1988年至1990年曾经在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局服务处工作过的李新清，向记者描述了参观券的长相。它看上去和电影票差不多，区别是上面印着8个字：“内部参观、不准转让”。
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证，也谈不上安检，委托亲戚朋友搞张参观券是很正常的事。历史学者、昔日的北京知青丁东介绍，如今55岁上下，参观过中南海的北京人绝不在少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还在山西工作，回北京探亲时，就得到了一张中南海的参观券。时代太久了，如今丁东已经记不清是谁给了他这张参观券。反正是“获得票比较容易，参观不登记，守卫也不森严”。那时，无论是老人，还是抱在手里的孩子，都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中南海的开放给诗人提供了灵感。作者李伍久写下了《游中南海感怀》：“啊!过去，这是历代帝王的行宫哪，普通老百姓，谁曾进得来?群众团体可以来这里参观，少先队员可以到这里集会，啊，如今，人民的江山真正属于了人民，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不感慨!”
神秘的红墙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南海开放的话题，一度曾是禁区。著名女明星王莹的丈夫谢和赓，曾任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后来一直替中共担任统战和情报工作。“鸣放”期间，他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不应占用古迹、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等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时期又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中南海越神秘，普通人就越向往。曾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的历史学者智效民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曾经有机会到怀仁堂开会，好奇的他缠着父亲问东问西，连中南海里的摆设都问。上个世纪60年代，他有机会到北京，便直奔北海的白塔，远远地遥望着中南海，那几乎是个庄严的仪式。后来，普通人连北海公园也不能进了。1971年以后，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公园及附近的景山公园长期关闭，成为了江青等人的游乐场。
北京人依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1956年出生的北京人甄铁忠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上中学时，曾由学校组织参观过中南海。不过那时规模较小，也就一二百人的样子，转一圈就赶快出来了。住在中南海西侧胡同、64岁的刘福有介绍，他妻子当时在银行工作，曾经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有业务往来，有时会有内部票。刘福有回忆，正式开放前他就曾经进过中南海，还在里面看过内部电影《虎·虎·虎》。
中南海也曾有过特殊的“开放”经历。1966年6月，红卫兵一出现，便迅速壮大起来。各地涌入北京的红卫兵不计其数。他们大多是自发地来北京串联，吃住成了大问题。当时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委以及北京的工厂、接待都被动员起来搞接待，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经周恩来同意，请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小礼堂、武承殿等处。
不过，大部分时候，中南海仍然是普通人望尘莫及之地。历史学者丁东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同年级里有不少高干的孩子，放学后，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那些家住中南海的同学，走到红墙处，便分道扬镳了，眼看着他们拐进了深不可测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春天
关于中南海开放的原因，众说纷纭。从记者目前能够查找到的公开资料来看，尚未有来自官方的正式说法。一个民间说法是因为当时中南海要开放搞“创收”，但是这个说法被大多数采访对象否认。“北京人当时几乎都去过。不要钱，跟现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差不多。”北京出租车司机齐建侠告诉记者。1982年，他当兵复员回到北京后，去了两回中南海，其中一次是为了陪战友。
中南海景点的开放只是一小步。1981年春天起，包括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要国务场所开始对外开放。起初很低调，但是自1981年4月开始，有关开放的报道便形成了一个小高潮。那年4月11日，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南海怀仁堂免费为少年儿童开放5天，《北京日报》随后刊发了消息《党中央带了个好头——记怀仁堂开放的第一天》。而在同一份报纸的同一版面上，紧挨着的便是一篇题为《人民大会堂餐厅对旅游宾客开放》的文章，文中说：“70多位华侨和港澳同胞兴致勃勃地来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吃烤鸭。他们边吃边向陪同人员说：‘来到北京能在人民大会堂吃一餐饭，真是太高兴了。”’
中共中央带头，引起了各界的积极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小礼堂于1981年的“五一”节对外开放，中办警卫局礼堂在稍后的“六一”节开放。北京市府大楼机关礼堂很快也向少年儿童开放了。1981年5月4日，全国农业展览馆正式向首都青少年开放。同一天，北京市4千多名青年，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的请柬，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中南海。 “穿过庄严的红墙；穿过一个久久翘盼的期待。一腔喜悦，拥一个普通公民，走进金色的中南海。我向桔红的微笑的朝阳，轻轻说一声：我爱。”作者梁志宏写下了《走进中南海》。这些单纯而明亮的诗句，表达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的中南海情结。北京知青丁东曾经就排在滚滚的参观人流中，鱼贯而入，直奔毛主席故居。他的体会是，不仅观看了风景和文物，也感受到了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
开放的大氛围里，配套的服务项目也在完善中。根据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成立。在中南海内工作了40多年的杨宪金，就是通过参与这项工作完成了一个军人向文化人的转型。他出身山东肥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科长，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主任，编辑整理了以中南海为主题的出版物。既为当时参观中南海的群众服务，也向社会公开发行。杨宪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光是中南海的挂历，一年就能销售上百万册。1985年的中南海挂历，主题是毛主席故居藏画，该挂历的下方，还印着醒目的“中南海参观纪念”字样。其中有一幅齐白石等画的《和平幸福图》，93岁的齐白石怀着对领袖的崇敬之情，挥毫泼墨，题赠“和平幸福，万寿无疆”。
感受中南海
中南海的正式开放一直持续了9年。中南海街坊、住在中南海西侧胡同的刘福有至少去过中南海十几次。如今，64岁的刘福有已经退休，离中南海的红墙不过几百米，闲坐胡同房檐下的他回忆中南海，“跟公园似的，跟北海没什么区别，环境还不错。”
后来者大多只能通过出版物了解中南海。1992年，中央警卫局成立西苑出版社，杨宪金是第一任社长、总编辑。中南海系列的出版成为其一大特色。杨宪金主编了《中南海珍藏书画集》《中南海古迹楹联》。如今，离休后的他还担任着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院长、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他正在撰写一本回忆中南海工作经历的书，记录自己难忘的中南海生涯，但还没有最后拟定题目。
普通人能够领略中南海风采的其实还有陶然亭公园。在设计精巧的云绘楼·清音阁前，立着一块碑，介绍其出身皇家的显赫历史，并提及“195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址迁建于此”。记者来到陶然亭公园时，恰逢正午，游人不多，有老大妈吊着嗓子，老大爷闭目养神。这个建于乾隆年代。仅供天子观景赏月的近水楼阁，落户民间后，依然是气宇轩昂。守着一泊湖水，与北京的平民百姓们同呼吸，共命运了半个多世纪。
2004年11月举办的“酒店发展与奥运机遇”国际论坛上，根据《法制晚报》的报道，北京市旅游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将举办北京奥运旅游推介会，为此将公布系列推进政策，正待报批的项目里就有中南海部分区域向旅游者开放。
“主要还是考虑安全问题。”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因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他常年出入中南海，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到里头开会。罗哲文认为，中南海是否再开放将取决于对安全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本人曾经去过美国，但因为参观需要提前登记，限制很严，他两次都没有能够参观成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