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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1919-1982年），原名冯亚珩，字永康，因崇拜石涛与鲁迅而改名石鲁，生于四川省仁寿县。中国现代山水、人物、花鸟画家，“长安画派”主要创始人。对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美术史来说，石鲁以其鲜明的个性张力与强烈的艺术风骨，倍受人们关注。在其短暂的艺术人生中，他以满腔热情与生命为代价，实现了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艺术创新的艰苦探索。
一、石鲁其人
石鲁幼年家境殷实，有“万卷藏书”，早年受过私塾教育，亦受到喜藏古董字画和吟诗作赋的家风熏陶，特别是受民间艺人及其兄冯建吴影响，喜爱传统绘画。1937年，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毕业；1938年，借读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初去延安，入陕北公学院学习，并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等。
建国后，石鲁历任西北美术家协会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1961年在北京举办“西安美术家协会国画研究室习作展”，被誉为“长安画派”的旗手。“文革”时期，石鲁倍受摧残，仍顽强斗争、坚持作画。197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石鲁书画展”，引起强烈反响。出版画集多种，创作有电影剧本《暴风中的雄鹰》。中国画作品有《转战南北》、《东渡》、《华岳之雄》、《荷雨图》等，著有画论《石鲁学画录》等。
二、石鲁艺术风格的分期
石鲁的一生，随着其所处的时代和背景，艺术思想一直在变化，并伴随着对艺术本体研究的深入和创作经验的积累逐渐走向成熟。从艺术的语言风格与形式特征分析，石鲁的绘画创作，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49年解放以前、五十年代（1950-1959年）、六十年代至文革期间（1960-1965年）、文革以后（1966-1982年）。
第一时期是1949年解放以前，石鲁主要以木刻版画、年画为主，用写实的通俗人物画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说理》、《群英会》等。
这一时期是石鲁创作的早期，由于他受到五四新美术运动的“以西革中”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影响，在艺术思想上，他非常关注艺术的宣传作用，坚信文艺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治服务的；在艺术方法上，他也十分崇尚在西方写实素描基础上的“以形写神”论；在创作方面，则非常注重真实感和细节的刻画，对“自我情感”和艺术形式美并不注重追求。
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石鲁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理想、正义与牺牲的革命情怀，并坚信自己所投身的革命事业是崇高和美好的。石鲁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以版画为主，兼作年画、连环画、新洋片等。如《群英会》，画中毛主席微笑着倾听劳动模范汇报工作，很具亲和力，窗外射进明亮的阳光，画面充满了灵动的感觉。作品构图简洁大方，刀法纯熟流畅，人物表情生动，气氛热烈，成为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
第二时期是50年代（1950-1959年），此时期是石鲁中国画创作高峰到来的前奏，其艺术创作逐步从艺术普及转向艺术提高，正式开始了中国画的创作，并且逐步形成了他极具英雄主义气质的“叙事模式”的高潮——其创作风格表现为“叙事性”的现实主义特征。绘画题材主要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次之，画面到处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和革命的乐观情怀。以形写神，为此时期石鲁绘画的写实阶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西方的艺术思想、绘画语言对当时中国美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画家纷纷学习西方油画、水彩画的技法。当时流行的“彩墨画”技法几乎影响了所有表现现实题材的中国画作品。石鲁于1950年开始中国画创作，他主张运用西画与国画相结合，其作品以讲述生产生活中的故事、歌颂人民翻身解放做主人的幸福生活为主，形象亲切动人，生活气息浓厚。如《变工队》、《幸福婚姻》、《侦查》等，同样运用了彩墨技法。1955至1956年，石鲁去印度与埃及写生，这两个国家多种艺术形式和民族艺术风格的特殊魅力，促使他对艺术形式问题有了新的理解。1957年前后，石鲁的艺术风格有了显著的蜕变，画面中的故事性、情节性逐渐减少，作品从描绘亲眼所见的现实，转变为现实生活感受、抒发内心情怀，此时的一系列作品既有创新性、艺术性、又很好的表达了民族精神，同时逐步强化了对传统笔墨的运用和追求，如《转战陕北》是石鲁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第三时期是60年代（1960-1965年），此时期为石鲁绘画艺术的高峰期，他完成了从思想上到笔墨技巧上的进一步升华，创作题材广泛，开始偏重对山水画的探索。由注重“外化”的自然，转向注重“内化”的心灵，对传统笔墨的改造、提炼与吸收，以及对创作“抒情”意识的强化，显现了画家骨子里诗人般的浪漫情怀。以“神”造型，此时期为石鲁绘画的写意阶段。
这个时期，石鲁写出了著名的《石鲁学画录》，他倡导用中国画传统的笔墨表现出先进的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情意，并在这一过程中探索中国绘画特有的表现方法，从而做到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而“长安画派”的形成，石鲁以理论上的卓越建树和独创精神成为旗手，把中国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引入到一个新的层面。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画表现形式的感悟，以及“长安画派”其他画家的实践经验总结，鲜明地举起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大旗，使“长安画派”的艺术创作更具“民族性”和“人民性”。
第四时期，即1966年至石鲁逝世（1966-1982年）。这一阶段由于时代与石鲁个人命运的巨大落差，他的艺术转向神秘而狂放的风格，且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画面极具反叛与挑战意味。绘画题材范围变小，逐步转向以文人花鸟、山水画为主，并创作了大量的书法和诗词歌赋。在艺术观念上，他也从之前的“以神造型”基础上的形神统一，变成“得意忘形，纵情恣肆”的状态，为石鲁绘画的大写意阶段。他用笔大力提按，笔锋崎岖纵横，傲然而立，充满了铿锵顿挫感，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高度浪漫主义意味的表现自身情感的艺术作品。 三、石鲁绘画作品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石鲁绘画作品多达20余件，其数量和品质在国内众多博物馆中当属典范。现精选12幅作品，微而言之，以娱读者耳目。
《禹门逆流图》 纸本 设色 141×66厘米
两山耸立相对，山间江水湍急，一艘小船逆流而上，舟上一人奋力撑桨，岸上几人合力拉纤绳。赤岩与湍急的江水，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力量感，给人一种“人定胜天”的豪迈、雄伟与深沉之感。画右下钤“磊磊落落”朱文腰圆印、“石鲁之章”白文方印。
此画创作于1960年，石鲁倡导“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观点，带头用画笔描写当代生活，黄河由陕北佳县流经禹门数百里，两岸石壁厚重苍茫，画史上从未有人表现过。石鲁用朱砂浓墨创造性的抒写了新世纪的华章，前无古人，突破了画史上定形的各种皴法，开创了独特的“石鲁皴”，用红色来表现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高原放牧图》 纸本 设色 168×74.5厘米
图绘高耸陡峭的山峰，上有一人牧羊，羊群顺山路而下，如涛涛的江水，一泻千里。左下款署“高原放牧，石鲁写于长安”，下钤“石鲁”、“石鲁新画”白文方印，右下钤“磊磊落落”白文长方印。
此画创作于长安，年代约1960年前后，“画面以墨调色，以色含墨，用笔流畅，皴法自如，留出凸起部分，使黄土高原断崖的质朴神智跃然纸上。”此画是石鲁对陕北生活的一种体验，在陕北高原的山坳里，羊群下山如同山谷中的流水声，石鲁将其所见巧思构想，用意象的处理方法来表现这种特殊地貌的情境，让人眼前一亮。又以意象的思维方式加写意的表现技法，真实倾泻了自己对陕北的真情实感。
《麦浪图》 纸本 墨笔设色 68×44.5厘米
黛色高山之下，翻动着黄色麦浪，一行农人荷锄行于田梗间；田野上翁郁的杂树，烘染得秋意更浓。凡是见过荷兰画家梵高《麦田上的乌鸦》的人，一定会被那幅著名绘画所打动，也一定会记住画家笔下那种金色的骚动；而石鲁这幅画麦田翻滚、跳动着的旋律，与梵高那幅画的金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全图无题款，只在右下角钤一枚“石鲁”朱文长方印。
《远眺图》 纸本 墨笔设色 34×28.7厘米
此幅图以单纯的墨笔绘黄土山石突出河中，河水用纯正的淡红色画出，河面平缓且旋动；山巅之上三人分向而坐，对河远眺。全图无题款，仅在右下侧钤“石鲁写生”朱文印、“石鲁”内圆外方朱文印。全图以远眺为主题，代表了石鲁志在远方之意境。
《山花幽潭图》 纸本 设色 76.6×68厘米
图绘杂数丛中，山花环绕溪潭，潭中有石，溪水清澈见底，赤红与淡黄两色用来表现山花烂漫，恰到好处。右下钤“石鲁”朱文方印、“石鲁写意”白文方印。
此画用写意的笔法，绘一幅恬美的画卷。从此画可看出，作画时的石鲁充满了阳光与激情。在用意、用色上都很有新意。
《南国一景图》 纸本 设色 93.5×41厘米
图绘南方一景，几栋房屋，一株椰子树上果实累累，小径上群鸭鱼贯而出，配之芭蕉、篱笆，乡土气息浓厚。右下钤“石鲁”朱文长方印。
此画推测应为1961年前后，石鲁至广东开会创作的作品。他笔下的南粤风光，具有岭南画家所没有的气概和朴茂之特色。
石鲁《豆角花图》 纸本 设色 82×48厘米
图绘豆角花一株，蔓枝已攀上立架，绿叶葱葱，豆角数枚，点点粉红色的豆角花，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美丽。整幅画清新、明快，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右上自题“雨后写院中豆角花，石鲁于长安庐屋”，旁钤“石鲁”朱文篆书长方印、左下“石鲁画印”白文方印。
《月下苏州图》 纸本 设色 66×78厘米
图绘月下苏州，以重墨绘枯树两株，淡墨画花墙、屋脊。左上题“月下苏州”，并署款“辛丑冬，石鲁写”，下钤“石鲁写意”白文方印。
此画创作于1961年，观此画似乎可以感受到月下苏州的声音。创作意境之美，在此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艺术创作中，石鲁认为“画必先立意”，意奇而景奇，意雄而景雄，意疏而景亦疏，主张以少胜多，以有限表现无限，追求景少意长，反对景少意寡。此画就是以简单几景，意境即出，实属大家风范。
《宝塔葵花图》 纸本 设色 135×93厘米
画上绘高原上宝塔耸立，下绘葵花朵朵，朝气勃勃。左下钤“石鲁画印”白文方印。
塔为平面八角，九层砖砌，楼阁式，为延安的宝塔。延安宝塔为中国革命圣地的象征。下绘葵花，即向日葵，此图抒发了石鲁心向革命之深情。这幅画是石鲁二十多年来情感的积淀，最后只在透过向日葵丛看到了延安宝塔，绘画的境界美也自然显现出来。这正是石鲁“物”“我”合一创作思想的体现。
《荷花图》
纸本 墨笔设色 73.5×60厘米
此幅为浅设色荷花一朵，以浓墨来描绘荷叶，愈发显得墨韵淋漓，赋予传统中风雅的荷花以铁石般的刚强沉凝。饱含水分的花瓣，浓淡之间，意示出叶的阴阳向背，墨趣、色趣，跃然纸上。荷花、荷叶、荷梗均笔直向天，坚强不屈。旁落一莲蓬，使整幅画面更具观赏性，节奏紧凑。右下钤“石鲁”朱文长方印。
《东海之滨图》 纸本 设色 73.5×60厘米
此幅用水彩写生画法，截取海滨渔家生活小景。沙滩浅水中停泊一艘带蓬渔船，船尾旁站立一妇女，微抱船上儿童，一起向远处的大海张望；全图大部分空间用淡蓝色擦染出浪涛与波光，海水起伏看似平淡，实则蕴藏巨大量能与魄力。图右上篆书自题“东海之滨”，后署款“辛丑之冬，石鲁写”，下钤“石鲁画印”白文方印。
《山居小景图》 纸本 墨笔设色 67×49厘米
此画以简率、朴实笔墨绘山居人家景致。画面下部为池塘一角，全图中心是木篱围成的农家院落，院内有六间白墙黑瓦房屋，鲜红的窗棱隔扇，映出农家的红火生活；后屋红门内探出娃娃的半身，向着小院和天空张望；院落之外，满眼尽是丰茂的槐杨杂树，虽只用草草苍疏的墨笔，却已把雨后山林的浓淡气息真实写出。图左上部自题“初晴，写山居小景，一九六一年于长安”，下钤“石鲁”白文印。
上述12幅石鲁的绘画作品均为20世纪60年代作品，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此时正是石鲁绘画创作的高峰期，对研究其绘画艺术特点、风格等大有益处。综其一生，石鲁的绘画从以形写神的写实阶段到以神造型的写意阶段，再到得意忘形的大写意阶段，石鲁的作品，具有一种惊世骇俗的艺术魅力。他是中国近代最具中国大写意精神的大写者，他的绘画冲破传统的审美趣味，达到了新的绘画“境界”。石鲁是一位血性与真情融为一体的个性画家，又是一位广博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天才型的画家。他用传奇般的一生，勾画了一幅幅意境深邃的图画，给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盛世收藏，2013年北京保利春拍，石鲁的《杂花册》以1120万元落槌，可见其作品潜在的收藏价值非同小可。
（责编：李禹默）
一、石鲁其人
石鲁幼年家境殷实，有“万卷藏书”，早年受过私塾教育，亦受到喜藏古董字画和吟诗作赋的家风熏陶，特别是受民间艺人及其兄冯建吴影响，喜爱传统绘画。1937年，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毕业；1938年，借读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初去延安，入陕北公学院学习，并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等。
建国后，石鲁历任西北美术家协会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1961年在北京举办“西安美术家协会国画研究室习作展”，被誉为“长安画派”的旗手。“文革”时期，石鲁倍受摧残，仍顽强斗争、坚持作画。197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石鲁书画展”，引起强烈反响。出版画集多种，创作有电影剧本《暴风中的雄鹰》。中国画作品有《转战南北》、《东渡》、《华岳之雄》、《荷雨图》等，著有画论《石鲁学画录》等。
二、石鲁艺术风格的分期
石鲁的一生，随着其所处的时代和背景，艺术思想一直在变化，并伴随着对艺术本体研究的深入和创作经验的积累逐渐走向成熟。从艺术的语言风格与形式特征分析，石鲁的绘画创作，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49年解放以前、五十年代（1950-1959年）、六十年代至文革期间（1960-1965年）、文革以后（1966-1982年）。
第一时期是1949年解放以前，石鲁主要以木刻版画、年画为主，用写实的通俗人物画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说理》、《群英会》等。
这一时期是石鲁创作的早期，由于他受到五四新美术运动的“以西革中”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影响，在艺术思想上，他非常关注艺术的宣传作用，坚信文艺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治服务的；在艺术方法上，他也十分崇尚在西方写实素描基础上的“以形写神”论；在创作方面，则非常注重真实感和细节的刻画，对“自我情感”和艺术形式美并不注重追求。
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石鲁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理想、正义与牺牲的革命情怀，并坚信自己所投身的革命事业是崇高和美好的。石鲁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以版画为主，兼作年画、连环画、新洋片等。如《群英会》，画中毛主席微笑着倾听劳动模范汇报工作，很具亲和力，窗外射进明亮的阳光，画面充满了灵动的感觉。作品构图简洁大方，刀法纯熟流畅，人物表情生动，气氛热烈，成为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
第二时期是50年代（1950-1959年），此时期是石鲁中国画创作高峰到来的前奏，其艺术创作逐步从艺术普及转向艺术提高，正式开始了中国画的创作，并且逐步形成了他极具英雄主义气质的“叙事模式”的高潮——其创作风格表现为“叙事性”的现实主义特征。绘画题材主要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次之，画面到处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和革命的乐观情怀。以形写神，为此时期石鲁绘画的写实阶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西方的艺术思想、绘画语言对当时中国美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画家纷纷学习西方油画、水彩画的技法。当时流行的“彩墨画”技法几乎影响了所有表现现实题材的中国画作品。石鲁于1950年开始中国画创作，他主张运用西画与国画相结合，其作品以讲述生产生活中的故事、歌颂人民翻身解放做主人的幸福生活为主，形象亲切动人，生活气息浓厚。如《变工队》、《幸福婚姻》、《侦查》等，同样运用了彩墨技法。1955至1956年，石鲁去印度与埃及写生，这两个国家多种艺术形式和民族艺术风格的特殊魅力，促使他对艺术形式问题有了新的理解。1957年前后，石鲁的艺术风格有了显著的蜕变，画面中的故事性、情节性逐渐减少，作品从描绘亲眼所见的现实，转变为现实生活感受、抒发内心情怀，此时的一系列作品既有创新性、艺术性、又很好的表达了民族精神，同时逐步强化了对传统笔墨的运用和追求，如《转战陕北》是石鲁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第三时期是60年代（1960-1965年），此时期为石鲁绘画艺术的高峰期，他完成了从思想上到笔墨技巧上的进一步升华，创作题材广泛，开始偏重对山水画的探索。由注重“外化”的自然，转向注重“内化”的心灵，对传统笔墨的改造、提炼与吸收，以及对创作“抒情”意识的强化，显现了画家骨子里诗人般的浪漫情怀。以“神”造型，此时期为石鲁绘画的写意阶段。
这个时期，石鲁写出了著名的《石鲁学画录》，他倡导用中国画传统的笔墨表现出先进的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情意，并在这一过程中探索中国绘画特有的表现方法，从而做到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而“长安画派”的形成，石鲁以理论上的卓越建树和独创精神成为旗手，把中国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引入到一个新的层面。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画表现形式的感悟，以及“长安画派”其他画家的实践经验总结，鲜明地举起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大旗，使“长安画派”的艺术创作更具“民族性”和“人民性”。
第四时期，即1966年至石鲁逝世（1966-1982年）。这一阶段由于时代与石鲁个人命运的巨大落差，他的艺术转向神秘而狂放的风格，且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画面极具反叛与挑战意味。绘画题材范围变小，逐步转向以文人花鸟、山水画为主，并创作了大量的书法和诗词歌赋。在艺术观念上，他也从之前的“以神造型”基础上的形神统一，变成“得意忘形，纵情恣肆”的状态，为石鲁绘画的大写意阶段。他用笔大力提按，笔锋崎岖纵横，傲然而立，充满了铿锵顿挫感，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高度浪漫主义意味的表现自身情感的艺术作品。 三、石鲁绘画作品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石鲁绘画作品多达20余件，其数量和品质在国内众多博物馆中当属典范。现精选12幅作品，微而言之，以娱读者耳目。
《禹门逆流图》 纸本 设色 141×66厘米
两山耸立相对，山间江水湍急，一艘小船逆流而上，舟上一人奋力撑桨，岸上几人合力拉纤绳。赤岩与湍急的江水，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力量感，给人一种“人定胜天”的豪迈、雄伟与深沉之感。画右下钤“磊磊落落”朱文腰圆印、“石鲁之章”白文方印。
此画创作于1960年，石鲁倡导“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观点，带头用画笔描写当代生活，黄河由陕北佳县流经禹门数百里，两岸石壁厚重苍茫，画史上从未有人表现过。石鲁用朱砂浓墨创造性的抒写了新世纪的华章，前无古人，突破了画史上定形的各种皴法，开创了独特的“石鲁皴”，用红色来表现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高原放牧图》 纸本 设色 168×74.5厘米
图绘高耸陡峭的山峰，上有一人牧羊，羊群顺山路而下，如涛涛的江水，一泻千里。左下款署“高原放牧，石鲁写于长安”，下钤“石鲁”、“石鲁新画”白文方印，右下钤“磊磊落落”白文长方印。
此画创作于长安，年代约1960年前后，“画面以墨调色，以色含墨，用笔流畅，皴法自如，留出凸起部分，使黄土高原断崖的质朴神智跃然纸上。”此画是石鲁对陕北生活的一种体验，在陕北高原的山坳里，羊群下山如同山谷中的流水声，石鲁将其所见巧思构想，用意象的处理方法来表现这种特殊地貌的情境，让人眼前一亮。又以意象的思维方式加写意的表现技法，真实倾泻了自己对陕北的真情实感。
《麦浪图》 纸本 墨笔设色 68×44.5厘米
黛色高山之下，翻动着黄色麦浪，一行农人荷锄行于田梗间；田野上翁郁的杂树，烘染得秋意更浓。凡是见过荷兰画家梵高《麦田上的乌鸦》的人，一定会被那幅著名绘画所打动，也一定会记住画家笔下那种金色的骚动；而石鲁这幅画麦田翻滚、跳动着的旋律，与梵高那幅画的金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全图无题款，只在右下角钤一枚“石鲁”朱文长方印。
《远眺图》 纸本 墨笔设色 34×28.7厘米
此幅图以单纯的墨笔绘黄土山石突出河中，河水用纯正的淡红色画出，河面平缓且旋动；山巅之上三人分向而坐，对河远眺。全图无题款，仅在右下侧钤“石鲁写生”朱文印、“石鲁”内圆外方朱文印。全图以远眺为主题，代表了石鲁志在远方之意境。
《山花幽潭图》 纸本 设色 76.6×68厘米
图绘杂数丛中，山花环绕溪潭，潭中有石，溪水清澈见底，赤红与淡黄两色用来表现山花烂漫，恰到好处。右下钤“石鲁”朱文方印、“石鲁写意”白文方印。
此画用写意的笔法，绘一幅恬美的画卷。从此画可看出，作画时的石鲁充满了阳光与激情。在用意、用色上都很有新意。
《南国一景图》 纸本 设色 93.5×41厘米
图绘南方一景，几栋房屋，一株椰子树上果实累累，小径上群鸭鱼贯而出，配之芭蕉、篱笆，乡土气息浓厚。右下钤“石鲁”朱文长方印。
此画推测应为1961年前后，石鲁至广东开会创作的作品。他笔下的南粤风光，具有岭南画家所没有的气概和朴茂之特色。
石鲁《豆角花图》 纸本 设色 82×48厘米
图绘豆角花一株，蔓枝已攀上立架，绿叶葱葱，豆角数枚，点点粉红色的豆角花，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美丽。整幅画清新、明快，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右上自题“雨后写院中豆角花，石鲁于长安庐屋”，旁钤“石鲁”朱文篆书长方印、左下“石鲁画印”白文方印。
《月下苏州图》 纸本 设色 66×78厘米
图绘月下苏州，以重墨绘枯树两株，淡墨画花墙、屋脊。左上题“月下苏州”，并署款“辛丑冬，石鲁写”，下钤“石鲁写意”白文方印。
此画创作于1961年，观此画似乎可以感受到月下苏州的声音。创作意境之美，在此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艺术创作中，石鲁认为“画必先立意”，意奇而景奇，意雄而景雄，意疏而景亦疏，主张以少胜多，以有限表现无限，追求景少意长，反对景少意寡。此画就是以简单几景，意境即出，实属大家风范。
《宝塔葵花图》 纸本 设色 135×93厘米
画上绘高原上宝塔耸立，下绘葵花朵朵，朝气勃勃。左下钤“石鲁画印”白文方印。
塔为平面八角，九层砖砌，楼阁式，为延安的宝塔。延安宝塔为中国革命圣地的象征。下绘葵花，即向日葵，此图抒发了石鲁心向革命之深情。这幅画是石鲁二十多年来情感的积淀，最后只在透过向日葵丛看到了延安宝塔，绘画的境界美也自然显现出来。这正是石鲁“物”“我”合一创作思想的体现。
《荷花图》
纸本 墨笔设色 73.5×60厘米
此幅为浅设色荷花一朵，以浓墨来描绘荷叶，愈发显得墨韵淋漓，赋予传统中风雅的荷花以铁石般的刚强沉凝。饱含水分的花瓣，浓淡之间，意示出叶的阴阳向背，墨趣、色趣，跃然纸上。荷花、荷叶、荷梗均笔直向天，坚强不屈。旁落一莲蓬，使整幅画面更具观赏性，节奏紧凑。右下钤“石鲁”朱文长方印。
《东海之滨图》 纸本 设色 73.5×60厘米
此幅用水彩写生画法，截取海滨渔家生活小景。沙滩浅水中停泊一艘带蓬渔船，船尾旁站立一妇女，微抱船上儿童，一起向远处的大海张望；全图大部分空间用淡蓝色擦染出浪涛与波光，海水起伏看似平淡，实则蕴藏巨大量能与魄力。图右上篆书自题“东海之滨”，后署款“辛丑之冬，石鲁写”，下钤“石鲁画印”白文方印。
《山居小景图》 纸本 墨笔设色 67×49厘米
此画以简率、朴实笔墨绘山居人家景致。画面下部为池塘一角，全图中心是木篱围成的农家院落，院内有六间白墙黑瓦房屋，鲜红的窗棱隔扇，映出农家的红火生活；后屋红门内探出娃娃的半身，向着小院和天空张望；院落之外，满眼尽是丰茂的槐杨杂树，虽只用草草苍疏的墨笔，却已把雨后山林的浓淡气息真实写出。图左上部自题“初晴，写山居小景，一九六一年于长安”，下钤“石鲁”白文印。
上述12幅石鲁的绘画作品均为20世纪60年代作品，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此时正是石鲁绘画创作的高峰期，对研究其绘画艺术特点、风格等大有益处。综其一生，石鲁的绘画从以形写神的写实阶段到以神造型的写意阶段，再到得意忘形的大写意阶段，石鲁的作品，具有一种惊世骇俗的艺术魅力。他是中国近代最具中国大写意精神的大写者，他的绘画冲破传统的审美趣味，达到了新的绘画“境界”。石鲁是一位血性与真情融为一体的个性画家，又是一位广博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天才型的画家。他用传奇般的一生，勾画了一幅幅意境深邃的图画，给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盛世收藏，2013年北京保利春拍，石鲁的《杂花册》以1120万元落槌，可见其作品潜在的收藏价值非同小可。
（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