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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75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位于英格兰中心区一个工业重镇—汉默镇的一所男子中学对一帮“家伙们”（那些不愿学习、聚众玩耍、反抗权威的学生的自称）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民族志研究。这一研究的时间跨度涵盖了他们在学校以及工作岗位上的前几个月。作者探索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子弟会继承父业？
该研究成果于1977年首次在英国出版，题为《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保罗·威利斯借用批判社会学文化再生产的观点来立论，它迫使人们思考：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社会公平，还是强化不公平？同时，在阶级对立被弱化的今天，“家伙们”所代表的现象，对于学校教育又提出了怎样的疑问？
反学校文化：学业失败的根源
保罗·威利斯认为，“家伙们”之所以学业失败，主要在于他们形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就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反抗。
“家伙们”对权威的反抗首先表现在对学校的常规价值的反抗。学校看重纪律，“家伙们”一定要做违纪者；学校认可循规生，但在“家伙们”眼中，他们不过是“软耳朵”或者“书呆子”。他们通过在校门口吸烟、公开喝酒等一系列更成人化的行为，将自己与“书呆子”明显区分开来，这也使他们主动将自己与学校及学校制度隔离开来。
“家伙们”对学校的反抗还在于与学校制度和规则争夺象征空间与物理空间。“家伙们”往往通过上课打盹、随意逃学，甚至哄骗老师等手段，逃离学校这一物理空间，以此来获得一种挑战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满足感与存在感。他们还往往通过“搞破坏”“恶作剧”等方式找乐子；通过打架、挑衅等一系列脱轨行为来抵制自身存在的无聊与空虚，以达到一种自我呈现、自我彰显的目的。
这就是“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它充满暴力气息以及展示男性气概的强烈诉求。然而，正是这种反学校文化，使得这些“家伙们”失去了学校正统的承认与保护，也失去了进入中产阶级的敲门砖—学历。反学校文化让他们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们不得不早早离校，沿着父辈的足迹，进入最低层的劳动力市场。
回归学校无望：事业失败的助推器
“家伙们”在学校期间的一系列“脱轨”行为，使得他们实际上更接近成人的生活环境，他们的这种被学校排斥的经历为他们进入社会提供了机会。
“家伙们”自觉排斥了需要高度智识、文凭的工作，他们热衷于一般劳动。这让“家伙们”很快就找到了去处，并在工作环境中如鱼得水，至少在头几个月如此。反学校文化与车间文化在彰显男性气概这一文化价值上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正是“家伙们”所擅长的。与此同时，“家伙们”相较于“书呆子”们的优越感，一直延伸到了工作中。他们认为，自己与“书呆子”的工作就是笔头工作和干苦活儿之间的差别。而且，自己已经通过经验看透、学会并懂得很多“书呆子”不懂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经历过生活的不少阶段了，我已经有过得意失意，尝过失望的滋味” ……
可是，保罗·威利斯一眼就看到了这些“家伙们”的悲剧命运。他说，正是这种经验的诱惑，将这些工人阶级子弟绑在了体力工作的前程上。他们对人生、对工作充满了宿命感。在他们看来，工作的目的就是糊口、赚钱，没有人会因为热爱而工作。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将工作与意义感分离的高度重复的劳动很快就会使“家伙们”再度陷入危机。当完文化学徒后，他们就得在糟糕的环境中没有尽头地辛勤劳作，当这一事实愈加清晰时，他们看待车间的态度就如同以前看待学校一样。
讽刺的是，当车间变成监狱，又没有能力干别的时，“家伙们”最先想到的却是教育。只是，现实的种种压力使他们很少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他们的人生正如保罗·威利斯描述的：“他们来工厂工作的时候无一不是想积攒点钱，偿还一点债务，或者计划‘有一天’开始自己做生意，但他们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工作了三十年。”
对学校制度的洞察：
反学校文化的形成机制
在保罗·威利斯看来，学校代表着一种制度文化。在这种制度文化中，学校借助各种物质基础，包括教学楼、课程表和等级关系，掌握着“教育交换”（教师用知识交换学生的尊敬；学生用知识交换文凭，用需要文凭的工作换取高报酬，用报酬换取商品与服务）这一框架。这一框架受主导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约束，并由广义上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
在“教育交换”中，知识具有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通过教学范式传递给学生。同时，知识具有稀缺性，并且掌握在教师手中，因此赋予了教师道德上的优越性。教师竭尽全力维持自身的优越性，他诉诸的手段往往为“纪律”。在这场“教育交换”中，循规生及学业上积极表现者极力争取权威的认可，并努力获取帮助他们进入中产阶级社会所需的文凭，从而赢取这种“交换”。工人阶级子弟所特有的阶级文化使他们很快就洞察了这种交换的欺骗性与虚伪性。首先，如果被学校所宣称的文凭束缚，就要长时间做一名“书呆子”，而且会失去在任何阶段获取各种直接报酬的能力；其次，“家伙们”的经验表明，就业根本不需要文凭，学校对文凭的鼓吹不过是掩盖工作的无意义本质，同时构筑虚假的等级制度，并用意识形态将人们束缚其中。因此，“看透”了学校的“把戏”后，“家伙们”毫不犹豫地成了学校文化的反叛者。
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们的洞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一局限使得他们对学校文化的反抗与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悲哀的“自我伤害”，当他们对一成不变的工作彻底厌恶后，竟发现除了接受并适应现状，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出路。
构建民主的教学关系：
后进生转化的可能途径
《学做工》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背景为资本主义的英国，书中所描述的内容似乎极度个性化，在今天好像已经过时，实则不然。在今天的中国学校，“家伙们”依然存在，他们有另一个名字—后进生。后进生们的身上虽然没有背负着意识形态的压力，但却与保罗·威斯利所描述的“家伙们”面临许多相似的处境，他们学习差、捣乱、打架、抽烟、造型“杀马特”……
当然，今天越来越多的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与激励措施，以提高他们的尊严感、成就感。但事实上，学业水平表现依然是教师区分学生的一把標尺，只不过教师的态度或许更不外显，后进生小团体以及他们代表的反学校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顽强地存在着。改变这一现状，依赖于民主教学关系的构建。民主的教学关系意味着教师打心眼儿里认为学生们是平等的，只不过因为不同的因素，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参差不齐。
许多教师倾向于将学生学业水平的不良表现归结为个人不努力。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事实上，许多后进生背负着家庭情感的包袱，物质条件不足的压力，文化资本贫瘠的困扰等。因此，作为教师，只有从一个较大的背景与视野分析这些后进生面临的各种问题，才能对他们产生理解与共情。这是构建民主教学关系的首要前提。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破除对后进生的偏见，从而以一个真正关怀者与帮助者的身份介入教学关系。当然，这需要教师具备宽广的视野，以及真正落实民主教学关系的意志力。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该研究成果于1977年首次在英国出版，题为《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保罗·威利斯借用批判社会学文化再生产的观点来立论，它迫使人们思考：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社会公平，还是强化不公平？同时，在阶级对立被弱化的今天，“家伙们”所代表的现象，对于学校教育又提出了怎样的疑问？
反学校文化：学业失败的根源
保罗·威利斯认为，“家伙们”之所以学业失败，主要在于他们形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就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反抗。
“家伙们”对权威的反抗首先表现在对学校的常规价值的反抗。学校看重纪律，“家伙们”一定要做违纪者；学校认可循规生，但在“家伙们”眼中，他们不过是“软耳朵”或者“书呆子”。他们通过在校门口吸烟、公开喝酒等一系列更成人化的行为，将自己与“书呆子”明显区分开来，这也使他们主动将自己与学校及学校制度隔离开来。
“家伙们”对学校的反抗还在于与学校制度和规则争夺象征空间与物理空间。“家伙们”往往通过上课打盹、随意逃学，甚至哄骗老师等手段，逃离学校这一物理空间，以此来获得一种挑战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满足感与存在感。他们还往往通过“搞破坏”“恶作剧”等方式找乐子；通过打架、挑衅等一系列脱轨行为来抵制自身存在的无聊与空虚，以达到一种自我呈现、自我彰显的目的。
这就是“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它充满暴力气息以及展示男性气概的强烈诉求。然而，正是这种反学校文化，使得这些“家伙们”失去了学校正统的承认与保护，也失去了进入中产阶级的敲门砖—学历。反学校文化让他们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们不得不早早离校，沿着父辈的足迹，进入最低层的劳动力市场。
回归学校无望：事业失败的助推器
“家伙们”在学校期间的一系列“脱轨”行为，使得他们实际上更接近成人的生活环境，他们的这种被学校排斥的经历为他们进入社会提供了机会。
“家伙们”自觉排斥了需要高度智识、文凭的工作，他们热衷于一般劳动。这让“家伙们”很快就找到了去处，并在工作环境中如鱼得水，至少在头几个月如此。反学校文化与车间文化在彰显男性气概这一文化价值上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正是“家伙们”所擅长的。与此同时，“家伙们”相较于“书呆子”们的优越感，一直延伸到了工作中。他们认为，自己与“书呆子”的工作就是笔头工作和干苦活儿之间的差别。而且，自己已经通过经验看透、学会并懂得很多“书呆子”不懂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经历过生活的不少阶段了，我已经有过得意失意，尝过失望的滋味” ……
可是，保罗·威利斯一眼就看到了这些“家伙们”的悲剧命运。他说，正是这种经验的诱惑，将这些工人阶级子弟绑在了体力工作的前程上。他们对人生、对工作充满了宿命感。在他们看来，工作的目的就是糊口、赚钱，没有人会因为热爱而工作。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将工作与意义感分离的高度重复的劳动很快就会使“家伙们”再度陷入危机。当完文化学徒后，他们就得在糟糕的环境中没有尽头地辛勤劳作，当这一事实愈加清晰时，他们看待车间的态度就如同以前看待学校一样。
讽刺的是，当车间变成监狱，又没有能力干别的时，“家伙们”最先想到的却是教育。只是，现实的种种压力使他们很少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他们的人生正如保罗·威利斯描述的：“他们来工厂工作的时候无一不是想积攒点钱，偿还一点债务，或者计划‘有一天’开始自己做生意，但他们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工作了三十年。”
对学校制度的洞察：
反学校文化的形成机制
在保罗·威利斯看来，学校代表着一种制度文化。在这种制度文化中，学校借助各种物质基础，包括教学楼、课程表和等级关系，掌握着“教育交换”（教师用知识交换学生的尊敬；学生用知识交换文凭，用需要文凭的工作换取高报酬，用报酬换取商品与服务）这一框架。这一框架受主导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约束，并由广义上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
在“教育交换”中，知识具有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通过教学范式传递给学生。同时，知识具有稀缺性，并且掌握在教师手中，因此赋予了教师道德上的优越性。教师竭尽全力维持自身的优越性，他诉诸的手段往往为“纪律”。在这场“教育交换”中，循规生及学业上积极表现者极力争取权威的认可，并努力获取帮助他们进入中产阶级社会所需的文凭，从而赢取这种“交换”。工人阶级子弟所特有的阶级文化使他们很快就洞察了这种交换的欺骗性与虚伪性。首先，如果被学校所宣称的文凭束缚，就要长时间做一名“书呆子”，而且会失去在任何阶段获取各种直接报酬的能力；其次，“家伙们”的经验表明，就业根本不需要文凭，学校对文凭的鼓吹不过是掩盖工作的无意义本质，同时构筑虚假的等级制度，并用意识形态将人们束缚其中。因此，“看透”了学校的“把戏”后，“家伙们”毫不犹豫地成了学校文化的反叛者。
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们的洞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一局限使得他们对学校文化的反抗与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悲哀的“自我伤害”，当他们对一成不变的工作彻底厌恶后，竟发现除了接受并适应现状，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出路。
构建民主的教学关系：
后进生转化的可能途径
《学做工》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背景为资本主义的英国，书中所描述的内容似乎极度个性化，在今天好像已经过时，实则不然。在今天的中国学校，“家伙们”依然存在，他们有另一个名字—后进生。后进生们的身上虽然没有背负着意识形态的压力，但却与保罗·威斯利所描述的“家伙们”面临许多相似的处境，他们学习差、捣乱、打架、抽烟、造型“杀马特”……
当然，今天越来越多的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与激励措施，以提高他们的尊严感、成就感。但事实上，学业水平表现依然是教师区分学生的一把標尺，只不过教师的态度或许更不外显，后进生小团体以及他们代表的反学校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顽强地存在着。改变这一现状，依赖于民主教学关系的构建。民主的教学关系意味着教师打心眼儿里认为学生们是平等的，只不过因为不同的因素，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参差不齐。
许多教师倾向于将学生学业水平的不良表现归结为个人不努力。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事实上，许多后进生背负着家庭情感的包袱，物质条件不足的压力，文化资本贫瘠的困扰等。因此，作为教师，只有从一个较大的背景与视野分析这些后进生面临的各种问题，才能对他们产生理解与共情。这是构建民主教学关系的首要前提。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破除对后进生的偏见，从而以一个真正关怀者与帮助者的身份介入教学关系。当然，这需要教师具备宽广的视野，以及真正落实民主教学关系的意志力。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