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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何为道德的本质？人类已经进行了三千年的探索。古希腊哲学家们对道德进行了思辨研究；发展心理学家对道德研究做出了贡献；脑科学对道德特异脑区存在与否做出研究，指明了道德判断中两个重要成分对应的脑区，说明了继续寻找道德特异脑区需要更加清晰的理论构想。
关 键 词 道德判断；道德发展；道德脑；心理理论；道德决策
一、人类对道德的本质的探寻
像绝大多数的概念一样，回答道德是什么的问题，就要回答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与人类其他的认知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问题，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尝试着寻找答案。我们虽不是一无所获，但距问题的解决还相去甚远。
1.哲学家们的答案。历史上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人们对道德本质的知识，都来源于哲学家们纯粹的思辨，从而隶属于伦理学。
从古希腊三贤开始，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苏格拉底认为，人们所遵循的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才是人们所应有的生活目标。同自己的老师一样，柏拉图也认为通过学习可以得到较高的道德水平。由于柏拉图本人所有哲学思想都为建立一个《理想国》，所以他的道德理论最终都为他的理念服务，即认为不同的人天赋便有不同的德性，适合从事不同的职业。需要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谓的“德性”概念的外延包括智慧等更复杂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在自己老师的基础上对“德性”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辨，不同于柏拉图，他认为人的美好道德是通过不断试误得到的，而且在他的眼中，道德规范同样不是稳定的，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
古希腊哲学家们虽然对道德进行了思辨研究，但是他们所认为的道德由于隶属于伦理学，有一大部分内容是讨论如何使人达到他们所说的“善”的境界，而且在当时伦理道德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
2.心理学家的答案。由于道德研究极其困难，在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使用所谓的两难故事对道德的发展进行研究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只有哲学家对其使用思辨的方法进行研究。道德两难故事使用了最简单的逻辑，直接询问人们如何评价犯了错的人的行为，以此来获得人们的道德认知。下面这个例子就是科尔伯格在研究时用过的最著名的故事。
“海因兹的太太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只有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新药能救她，但药剂师索价高过制造成本十倍。海因兹到处借钱一共才借得所需药费的一半。海因兹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儿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欠，但药剂师以要挣钱为由拒绝了他。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海因兹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法官该不该判他的刑，为什么？
不同的人对所问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一定程度上，所有的答案都没有对错。两难故事的研究工具可以使得研究者获得关于人们对于行为判断的原因、推理的过程，从而猜测不同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在道德判断时的心理过程和状态。
在“推理是重要的，可靠的，获得道德知识的手段”的（Haidt， 2013）假设下，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使用这样的故事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直到现在，两难故事仍然是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一方面体现了道德研究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两难故事确实卓有成效。通过两难故事的方法，科尔伯格得到了三个道德发展的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又包括两个小阶段。区分出不同阶段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同的道德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是否把道德和习俗分离开来。其中习俗指的是人们在进行社会生活时，并不涉及道德但通常都会进行的事情。
对于道德，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两人的核心问题都不是寻求道德的本质，皮亚杰本人是作为一个发生认知论哲学家来进行研究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对世界的知识是怎样产生的（来源于主体对客体的动作）。科尔伯格是作为一个发展心理学家来研究，他更加关注不同年龄所具有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直到上世界80年代初，对于道德的研究都是隶属于发展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们关注人们在做道德推理时所做的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判断随着年龄的变化。80年代早期开始，道德的研究经历了来自各个学科以及心理学自身内部思潮的影响，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家们对道德的本质的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潮便是脑科学。[1]
3.脑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探索世界的工具永远制约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更强大的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不断修正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在我们可以直接探测大脑内部的活动之前，心理学的研究只能通过测查人们的行为来推测人们的意识和心理状态。随着各种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脑科学的思潮从本质上改变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大脑活动是人类心理状态、意识、一切行为的生理基础。[2]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之前，但是这个思想真正开始改变整个心理学大厦的建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伴随着脑成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fMRI，fnirs等）。研究者使用成像技术，对各种认知加工和心理状态所涉及的大脑内部活动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同样，道德领域也有了深刻的改变和长足的发展。
在对大脑进行研究之前，心理学家对人类心理的状态以及进行认知加工时所涉及的过程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论假设。这些理论或来自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辨（威廉詹姆斯）或来自对于现象的准确把握和后续精密的实验（巴甫洛夫，斯金纳）。用比较精确的语言形成理论构想，好的理论构想一般可以直接被转化为可被证伪的假设。后辈心理学家们就继续对假设进行验证，抛弃理论构想中不正确的部分，不断对其修正，甚至抛弃，提出新的构想。
在脑成像工具的支持下，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探寻人在进行各种行为时的大脑内部神经活动——不同行为的不同加工过程，以及不同的心理状态所对应的大脑活动状态。这样，我们可以把原本的理论构想和大脑的工作过程进行映射，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原有理论构想指导我们对脑活动进行解释，另一方面理论本身也可以得到修正。这样我们最终便可以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 在脑科学技术的帮助下，道德理论的发展正是上面这个一般结论的较好体现。
二、“道德脑”的存在性
从上个世纪开始，科技有了长足，快速的发展，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来研究道德脑的问题。在这些技术的帮助下，我们一步一步的修正着对道德的认识。
1.道德判断特异的脑区。很长一段时间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进行的加工过程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思想直接得益于发展心理学家对于道德判断的研究——他们认为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清什么是违反道德的，与什么是违反社会习俗的（道德领域特异，domain-specific）。[3]如果这个假设正确，那么道德判断应该拥有特异的参与加工的大脑回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最初期的道德脑成像的研究之中，研究者们对比道德和非道德领域的判断所涉及的脑区，来寻找专属于加工道德的区域。
在2001年的首个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道德研究中，[4]Greene和同伴们发现，人们在进行道德两难故事的判断时，涉及道德的场景相对不涉及道德的场景，额叶内侧（mPFC），后部扣带，以及角回这三个脑区有更大程度的激活。
同时期的一系列研究采用朗读不同语句的范式来寻找道德特异的脑区。这些研究发现，人们在读有关道德内容的陈述时，相对于朗读非道德领域的陈述，腹内测前额叶（vmPFC）、左侧内测眶额皮层，以及布鲁德曼（BA）10区都有更大程度的激活。这些非道德领域包括关于一般事实的陈述，[5]有关社会领域的陈述[6]等。
另外一些研究采用图片刺激作为材料发现，在加工诸如物理伤害、战争场景之类的道德场景，相对于加工身体伤害，或者危险的动物等非道德场景，腹内测前额叶（vmPFC）也有更大程度的激活。同样，这些研究也控制了如情绪 [7]和社会内容（即情景涉及的任务数量，情景中人的互动情况）[8]等因素的混淆
那么，道德加工特异的脑区就是在这些脑区么？上述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精细的控制了道德领域之外的许多因素之后，企图用对比发现特异加工道德的脑区。实际上，有关情绪领域的研究发现上述脑区大多在加工情绪刺激时会有激活。由此，在这些道德领域初期的研究之上，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原本只是简单的当作混淆变量进行控制的情绪和社会交互的因素。
2.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加工。2007年，在两个采用vmPFC受损的病人进行的实验中，[9][10]病人保留了基本的智力，但是却损失了部分情绪加工的能力。这些人在实验中，很容易做出需要自己去伤害别人以达到救人目的的行为。这两个研究说明，vmPFC可能参与加工道德判断中涉及情绪的成分。
2010年，研究者继续对vmPFC受损的病人进行研究。[11]实验中所采用的范式为道德意图和结果冲突的两难任务。结果发现，这些病人更加允许负性意图导致中性结果的行为。甚至，他们觉得负性意图导致中性结果的情况，比过失导致伤害的情况更能被接受。研究说明，vmPFC受损的病人不能对意图的好坏形成情绪的反应，因而难以做出和常人相同的判断。
一系列的研究使得研究者们相信，道德判断的一个重要的输入成分是情绪。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开始对道德判断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社会交互成分进行了研究。
3.道德判断中的心理理论加工。2007年，Young等人用道德意图结果范式对正常人进行研究。[12]结果发现，只要人们在考虑道德故事的两个方面时，右颞顶联合区（RTPJ）均激活。同时，负性意图导致中性结果时，激活程度最大。
一般认为RTPJ在社会认知中起重要且特异的作用。是人们在涉及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任务时的重要脑区。这个结果说明，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加工其他人的心理状态。
2010年，Young等人进一步研究了RTPJ对道德判断的因果作用。[13]研究者们首先确定了参与者RTPJ的位置，然后对这个位置进行经颅磁刺激（TMS）进而损坏了参与者在进行道德判断时RTPJ的活动，这些参与者表现出对故意伤害更加可以容忍的态度。同时，他们的判断更受结果信息的影响而较少受意图的影响。
在以上几个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的支持下，虽然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和如何起作用，还有争论。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RTPJ在道德判断中起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两难故事中，故事的主角所进行的决策都和人的生命相关。研究者因此希望考察是否这种决策关乎人类道德，进而是道德加工中的不同成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4.道德决策。2010年，Shenhav和Greene把道德两难任务和风险决策任务结合起来，发现人们在进行关乎人生死的有风险决策的时候，所涉及的脑区与人们在进行自我利益相关的风险决策时所涉及的脑区相同。说明人们在考量涉及人命关天的大事的时候，与平常权衡自我利益有同样的本质过程。[14]
经过长时间的围绕道德本质的探索，似乎神经科学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道德是一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复杂的认知，它涉及包括我们已经探明的情绪加工和心理理论的加工，这两种加工对道德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即使在衡量道德领域内的决策过程时，我们所征用的神经回路，也和平常权衡利益得失相同。那么，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么？道德真的就是很多较简单的认知功能的结合么？真的没有道德专属的加工过程进而专属的脑区么？
虽然Young在2010年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话说：“的确，道德心理学家在精确的界定什么是道德判断的特异过程的路上，行进非常缓慢，原因也许是这个心理界限实在太过难寻，或者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15][16]但是她还是总结了一些前人的观点，给想要继续寻找这个界限的研究者提了建议，这为我们继续寻找道德本质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如她所说，在继续寻找“道德脑”之前，我们应该在构想上分析清楚，到底什么是道德所特有的过程。[17]定义这些过程应该区分出那些已有的，可能的其他认知过程。也许，最终我们会发现道德判断本身存在一些独立于加工过程以及加工内容的东西，比如我们进行道德行为时，会受到奖励或者惩罚。[18] 三、继续寻找道德本质问题的答案
如我们最初考虑的，到底什么是道德？哲学家们最初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对道德进行研究，他们的思考总结了一些事实，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概念，划清了道德研究的范围。发展心理学家们着重研究了道德判断的发展，他们对于道德判断发展的标准（区分什么是传统，什么是道德）被后来道德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用来界定道德。
随着科技的进步，更高级的测量工具的产生导致了我们对事物本质有了更好的认识。认知神经科学家利用各种脑成像（主要是fMRI）的手段对道德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的研究为我们从道德中剥离了心理理论和情绪的因素，并把研究方向指向了如何重新界定道德的概念。
一定程度上，所研究的事物的特点决定了研究的手段，也决定了领域本身的特点。新的测量工具的产生会使领域的研究方法有深刻的改变。对于道德的研究来说，作为研究内容的道德本身属于意识，由于道德本身的复杂性，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有效的研究工具。从一开始对道德的纯思辨研究，到研究人们对于事物的道德判断。一直难以触及作为意识的物质基础——大脑。可以说道德研究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缩影。有了脑科学的研究工具，我们从研究意识产生的外显行为转而开始研究产生意识的大脑活动。研究手段的进步使得道德研究产生了根本的进步。使得我们从纯思辨研究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脑科学对道德研究的贡献。
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抛弃思辨么？
答案是否定的。知识本身的构建需要人们的意识进行加工，这样就离不开思辨。发现事物本质的过程，便是不断地厘清事物的概念（也即是厘清他和其它事物的关系）。这样也离不开思辨。我们需要从现象之中总结概括，分析综合，最终厘清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思辨的过程。道德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如前文所述，来自情绪和心理理论的证据汇集在一起，最终促使人们去思考这些到底是不是道德，道德到底包括什么的问题。又再一次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我们认为，希望继续寻找道德本质问题的答案，首先就需要不断的划清道德和其他心理过程的界限，这其中可能需要对与道德相关的心理过程有更清晰的行为上的定义。同时也应该有相应的较好的从道德中剥离其他心理过程的行为研究。在对行为研究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同时对驱动这些行为研究的脑机制进行研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对道德有更深刻的理解。
但是，也许就像宇宙的本质一样，道德的本质永远不能完全准确的被揭示。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此时投身在这个让人激动的领域，为这个问题的揭示做了我们自己的贡献，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或直接或间接的做出了指引。对于一个神经科学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1]Haidt J.Moral psych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13，42（August 2014），281-297.
[2]Song A，Huettel S
关 键 词 道德判断；道德发展；道德脑；心理理论；道德决策
一、人类对道德的本质的探寻
像绝大多数的概念一样，回答道德是什么的问题，就要回答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与人类其他的认知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问题，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尝试着寻找答案。我们虽不是一无所获，但距问题的解决还相去甚远。
1.哲学家们的答案。历史上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人们对道德本质的知识，都来源于哲学家们纯粹的思辨，从而隶属于伦理学。
从古希腊三贤开始，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苏格拉底认为，人们所遵循的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才是人们所应有的生活目标。同自己的老师一样，柏拉图也认为通过学习可以得到较高的道德水平。由于柏拉图本人所有哲学思想都为建立一个《理想国》，所以他的道德理论最终都为他的理念服务，即认为不同的人天赋便有不同的德性，适合从事不同的职业。需要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谓的“德性”概念的外延包括智慧等更复杂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在自己老师的基础上对“德性”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辨，不同于柏拉图，他认为人的美好道德是通过不断试误得到的，而且在他的眼中，道德规范同样不是稳定的，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
古希腊哲学家们虽然对道德进行了思辨研究，但是他们所认为的道德由于隶属于伦理学，有一大部分内容是讨论如何使人达到他们所说的“善”的境界，而且在当时伦理道德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
2.心理学家的答案。由于道德研究极其困难，在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使用所谓的两难故事对道德的发展进行研究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只有哲学家对其使用思辨的方法进行研究。道德两难故事使用了最简单的逻辑，直接询问人们如何评价犯了错的人的行为，以此来获得人们的道德认知。下面这个例子就是科尔伯格在研究时用过的最著名的故事。
“海因兹的太太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只有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新药能救她，但药剂师索价高过制造成本十倍。海因兹到处借钱一共才借得所需药费的一半。海因兹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儿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欠，但药剂师以要挣钱为由拒绝了他。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海因兹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法官该不该判他的刑，为什么？
不同的人对所问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一定程度上，所有的答案都没有对错。两难故事的研究工具可以使得研究者获得关于人们对于行为判断的原因、推理的过程，从而猜测不同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在道德判断时的心理过程和状态。
在“推理是重要的，可靠的，获得道德知识的手段”的（Haidt， 2013）假设下，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使用这样的故事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直到现在，两难故事仍然是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一方面体现了道德研究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两难故事确实卓有成效。通过两难故事的方法，科尔伯格得到了三个道德发展的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又包括两个小阶段。区分出不同阶段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同的道德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是否把道德和习俗分离开来。其中习俗指的是人们在进行社会生活时，并不涉及道德但通常都会进行的事情。
对于道德，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两人的核心问题都不是寻求道德的本质，皮亚杰本人是作为一个发生认知论哲学家来进行研究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对世界的知识是怎样产生的（来源于主体对客体的动作）。科尔伯格是作为一个发展心理学家来研究，他更加关注不同年龄所具有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直到上世界80年代初，对于道德的研究都是隶属于发展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们关注人们在做道德推理时所做的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判断随着年龄的变化。80年代早期开始，道德的研究经历了来自各个学科以及心理学自身内部思潮的影响，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家们对道德的本质的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潮便是脑科学。[1]
3.脑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探索世界的工具永远制约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更强大的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不断修正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在我们可以直接探测大脑内部的活动之前，心理学的研究只能通过测查人们的行为来推测人们的意识和心理状态。随着各种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脑科学的思潮从本质上改变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大脑活动是人类心理状态、意识、一切行为的生理基础。[2]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之前，但是这个思想真正开始改变整个心理学大厦的建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伴随着脑成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fMRI，fnirs等）。研究者使用成像技术，对各种认知加工和心理状态所涉及的大脑内部活动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同样，道德领域也有了深刻的改变和长足的发展。
在对大脑进行研究之前，心理学家对人类心理的状态以及进行认知加工时所涉及的过程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论假设。这些理论或来自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辨（威廉詹姆斯）或来自对于现象的准确把握和后续精密的实验（巴甫洛夫，斯金纳）。用比较精确的语言形成理论构想，好的理论构想一般可以直接被转化为可被证伪的假设。后辈心理学家们就继续对假设进行验证，抛弃理论构想中不正确的部分，不断对其修正，甚至抛弃，提出新的构想。
在脑成像工具的支持下，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探寻人在进行各种行为时的大脑内部神经活动——不同行为的不同加工过程，以及不同的心理状态所对应的大脑活动状态。这样，我们可以把原本的理论构想和大脑的工作过程进行映射，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原有理论构想指导我们对脑活动进行解释，另一方面理论本身也可以得到修正。这样我们最终便可以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 在脑科学技术的帮助下，道德理论的发展正是上面这个一般结论的较好体现。
二、“道德脑”的存在性
从上个世纪开始，科技有了长足，快速的发展，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来研究道德脑的问题。在这些技术的帮助下，我们一步一步的修正着对道德的认识。
1.道德判断特异的脑区。很长一段时间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进行的加工过程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思想直接得益于发展心理学家对于道德判断的研究——他们认为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清什么是违反道德的，与什么是违反社会习俗的（道德领域特异，domain-specific）。[3]如果这个假设正确，那么道德判断应该拥有特异的参与加工的大脑回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最初期的道德脑成像的研究之中，研究者们对比道德和非道德领域的判断所涉及的脑区，来寻找专属于加工道德的区域。
在2001年的首个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道德研究中，[4]Greene和同伴们发现，人们在进行道德两难故事的判断时，涉及道德的场景相对不涉及道德的场景，额叶内侧（mPFC），后部扣带，以及角回这三个脑区有更大程度的激活。
同时期的一系列研究采用朗读不同语句的范式来寻找道德特异的脑区。这些研究发现，人们在读有关道德内容的陈述时，相对于朗读非道德领域的陈述，腹内测前额叶（vmPFC）、左侧内测眶额皮层，以及布鲁德曼（BA）10区都有更大程度的激活。这些非道德领域包括关于一般事实的陈述，[5]有关社会领域的陈述[6]等。
另外一些研究采用图片刺激作为材料发现，在加工诸如物理伤害、战争场景之类的道德场景，相对于加工身体伤害，或者危险的动物等非道德场景，腹内测前额叶（vmPFC）也有更大程度的激活。同样，这些研究也控制了如情绪 [7]和社会内容（即情景涉及的任务数量，情景中人的互动情况）[8]等因素的混淆
那么，道德加工特异的脑区就是在这些脑区么？上述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精细的控制了道德领域之外的许多因素之后，企图用对比发现特异加工道德的脑区。实际上，有关情绪领域的研究发现上述脑区大多在加工情绪刺激时会有激活。由此，在这些道德领域初期的研究之上，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原本只是简单的当作混淆变量进行控制的情绪和社会交互的因素。
2.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加工。2007年，在两个采用vmPFC受损的病人进行的实验中，[9][10]病人保留了基本的智力，但是却损失了部分情绪加工的能力。这些人在实验中，很容易做出需要自己去伤害别人以达到救人目的的行为。这两个研究说明，vmPFC可能参与加工道德判断中涉及情绪的成分。
2010年，研究者继续对vmPFC受损的病人进行研究。[11]实验中所采用的范式为道德意图和结果冲突的两难任务。结果发现，这些病人更加允许负性意图导致中性结果的行为。甚至，他们觉得负性意图导致中性结果的情况，比过失导致伤害的情况更能被接受。研究说明，vmPFC受损的病人不能对意图的好坏形成情绪的反应，因而难以做出和常人相同的判断。
一系列的研究使得研究者们相信，道德判断的一个重要的输入成分是情绪。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开始对道德判断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社会交互成分进行了研究。
3.道德判断中的心理理论加工。2007年，Young等人用道德意图结果范式对正常人进行研究。[12]结果发现，只要人们在考虑道德故事的两个方面时，右颞顶联合区（RTPJ）均激活。同时，负性意图导致中性结果时，激活程度最大。
一般认为RTPJ在社会认知中起重要且特异的作用。是人们在涉及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任务时的重要脑区。这个结果说明，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加工其他人的心理状态。
2010年，Young等人进一步研究了RTPJ对道德判断的因果作用。[13]研究者们首先确定了参与者RTPJ的位置，然后对这个位置进行经颅磁刺激（TMS）进而损坏了参与者在进行道德判断时RTPJ的活动，这些参与者表现出对故意伤害更加可以容忍的态度。同时，他们的判断更受结果信息的影响而较少受意图的影响。
在以上几个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的支持下，虽然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和如何起作用，还有争论。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RTPJ在道德判断中起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两难故事中，故事的主角所进行的决策都和人的生命相关。研究者因此希望考察是否这种决策关乎人类道德，进而是道德加工中的不同成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4.道德决策。2010年，Shenhav和Greene把道德两难任务和风险决策任务结合起来，发现人们在进行关乎人生死的有风险决策的时候，所涉及的脑区与人们在进行自我利益相关的风险决策时所涉及的脑区相同。说明人们在考量涉及人命关天的大事的时候，与平常权衡自我利益有同样的本质过程。[14]
经过长时间的围绕道德本质的探索，似乎神经科学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道德是一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复杂的认知，它涉及包括我们已经探明的情绪加工和心理理论的加工，这两种加工对道德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即使在衡量道德领域内的决策过程时，我们所征用的神经回路，也和平常权衡利益得失相同。那么，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么？道德真的就是很多较简单的认知功能的结合么？真的没有道德专属的加工过程进而专属的脑区么？
虽然Young在2010年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话说：“的确，道德心理学家在精确的界定什么是道德判断的特异过程的路上，行进非常缓慢，原因也许是这个心理界限实在太过难寻，或者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15][16]但是她还是总结了一些前人的观点，给想要继续寻找这个界限的研究者提了建议，这为我们继续寻找道德本质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如她所说，在继续寻找“道德脑”之前，我们应该在构想上分析清楚，到底什么是道德所特有的过程。[17]定义这些过程应该区分出那些已有的，可能的其他认知过程。也许，最终我们会发现道德判断本身存在一些独立于加工过程以及加工内容的东西，比如我们进行道德行为时，会受到奖励或者惩罚。[18] 三、继续寻找道德本质问题的答案
如我们最初考虑的，到底什么是道德？哲学家们最初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对道德进行研究，他们的思考总结了一些事实，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概念，划清了道德研究的范围。发展心理学家们着重研究了道德判断的发展，他们对于道德判断发展的标准（区分什么是传统，什么是道德）被后来道德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用来界定道德。
随着科技的进步，更高级的测量工具的产生导致了我们对事物本质有了更好的认识。认知神经科学家利用各种脑成像（主要是fMRI）的手段对道德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的研究为我们从道德中剥离了心理理论和情绪的因素，并把研究方向指向了如何重新界定道德的概念。
一定程度上，所研究的事物的特点决定了研究的手段，也决定了领域本身的特点。新的测量工具的产生会使领域的研究方法有深刻的改变。对于道德的研究来说，作为研究内容的道德本身属于意识，由于道德本身的复杂性，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有效的研究工具。从一开始对道德的纯思辨研究，到研究人们对于事物的道德判断。一直难以触及作为意识的物质基础——大脑。可以说道德研究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缩影。有了脑科学的研究工具，我们从研究意识产生的外显行为转而开始研究产生意识的大脑活动。研究手段的进步使得道德研究产生了根本的进步。使得我们从纯思辨研究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脑科学对道德研究的贡献。
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抛弃思辨么？
答案是否定的。知识本身的构建需要人们的意识进行加工，这样就离不开思辨。发现事物本质的过程，便是不断地厘清事物的概念（也即是厘清他和其它事物的关系）。这样也离不开思辨。我们需要从现象之中总结概括，分析综合，最终厘清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思辨的过程。道德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如前文所述，来自情绪和心理理论的证据汇集在一起，最终促使人们去思考这些到底是不是道德，道德到底包括什么的问题。又再一次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我们认为，希望继续寻找道德本质问题的答案，首先就需要不断的划清道德和其他心理过程的界限，这其中可能需要对与道德相关的心理过程有更清晰的行为上的定义。同时也应该有相应的较好的从道德中剥离其他心理过程的行为研究。在对行为研究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同时对驱动这些行为研究的脑机制进行研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对道德有更深刻的理解。
但是，也许就像宇宙的本质一样，道德的本质永远不能完全准确的被揭示。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此时投身在这个让人激动的领域，为这个问题的揭示做了我们自己的贡献，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或直接或间接的做出了指引。对于一个神经科学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1]Haidt J.Moral psych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13，42（August 2014），281-297.
[2]Song A，Huettel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