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交往。就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交往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由区域性扩大为世界性,普遍性的社会交往业已扩大到世界范围内。但是马克思对交往问题的思考却并未止步于此,在对资本主义交往的掠夺本质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揭露了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交往中的异化,进而将理论视野进一步延伸,提出了要扬弃交往异化的要求,这不仅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生存现状的揭示,也是后世人们不断致力于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已经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去甚远,但人们所面对的交往难题却仍未得到合理解决。基于对时代发展性质和世界发展难题的现实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承着马克思“扬弃异化交往”这一使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交往命题。这一交往命题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围绕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意义,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进行阐述: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逻辑进程。从文本出发,把握理论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演进,从历史的视角揭示交往理论产生、形成和验证发展的基本过程。第二部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基本内容。首先,从社会交往的范畴、特征以及类型入手,介绍社会交往理论的基本内涵。其次,阐明社会交往的要素条件、论证社会交往理论得以成立的依据。最后,阐释社会交往的价值旨趣,明确社会交往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形态中实现人类解放这一价值目标的。第三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关联。首先,立足整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实质。其次,条文缕析,从哲学基础、实现路径和价值目标这三个方面把握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最后,综合分析,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时代性。第四部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解决当代交往困境的重大意义。从理论本身来看,社会交往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庞大的体系,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对新时期的国际交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对其理论的探索以及现实意义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从现实来看,国际间的普遍交往已然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不可逆的事实,因而构建合理正义的交往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使这一要求的实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