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令作为一项旨在缓解我国人民法院“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和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原生性制度,不仅契合于正当程序、司法中立的理念要求,具有证据协力义务、释明权和证明妨害理论的学理支撑;还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能够形成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支持,构筑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和监督体系,助力人民法院案件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案外第三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从制度层面优化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增强我国民事诉讼体系中的协同主义元素,推动构建协作式取证模式,进而呼应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趋势。目前,大部分省市虽都有出台律师调查令的政策文件,具有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系列举措,但通过对各地律师调查令规范文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构建和实施仍存在诸多障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律师调查令的属性定位尚不明朗,现有“公权说、”“私权说、”“折中说”存在先天不足。第二,各地规范文件效力层级低,适用范围局限,实施阻碍大。第三,各地规范文件规定零散,存在适用冲突。第四,基本程序规定粗疏,实践运行难以准确把握。第五,责罚事由规定不足,惩戒措施强制力低。第六,权利保障和救济渠道缺失,需进一步规定。基于对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运行现状和面临困境的分析考察,笔者对制度的完善提出如下若干建议:第一,重构属性定位。律师调查令是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和权利宣示,其根源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内生力量。律师所具有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决定了律师调查取证能够产生证据协力义务,被调查人拒不配合构成证明妨害,由人民法院等机构给与处罚以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顺利实施。第二,推动律师调查令立法,提高法律位阶,明确律师调查令的适用主体、程序、对象和证据范围。第三,细化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运作程序,按照申请、使用、救济的逻辑顺序规范律师调查令的具体实施活动。第四,构建律师调查令的违令惩戒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力。不仅应明确违令情况下主体责任承担的方式和内容,也要赋予违令主体对处罚决定申诉和救济的权利。第五,构筑律师调查令制度实施的配套保障体系。要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同时应多渠道做好对律师调查令的宣传,扩大制度的公众知晓度。第六,实现律师调查令制度与我国现行法定调查取证制度相衔接。律师调查令与人民法院职权取证和书证提出命令一定程度上在适用中存在竞合,一方面可以将申请律师调查令作为申请人民法院职权调查的前置程序,对二者作出合理顺位安排;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律师调查令与书证提出命令的制度异同,以审查标准的层次性设计和审查流程的繁简分流来达到引导当事人和代理律师根据个人需要及案件情况灵活选择取证手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