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风险社会概念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风险刑法理论作为一种刑法思潮,引发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对于此种刑法理论,学界中以批评的声音为主,仅存在少部分有节制的肯定意见。然而,风险刑法理论在批判声中不断发展,以不同形式拓展自身理论深度,发展的形式包括预防刑法、安全刑法、功能主义刑法。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属于风险刑法理论下的预防刑法范畴,不同学者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对于我国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是否体现了刑法观念的转变,刑法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自1997年刑法修订至今,我国共颁布了十一个刑法修正案,刑事立法体现出了主动化、灵活化特征,通过对修法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刑法体现出扩张性趋势,具体体现在犯罪圈扩张化、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及刑事处罚灵活化。基于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特征,为维护安全与防控新型风险,刑法不得不将防线提前,扩大刑法的规制范围,更加着眼于超个人法益的保护,在强调积极的一般预防的同时,刑事立法也从消极态度向积极态度转变。这种以积极预防为导向,以防范风险现实化为目的的刑法观念,正是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内涵。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顺应国家角色转变的需要、应对科技挑战的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等方面具有合理性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隐蔽风险。刑法的扩张易导致过度犯罪化,“象征性立法”的数量也将随之增多,由此导致刑法陷入过度工具主义的泥潭;积极预防性刑法观也将对谦抑性原则、罪责原则、法益保护原则等刑法传统原则造成冲击,最终将使国家刑罚权过度扩张,从而大大限缩了公民的权力与自由。但为顺应国家角色的转变、应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各类新型风险、维护社会的稳定,在传统刑法观无法继续发挥其优势时,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立场。在坚守传统刑法原则的同时,对刑法的扩张进行合理限制,避免刑法防线的过度膨胀,以防积极预防性刑法观自身固有的隐蔽风险转变为现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