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所要求的发展应当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的发展,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网络体系与电子信息技术,突破了以往城市社会发展的固有模式,以追求高效运行为特点的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方兴未艾。然而,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中交通拥挤、就业困难、政务服务效率低等城市问题逐渐显现,如何利用创新和科技手段使得城市更为智能、更加高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必然趋势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曙光,截至2021年,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数量近800个（包含区县）。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然而现阶段研发投入回报状况并不理想,研发投入增速上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现象同时存在。传统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与智慧城市应如何应对效率跟不上投入增长步伐的危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当代中国国情,本文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效率测度模型,在分析我国城市创新效率动态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与城市创新效率的联系。评估自实施智慧城市试点以来的政策动态效果,并从技术进步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规模集聚效应来深度讨论其影响机理,通过与普通城市的比较,凸显智慧城市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更合理化、对提升城市创新效率更有效的比较优势。其次,更进一步地从市域层面,基于创新投入的不同产出阶段测度创新效率,即创新投入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经济成果转化阶段和社会环境效益转化阶段,并利用变异系数来刻画其发展差距,利用NICH指数预测其发展趋势。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和PSM样本匹配实验后,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得到的实证计量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专利产出创新效率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产出创新效率,明显降低以雾霾污染为产出的社会环境效益创新效率。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具有时间异质性,由于政策传导的时滞性特征,智慧城市设立时间越长,智慧城市建设时间越久,对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具有长期驱动效应。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具体来说,随着与智慧城市距离的增加,智慧城市试点对周边城市创新效率的带动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变大再减小的“∽”型变化特征。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提升相对速度更快,而对东北地区的雾霾污染衡量的创新效率具有较强抑制作用。经过安慰剂检验、替换因变量检验、改变效率测度方法、使用工具变量、排除同期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回归结果和核心结论依然是稳健和可靠的。因此,应坚定不移的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加大创新投入,转变治理模式,提升城市综合运行效率,促使“智慧城市”向“城市智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