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提速、改革力度深化，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扩大就业规模与推动再就业，不仅关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影响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课题。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两者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就业问题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基础。就业增长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联动就业增长是解决就业难问题的根本途径。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高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高就业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出现失灵现象，此时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补充市场经济的不足，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这是实现扩大就业容量以及调整就业结构的有效补充手段。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价值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可见，劳动者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那么企业如何调整劳动力成本以保证最大的价值创造，这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的主要经营目标是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那么宏观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目标的侧重，进而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的调整？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与宏观就业规模的关系，或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企业特征与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关系，鲜有将宏观经济因素较为直接地与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相结合，这将忽略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从而使得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微观企业行为的成因以及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以及产出（姜国华、饶品贵，2011）。
　　不同产权背景企业劳动力成本差异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资源来源与配置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那么，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面对宏观经济因素变化时，它们的劳动力成本调整能力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试图揭开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整能力影响的“黑箱”。为了实现此研究目标，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此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和框架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介绍和概括本文的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梳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并说明本文的创新点与特色之处。
　　第二章，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此部分对宏观经济因素、产权性质与企业劳动力成本动态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具体从宏观经济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关系、宏观经济因素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以及宏观经济因素与劳动力成本的关系，层层递进地对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本文所涉及到的重要理论与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第三章，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此部分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本文研究的主体内容进行逻辑梳理，形成理论框架。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因素与产权性质对企业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劳动力成本粘性与超额雇员的影响机制，从而推演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四章，旨在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的动态调整机制。本文此部分借鉴曾庆生、陈信元(2006)估计劳动力成本模型，通过GMM广义矩动态面板的估计方法对1999-2012年沪深两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对宏观经济因素与央企、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三组不同控股权性质上市公司的劳动力成本调整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利好改善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配置，亦有助于企业内部劳动力的充分利用，进而促进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整;(2)由于经济目标是民营企业的主要经营目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速度要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3)在引入宏观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因素利好有利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但由于央企承担的社会责任远大于经济责任，在宏观经济因素利好时，央企的社会责任并未得到缓解，故宏观经济因素对央企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行为影响甚微。
　　第五章，旨在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行为的影响。本文此部分以1999-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1)在宏观经济形势上行，财政支出加大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情况下，由于管理层乐观的预期，劳动力成本粘性增强;(2)由于央企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央企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小，但在宽松宏观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央企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其即使在业绩下滑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不进行裁员，进而加剧劳动力成本粘性。(3)由于地方国企经营目标的多重性，宏观经济形势上行、财政支出加大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地方国企劳动力成本粘性，而经营目标单一、经营灵活的民企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不大。
　　第六章，旨在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超额雇员的影响。本文此部分以1999-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1)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超额雇员的重要因素，经济形势上行、财政支出加大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超额雇员;(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产权性质的央企与地方国企的超额雇员较多;(3)在经济形势上行、财政支出加大及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地方国企与民企的超额雇员有所减少，而央企的超额雇员与宏观经济因素相关性不强。
　　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概述、研究不足以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研究视角上，本文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行为的影响，将宏观经济因素与宏观经济政策较为直接地与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整行为相结合，从而系统地考察了宏观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企业最优劳动力成本的调整，丰富了对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拓展已有文献仅基于企业内部因素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拓展和深化了经济周期及经济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影响的认识。
　　在研究内容上，为了系统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机制的影响，本文从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分别是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整速度与劳动力成本调整效率。为了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整速度的影响，本文对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能力进行研究;为了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整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成本非对称性调整（粘性）的影响，以及宏观经济因素与超额雇员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创新性地将最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最优现金持有量动态调整的模型引入最优劳动力成本动态调整中，借鉴劳动经济学最优雇员调整的概念，首次使用GMM广义矩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动态调整，力图克服静态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的缺陷，尽可能从动态角度比较不同企业在调整方式和调整机制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