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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话题，不论它是否由红二村的“道德银行”引发，或恰好因为红二村社区居民们的实践而引发了公众对它的关注。
18世纪末叶，康德苦心孤诣，营造“三大批判”，终于未能解答“无神时代是否能有道德”这一重大问题。20世纪初叶，齐美尔询问：“社会何以是可能的”，挑起了社会科学的反思运动。从此，社会理论家们不断“回到康德”，试图解答“道德何以是可能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从认知科学与行为科学的立场出发，曾把“道德”定义为“利他主义”行为：当且仅当一个人为了增加群体的平均适存度而降低了自己适存度的时候，我们称此人的行为是“利他主义的”行为。这里，关键在于理解“适存度”（fitness）——生物演化理论的术语，此处指基因型（genotype）在特定个体的生命过程中的表现型（phenotype）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
首先，西蒙教授的这一定义把基于血缘关系从而有同一基因型的个体之间的“互助行为”排除在利他主义范畴之外。其次，显然，这一定义把个体为追求“现世回报”所做的有利于群体和其他个体的努力排除在利他主义范畴之外。
如果神在，那么，那些献身于神的个体，可以毫不犹豫地降低自己的适存度，为着增加群体的适存度。经济学家试图庸俗地解释这类行为，把它看做是“追求此生和来生总效用的最大化”的行为。通常，神愿意给此生的利他主义行为特别高的来生奖励，所以，只要贴现率足够低，神的来生承诺便足以补偿利他主义行为对此生的损害。不过，我宁愿认为这种庸俗经济学解释是渎神。
不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韦伯宣称：众神都已退隐。生命无处奉献，道德行为是否也不可能发生了呢？金迪斯和他的桑塔菲学派同事们2003年发表论文综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没有劝说人们实行利他主义行为的社会说教，那么，长期演化的结果，社会将彻底瓦解。换句话说，没有对利他主义行为的褒奖，社会将不再可能存在。
那些对“道德银行”发表非议的人，我猜测，多半是受了康德的古典道德哲学的影响，认定道德行为不应有任何形式的回报。当然，这一道德立场不错。只不过，它所坚持的，颇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道德意识形态。不论如何，红二村的社区成员们，在“道德银行”的激励下，扎扎实实地改善着群体的生存环境，增加着群体适存度。
任何实践，不论是道德的还是科学的，就其形式而言，在开始阶段，甚至终其全部过程，都不可能完善到足以符合柏拉图在天国里定义的“理念”形态的程度。人不同于神，她只能具有演化的理性和演化的道德。
既然如此，对这样一个赤贫社区里发生的道德实践，对社区主任硬汉子顾红的道德记录工作，哪怕在实践的原则和细节上满布着不合逻辑甚至荒唐的错误，我们都不能、甚至没有资格仅仅根据康德的看法就对此加以非议！
布鲁默尔以来，当代思想界认识到，概念，不应当是逻辑地“定义式的”（definitive），而应当是在每一特定场景都表现出概念的场景特殊性的“知感式的”（sensitizing）。假如，亲爱的读者，假如你生活在红二村极其拥挤和极其贫困的空间里，假如你经历过从前发生在那里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甚至，假如你是宁厚玉的双目失明的母亲或先天不足的弟弟，那么，你肯定认为顾老汉和他的居委会推行的道德银行，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这里，好，是作为“善”的好，是朴素自然的善，是让宁厚玉一家四口得以生存下去的善。无需康德式的说教，因为，场景决定了概念的意义！
无神的时代，我们不应当再返回康德，我们应当不断地返回尼采和鲁迅：追问理性本身，重估一切价值，不论它们是传统价值还是现代价值，也不论它们是西方价值还是东方价值。
对价值的重估，我们所根据的，只能是现实生活本身。当然，仅仅生活在现实中，不足以构成对价值的重估。我们需要思考，尤其是在忙碌的生活之流里停下来思考。于是，逐渐地，然而很不幸，缓慢地，我们终于可能把我们的良知捡回来。
良知不是价值，它仅仅是一种能力，或可视为“社会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核心的部分。这种能力，如果我们长期生活而不反省生活，就会消失。而当它消失的时候——阿伦特在纽伦堡和耶路撒冷审判纳粹的法庭上的思考向我们表明，当良知消失的时候，邪恶便开始泛滥。可惜，反省需要时间，而时间对高速发展着的中国经济和生活在这一经济社会里的人来说“越来越贵”——工资是闲暇的价格。于是，愿意在忙碌中停下来反省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背景
贫民聚居区诞生“道德银行”
兰州市首家社区“道德银行”于2003年11月18在火车站街道办红二村社区落户。“道德银行”落户的当天，就有15名社区居民的“道德储蓄”被自动转入该银行。
提到银行，人们都会把它和货币联系到一起。可是红二村社区建起的“道德银行”储蓄的并不是货币，而是居民“道德风尚”。
红二村社区是被这座城市曾经差点遗忘了的一个“死角”。几条铁轨和站台围墙将这里与外界很严实地隔离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处于“两不管”状态。
穿过火车站站台后面的东西两条长长的闸口通道，即可进入红二村。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片排列无不规则、用泥瓦简单砌成的平房区，这里的居民称之为“贫民窟”。这里平房区的巷道，说起来倒是很“绝”——“下雨撑不开伞、邻里过往要贴脸；救火基本靠手提水桶去泼、搬东西和送病人都基本靠背”。在巷道里无人的时候，自行车是能够惟一穿过这里的运输工具。
社区主任顾红介绍说，流动、暂住人口和下岗失业人员多，弱势群体集中，这是红二村与市内其他几百个社区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这里的流动人口约300多人，主要以经营路边移动小摊或拾荒、乞讨的贫苦人群为主；下岗失业人员多达841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民有172户、470多人。目前大多数人生活来源无着落，有100多户、近350人急需低保金的救助。
尽管如此，居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1000多户居民，义务赡养和安葬村内孤寡老人、收留转送(养)站台弃婴、自发组织综保队、“一帮一”结对子的志愿者却越来越多，当地治安环境也很稳定，邻里之间有难时，每个人都能热心出手相助。
红二社区居民的行为让人流泪。
为了抚养一个弃婴，与他共同生活了10多年的妻子，摔门后离他而去。留下人生无法弥补的伤害，只能他一个人去承受。宁厚玉，独立承受生活带来的无穷大的压力已经三年了，每当提起这件往事，悲痛不由涌入心头。
记者随同宁厚玉来到他的家。宁厚玉掀起家中门帘，随着灯绳“喀嗒”一声响后，瞬间映入记者眼帘的一幕，无法不让人心酸。房子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一张说不清楚是单人还是双人的一张基本没有厚度的床，但就这样一张床却成为这间房子里最为可观的财产，床边拥挤地靠坐着宁厚玉的四位最亲近的亲人：他正在上初二的亲生儿子；他10年前捡回的弃婴，现在是他的女儿宁惠；宁惠的旁边坐着一位双母失明的老人，这就是宁厚玉的母亲；靠在最边上的一位40多岁的男子，是宁厚玉的弟弟，先天的不足让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家里上上下下这样的现状，无不需要宁厚玉的照料。在诉说的过程中，这样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也没能抑制住自己发自内心的酸楚。
顾红欣慰地告诉记者，虽然该社区的居民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精神上，居民拥有的高尚道德，是无人能及的。也就是基于这一点，社区才有了一个建设“道德银行”的想法。“道德银行”建设的初衷就是要将这个村子仅存的“财富”——“高尚道德”——为广大的居民储备性地记载下来，以此来鼓励该社区居民的良好道德风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让生活上并不富裕的红二村居民通过精神上的财富丰富生活。
听到红二村“道德银行”对社区居民“做好事、登记入账”的做法之后，部分市民认为参加志愿服务、做好事不应该图回报，如果是为了储存起来，以后为己所用、得到好处，这样就会使道德变味。他们说，“做好事图回报，将道德明码标价”，此举不利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维系，更不利于小社区和大社会的长远发展。
赞同和支持红二村社区创办“道德银行”市民们则认为，强调助人为乐，讲求无私奉献，不应当成为否定道德回报的理由，付出的同时得到回报，这符合公平原则。
资料
红二村社区《“道德银行”管理条例》摘录
▲与普通银行不一样，“道德银行”储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志愿者的志愿服务量化而成的“道德币”，是一种“道德资产”。
▲“道德银行”的“道德币”———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主要通过社区负责人走访群众、居民互相反映等方式收集。
▲志愿服务者可以将自己所做的好事在“道德银行”进行储存，以此作为“道德资产”，日后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可以通过“道德银行”提取相应的“道德储蓄”，以获得其他志愿者的志愿服务。
▲“道德银行”根据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或所做的好人好事等，评估折算成“道德币”登记在“储蓄卡”上，作为奉献社会、服务他人的爱心记录。
▲社区干部为会员在“道德银行”储蓄卡上登载志愿服务事项。志愿服务原则上折算成时数进行登载，现金按每8元人民币折算成服务时数1小时计，物资按市场均价折算成现金后再折算成服务时数。
▲为保障志愿者在需要帮助时能切实得到回报，社区建立志愿者保障基金会，启动资金为3000元。以确保已付出爱心的志愿者能及时地得到帮助，如果到时确实没有人可以为他提供帮助，社区可以利用这笔资金请人帮助。
▲“储户”每年至少要参加48小时的志愿服务；接受协会指派，提供相应的、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以勤勉尽责的态度做好志愿服务，并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服务对象的钱物。
▲当志愿者自身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可以通过“银行”获得由其他志愿者提供的相应时数的服务。
▲志愿者自身遇到困难也可“支取”。其流程是：个人申请、“银行”审核、确定服务者、提供服务。
18世纪末叶，康德苦心孤诣，营造“三大批判”，终于未能解答“无神时代是否能有道德”这一重大问题。20世纪初叶，齐美尔询问：“社会何以是可能的”，挑起了社会科学的反思运动。从此，社会理论家们不断“回到康德”，试图解答“道德何以是可能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从认知科学与行为科学的立场出发，曾把“道德”定义为“利他主义”行为：当且仅当一个人为了增加群体的平均适存度而降低了自己适存度的时候，我们称此人的行为是“利他主义的”行为。这里，关键在于理解“适存度”（fitness）——生物演化理论的术语，此处指基因型（genotype）在特定个体的生命过程中的表现型（phenotype）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
首先，西蒙教授的这一定义把基于血缘关系从而有同一基因型的个体之间的“互助行为”排除在利他主义范畴之外。其次，显然，这一定义把个体为追求“现世回报”所做的有利于群体和其他个体的努力排除在利他主义范畴之外。
如果神在，那么，那些献身于神的个体，可以毫不犹豫地降低自己的适存度，为着增加群体的适存度。经济学家试图庸俗地解释这类行为，把它看做是“追求此生和来生总效用的最大化”的行为。通常，神愿意给此生的利他主义行为特别高的来生奖励，所以，只要贴现率足够低，神的来生承诺便足以补偿利他主义行为对此生的损害。不过，我宁愿认为这种庸俗经济学解释是渎神。
不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韦伯宣称：众神都已退隐。生命无处奉献，道德行为是否也不可能发生了呢？金迪斯和他的桑塔菲学派同事们2003年发表论文综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没有劝说人们实行利他主义行为的社会说教，那么，长期演化的结果，社会将彻底瓦解。换句话说，没有对利他主义行为的褒奖，社会将不再可能存在。
那些对“道德银行”发表非议的人，我猜测，多半是受了康德的古典道德哲学的影响，认定道德行为不应有任何形式的回报。当然，这一道德立场不错。只不过，它所坚持的，颇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道德意识形态。不论如何，红二村的社区成员们，在“道德银行”的激励下，扎扎实实地改善着群体的生存环境，增加着群体适存度。
任何实践，不论是道德的还是科学的，就其形式而言，在开始阶段，甚至终其全部过程，都不可能完善到足以符合柏拉图在天国里定义的“理念”形态的程度。人不同于神，她只能具有演化的理性和演化的道德。
既然如此，对这样一个赤贫社区里发生的道德实践，对社区主任硬汉子顾红的道德记录工作，哪怕在实践的原则和细节上满布着不合逻辑甚至荒唐的错误，我们都不能、甚至没有资格仅仅根据康德的看法就对此加以非议！
布鲁默尔以来，当代思想界认识到，概念，不应当是逻辑地“定义式的”（definitive），而应当是在每一特定场景都表现出概念的场景特殊性的“知感式的”（sensitizing）。假如，亲爱的读者，假如你生活在红二村极其拥挤和极其贫困的空间里，假如你经历过从前发生在那里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甚至，假如你是宁厚玉的双目失明的母亲或先天不足的弟弟，那么，你肯定认为顾老汉和他的居委会推行的道德银行，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这里，好，是作为“善”的好，是朴素自然的善，是让宁厚玉一家四口得以生存下去的善。无需康德式的说教，因为，场景决定了概念的意义！
无神的时代，我们不应当再返回康德，我们应当不断地返回尼采和鲁迅：追问理性本身，重估一切价值，不论它们是传统价值还是现代价值，也不论它们是西方价值还是东方价值。
对价值的重估，我们所根据的，只能是现实生活本身。当然，仅仅生活在现实中，不足以构成对价值的重估。我们需要思考，尤其是在忙碌的生活之流里停下来思考。于是，逐渐地，然而很不幸，缓慢地，我们终于可能把我们的良知捡回来。
良知不是价值，它仅仅是一种能力，或可视为“社会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核心的部分。这种能力，如果我们长期生活而不反省生活，就会消失。而当它消失的时候——阿伦特在纽伦堡和耶路撒冷审判纳粹的法庭上的思考向我们表明，当良知消失的时候，邪恶便开始泛滥。可惜，反省需要时间，而时间对高速发展着的中国经济和生活在这一经济社会里的人来说“越来越贵”——工资是闲暇的价格。于是，愿意在忙碌中停下来反省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背景
贫民聚居区诞生“道德银行”
兰州市首家社区“道德银行”于2003年11月18在火车站街道办红二村社区落户。“道德银行”落户的当天，就有15名社区居民的“道德储蓄”被自动转入该银行。
提到银行，人们都会把它和货币联系到一起。可是红二村社区建起的“道德银行”储蓄的并不是货币，而是居民“道德风尚”。
红二村社区是被这座城市曾经差点遗忘了的一个“死角”。几条铁轨和站台围墙将这里与外界很严实地隔离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处于“两不管”状态。
穿过火车站站台后面的东西两条长长的闸口通道，即可进入红二村。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片排列无不规则、用泥瓦简单砌成的平房区，这里的居民称之为“贫民窟”。这里平房区的巷道，说起来倒是很“绝”——“下雨撑不开伞、邻里过往要贴脸；救火基本靠手提水桶去泼、搬东西和送病人都基本靠背”。在巷道里无人的时候，自行车是能够惟一穿过这里的运输工具。
社区主任顾红介绍说，流动、暂住人口和下岗失业人员多，弱势群体集中，这是红二村与市内其他几百个社区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这里的流动人口约300多人，主要以经营路边移动小摊或拾荒、乞讨的贫苦人群为主；下岗失业人员多达841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民有172户、470多人。目前大多数人生活来源无着落，有100多户、近350人急需低保金的救助。
尽管如此，居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1000多户居民，义务赡养和安葬村内孤寡老人、收留转送(养)站台弃婴、自发组织综保队、“一帮一”结对子的志愿者却越来越多，当地治安环境也很稳定，邻里之间有难时，每个人都能热心出手相助。
红二社区居民的行为让人流泪。
为了抚养一个弃婴，与他共同生活了10多年的妻子，摔门后离他而去。留下人生无法弥补的伤害，只能他一个人去承受。宁厚玉，独立承受生活带来的无穷大的压力已经三年了，每当提起这件往事，悲痛不由涌入心头。
记者随同宁厚玉来到他的家。宁厚玉掀起家中门帘，随着灯绳“喀嗒”一声响后，瞬间映入记者眼帘的一幕，无法不让人心酸。房子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一张说不清楚是单人还是双人的一张基本没有厚度的床，但就这样一张床却成为这间房子里最为可观的财产，床边拥挤地靠坐着宁厚玉的四位最亲近的亲人：他正在上初二的亲生儿子；他10年前捡回的弃婴，现在是他的女儿宁惠；宁惠的旁边坐着一位双母失明的老人，这就是宁厚玉的母亲；靠在最边上的一位40多岁的男子，是宁厚玉的弟弟，先天的不足让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家里上上下下这样的现状，无不需要宁厚玉的照料。在诉说的过程中，这样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也没能抑制住自己发自内心的酸楚。
顾红欣慰地告诉记者，虽然该社区的居民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精神上，居民拥有的高尚道德，是无人能及的。也就是基于这一点，社区才有了一个建设“道德银行”的想法。“道德银行”建设的初衷就是要将这个村子仅存的“财富”——“高尚道德”——为广大的居民储备性地记载下来，以此来鼓励该社区居民的良好道德风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让生活上并不富裕的红二村居民通过精神上的财富丰富生活。
听到红二村“道德银行”对社区居民“做好事、登记入账”的做法之后，部分市民认为参加志愿服务、做好事不应该图回报，如果是为了储存起来，以后为己所用、得到好处，这样就会使道德变味。他们说，“做好事图回报，将道德明码标价”，此举不利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维系，更不利于小社区和大社会的长远发展。
赞同和支持红二村社区创办“道德银行”市民们则认为，强调助人为乐，讲求无私奉献，不应当成为否定道德回报的理由，付出的同时得到回报，这符合公平原则。
资料
红二村社区《“道德银行”管理条例》摘录
▲与普通银行不一样，“道德银行”储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志愿者的志愿服务量化而成的“道德币”，是一种“道德资产”。
▲“道德银行”的“道德币”———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主要通过社区负责人走访群众、居民互相反映等方式收集。
▲志愿服务者可以将自己所做的好事在“道德银行”进行储存，以此作为“道德资产”，日后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可以通过“道德银行”提取相应的“道德储蓄”，以获得其他志愿者的志愿服务。
▲“道德银行”根据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或所做的好人好事等，评估折算成“道德币”登记在“储蓄卡”上，作为奉献社会、服务他人的爱心记录。
▲社区干部为会员在“道德银行”储蓄卡上登载志愿服务事项。志愿服务原则上折算成时数进行登载，现金按每8元人民币折算成服务时数1小时计，物资按市场均价折算成现金后再折算成服务时数。
▲为保障志愿者在需要帮助时能切实得到回报，社区建立志愿者保障基金会，启动资金为3000元。以确保已付出爱心的志愿者能及时地得到帮助，如果到时确实没有人可以为他提供帮助，社区可以利用这笔资金请人帮助。
▲“储户”每年至少要参加48小时的志愿服务；接受协会指派，提供相应的、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以勤勉尽责的态度做好志愿服务，并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服务对象的钱物。
▲当志愿者自身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可以通过“银行”获得由其他志愿者提供的相应时数的服务。
▲志愿者自身遇到困难也可“支取”。其流程是：个人申请、“银行”审核、确定服务者、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