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不缺贤才。能不能得到，就看求与不求。然而，求贤也不是只靠嘴上说说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看是真求还是假求，求的方法是否正确，以及对待贤才的态度如何，等等。
　　治国平天下，必依赖贤才；凡贤明君主，必求贤若渴（亦说“思贤若渴”）。一提到求贤若渴，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我本来是一个布衣百姓，在南阳耕田种地……先帝（指刘备）不嫌我地位低贱，放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之中去看我，向我咨询当代国家大事，我因此而受到感动和激励，所以才答应追随先帝为他效劳。”a从诸葛亮这段叙述里，可知“三顾茅庐”是确有其事。《三国演义》对此事所做的描写，更是感人。如果刘备只是一般地希望得到人才，一般地做到谦虚待人，那他就做不到三顾茅庐，去两次，甚至去一次见不到也就算了。招揽人才需要的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
　　唐太宗对求贤若渴是有实际体会的，他说：“治主思贤，若农夫之望岁；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b意思是说，一心求治的君主盼望得到贤才的心情，就像农夫盼望有个好年景一样；贤达英明的帝王渴望得到人才，如同久旱的禾苗渴望得到一场好雨。唐太宗将他的思贤之情说得既形象又真切。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时时处处注意发现人才、招揽人才、重用人才，逐渐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批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
　　朱元璋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收揽人才，他说：“予（我）思英贤，有如饥渴。”a只要听说有贤人，即使在穷乡僻壤，他也要千方百计请到身边。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的军队到了徽州，他听说隐居家乡的老儒朱升很有名气，便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从连岭前往石门山中，亲临其家，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很受感动，向朱元璋进献了三项良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九个字从宏观上确定了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基本战略方针。朱元璋占领建康（今南京）后，就聘请各地名儒到自己身边，与他们谈经论史，向他们咨询国家大事，对他们十分器重。癸卯年（1363）又命令有关部门在他的住所西边，建了“礼贤馆”让名儒们居住，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都住在馆中。朱元璋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和行为，给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人们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心怀大志、能够开国创业的君主，因此大批人才前来投奔他，
　　辅佐他。
　　能不能真正做到求贤若渴，使求贤收到实效，关键是要在思想上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求贤、怎样求贤。如果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贤才的重要，没有重用贤才的打算，只是装出一副“若渴”的样子，沽名钓誉，或是在执行中将求贤当作不得不完成的一项任务，急于求成，那就很难招到贤才。中国古代在这些方面也有经验教训：
　　求贤不是为了装门面，不能口是心非，做表面文章。荀子说：“君主的最大问题，不在于说不说任用贤才，而在于是不是真心诚意地任用贤才。说任用贤才，只是口头上的；而拒绝任用贤才，却是实际行动上的。口头上说的和行动上做的完全相反，而想要贤才到来，坏人离去，岂不是很困难的事吗？”a南宋的杨万里（担任过东宫侍读、秘书监等职）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直言不讳地讲了如下意思：贤才能不能被招来，不光看君主发布的诏书，更重要的还要看君主是不是真的喜欢贤才，是怎样对待贤才。如果人们发现君主实际喜欢的不是贤才，而是奸邪小人，那就会与诏书上的要求正好相反，“求忠则得奸，求才而不才者至”了。b
　　求才不能下达硬性指标。宋英宗时曾发布诏书来纠正当时各地为完成数额指标而滥举人才的做法：朝廷“岁限定员”，每年给各地下达举荐人才的数额指标。于是问题就来了，各地长官关心的不是如何荐贤，而是如何完成任务，“一切取足以闻”，以至于“奔竞得售，而实材者见遗；请托得行，而恬守者被弃”，那些奔走钻营、请托走后门者如愿以偿，而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恬淡自守的人却被遗弃。这样的举荐，别看搞得很热闹，实际只是充数而已。因此，现在命令中央和地方的臣僚们，在举荐人才时，“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c宋英宗的诏书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举荐人才也好，引进人才也好，若规定一年要完成多少数额，甚至目标分解到人，将完成任务情况计入年终考核结果，实际正与提拔人才的初衷背道而驰。选拔任用各类人才，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就是有，暂时没有就是暂时没有，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上面下达指标不对，下面滥竽充数也不对，为了“博得头彩”而弄虚作假更不对。
　　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求贤不是求物，求贤若渴不能有名无实、附庸风雅，得贤之后要安排合适位置，给予相应待遇，还要礼贤敬贤，否则将会事与愿违。
　　墨子说：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贤能之人增多呢？贤能之人是国家的珍贵财富和社稷的辅佐之才，“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a。就是说，要想得到贤士并使之越来越多，必须做到使他们富有，使他们地位尊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使他们享有荣誉。大致说来，“富之，贵之”，指的是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要优厚；“敬之，誉之”，指的是以礼相待。
　　为什么要给优秀人才以优厚待遇？韩愈有一篇《马说》，用千里马比喻优秀人才，道理讲得比较透：“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马夫）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饲养马的人）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这种马），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想与普通马一样都做不到），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拿着马鞭）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养一匹千里马与养一匹普通马 ，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让它和普通马一样在马槽里吃草料，它吃不饱，力不足，能力和优势就表现不出来。使用优秀人才与使用千里马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凡头脑比较清醒的君主都懂得给贤才待遇从优的道理，一般也是这样做的。
　　朱元璋懂得厚养人才的道理，他说：“治国家，首先要得到贤才。贤才是天下人所寄托的希望。然而出身平民的士人，要交给他工作，必须先给他能够用以养廉的条件，然后才可以责成他把工作干好。”a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皇后是一位关心人才的“促进派”。有一次朝会后，给官员们发了工作餐，马皇后令太监拿一份来自己尝尝，感觉不可口，便对皇帝说：“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说皇上自己的供奉可以节俭，但对贤才的待遇应该丰厚——说得何等好啊！有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回来，皇后问太学学生有多少，皇帝说有几千。马皇后便说：“人才不少啊。学生们是供给伙食的，但他们的妻子儿女靠什么生活呢？”于是设立了“红板仓”，筹集粮食赐给太学生养家。向太学生发粮养家的制度就是从马皇后开始 　　建立的。b
　　求贤是不是只要给他们丰厚待遇就能解决问题了呢？古人的经验是：不行。因为对贤士来说，还有比待遇优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对他们要以礼相待，要尊重他们的人格，看重他们的能力，珍视他们的成果。宋朝人陈亮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更透一些：“哪个时代不出人才，哪个人才不想对社会做贡献。天下的英雄豪杰，没有不伸着脖子等待任用的，但往往要看皇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假使皇帝能虚心对待他们，诚心诚意重用他们，即使没给他们高官厚禄，也可以使他们甘于舍身，更何况献计献策呢？如果皇帝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将高官厚禄摆在他们面前，英雄豪杰之士宁愿穷困饿死，对这样的高官厚禄也不屑一顾……皇上千万不要认为只要给予高官厚禄，就可以把英雄豪杰当作奴婢一样使唤，那样的话，天下本来有英雄豪杰之士，却因害怕皇上缺乏诚心而不来了。”a明洪武十三年（1380）十月，朱元璋对管人事的吏部讲：“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b这应该是对求贤之道的最佳概括。
　　敬贤礼贤，做领导的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不能在贤士面前端架子。明孝宗是一位“优礼大臣”的皇帝，他常常把大臣叫到自己屋子里，从容地讨论问题，和颜悦色，“真如家人父子”。对内阁大臣，皇帝都尊称他们为先生。李东阳有诗赞道：“近臣皆造膝，阁老不呼名。”对近臣都能促膝谈心，对各部大臣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c
　　臣子见了君主往往诚惶诚恐，涉世不深、阅历不多的人才，初见高级领导时也往往怯生生的。因此，礼贤下士应该是君主和各级领导的基本素质。史载：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进见的百官往往望而生畏，举止失当。太宗知道这种情况后，每次见到有人奏事，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这样能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以便了解治国理政的得失。d皇帝令人望而生畏自不必说，手握大权的大臣同样也有令人见而却步的情况。明代徐阶四十三岁时，就掌握了辅佐选用官员的大权。按照惯例，吏部高官接见一般官员时，惜言如金，以显示自己的严肃和冷峻。徐阶说：“像这样子，怎么能广泛选拔人才呢？”于是他决心放下架子，用好言语、好脸色待人，接见士人时，尽量坐得时间长一点，细细询问各地的重要事情，以及吏治和民间疾苦，并间杂交流相互的认识、观点及对百姓生活的同情，借这样一个谈话的机会更好地了解士人。见到徐阶的人自己也很高兴，愿意向他言无不尽，因而徐阶在官员中的声誉更高了。a掌管官员选拔任用的部门，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太重要了。正因如此，在这类部门中，倡导、树立礼贤下士的作风，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