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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有教养、太强大、太成功、太顽固，并且太难以控制”，这是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的丈夫在80年代和她离婚的理由。2004年10月，马塔伊因领导了“绿色带运动”、在非洲栽下3000万棵树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肯尼亚山脚植下了一棵树。“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告诉肯尼亚和全世界的人们，不管身在何处，种一棵树和我们一起来庆祝吧。” 马塔伊说，“世界上的大多数战争实际上都是为争夺自然资源而战，我们在为有效利用资源进行种树的同时，也植下了和平和希望的种子。”
马塔伊的名字和“绿色带运动”（The Green Belt Movement）已经密不可分。借助这项在1977年由她发起的非洲最大的植树运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带领贫穷的非洲妇女在森林覆盖率不及2％的肯尼亚等20个非洲国家种植了近3000万株树苗。“马塔伊站在肯尼亚和非洲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奋斗的前沿，她发出了非洲大陆推动和平和改善生活条件最有力的声音。”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丹博尔特·姆乔斯这样解释马塔伊的获奖。
“对于人们来说，意识到他们是环境的一部分，并为此负责任是非常重要的”，马塔伊认为，“但是在考虑全球性问题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微不足道，如果能在较小的社区乡土行动的话，我们将有所作为。”这正是她创办“绿色带运动”的理念所在。马塔伊最初在位于肯尼亚山脚下的自家后院小苗圃开展环保活动，1977年她在肯尼亚全国妇女委员会任职后，开始通过这一组织鼓励贫困妇女收集树种、挖井和种植树苗，并从中赚取一些酬劳，以满足她们的生活所需和为孩子教育提供资金。
马塔伊花了很多个日日夜夜来说服人们，妇女即使不借助高科技或者没有财政来源也可以改善她们的环境，妇女们从这位热心的环保主义者那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所贡献，我们往往放眼庞大的目标，却忘记无论身在何处，都可献上一份力量……有时我会告诉自己，我可能只是在这里种一棵树，但试想一下，如果数十亿人都开始行动的话，这将产生何等惊人的结果？”
马塔伊出生在被绿色群山和咖啡种植园包围着的肯尼亚涅里，在一个很少有女孩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家。她在高中毕业后执意前往美国念书，先后获得生物学学士和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1971年马塔伊获得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兽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东非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1976年她被任命为内罗毕大学的第一位女性系主任。
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生物学家的马塔伊成为意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给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的人之一。70年代中期的肯尼亚，森林资源的肆意砍伐和燃料、水资源的短缺、土地的侵蚀互为因果，加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在整个非洲大陆，一半以上的森林由于开矿、伐木以及人们需要燃料等原因被摧毁。
到1993年，马塔伊和肯尼亚妇女们种植了2000多万株树苗，设立了6000多个苗圃，她们还利用《地球宪章》的伦理框架，着手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和使自己在社区内扮演领导角色，50多万名学生也因“绿色带运动”而学习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绿色带运动”的范围由肯尼亚的九个省发展到北起埃塞俄比亚南至莱索托的整个非洲东海岸。
马塔伊相信，保护环境就是维护和平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破坏资源的时候，资源就会因此变得稀缺，我们将为此展开争夺。我们不仅是在保护环境，也是在改进政府的治理。”1990年，她敦促政府放弃一项在内罗毕唯一的公共绿地上建造一座高达62层的摩天办公大楼的计划，马塔伊的抗议最终阻止了这项计划并保住了几百英亩的森林。但她却为此入狱并遭到死亡威胁，此后她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到坦桑尼亚躲避了几个月，但正是这件事使这位环保活动家闻名世界。1991年，她获得了著名的美国戈登曼环境奖，对于马塔伊来说，这一环境奖的获得非常富有戏剧性。她获奖前戈登曼奖组委会曾要求各国政要推荐环保候选人，当时的肯尼亚总统阿拉比·莫说：“只要你们不把这个奖项颁发给马塔伊的话，我都赞成。”
1999年，马塔伊在内罗毕的卡鲁拉国立森林公园植树时，遇到一些对环保行动不满的土地开发商的袭击，导致脑部受伤，此后她还屡次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理解环保的完整含义的人都有着行动的重负，”马塔伊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不能撤退，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须坚持。”2002年12月，在肯尼亚的首次自由选举中，以绿党成员身份参选的马塔伊以98％的得票率当选议员，64岁的马塔伊现任肯尼亚齐贝吉内阁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负责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很少有肯尼亚男人忘记她是个扮演着传统的男人角色的女人，肯尼亚前总统阿拉比·莫称她为“疯女人”，一个前政府妇女组织抱怨她和男人吵架的方式“不像非洲人”。现在，她却承载着“非洲的希望”，至少是非洲妇女的希望。“绿色带运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还为上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非洲妇女的社会地位。
马塔伊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也是第一个因在环保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诺贝尔委员会称，地球的和平取决于我们保护居住环境的能力，“绿色带运动”通过教育、计划生育、提高营养和反对腐败的斗争，为草根阶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诺贝尔和平奖首次把环境保护列入评选议程，我们为和平注入了新的内容，我们希望为改善非洲的生存环境工作。”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丹博尔特·姆乔斯解释道。
马塔伊的名字和“绿色带运动”（The Green Belt Movement）已经密不可分。借助这项在1977年由她发起的非洲最大的植树运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带领贫穷的非洲妇女在森林覆盖率不及2％的肯尼亚等20个非洲国家种植了近3000万株树苗。“马塔伊站在肯尼亚和非洲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奋斗的前沿，她发出了非洲大陆推动和平和改善生活条件最有力的声音。”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丹博尔特·姆乔斯这样解释马塔伊的获奖。
“对于人们来说，意识到他们是环境的一部分，并为此负责任是非常重要的”，马塔伊认为，“但是在考虑全球性问题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微不足道，如果能在较小的社区乡土行动的话，我们将有所作为。”这正是她创办“绿色带运动”的理念所在。马塔伊最初在位于肯尼亚山脚下的自家后院小苗圃开展环保活动，1977年她在肯尼亚全国妇女委员会任职后，开始通过这一组织鼓励贫困妇女收集树种、挖井和种植树苗，并从中赚取一些酬劳，以满足她们的生活所需和为孩子教育提供资金。
马塔伊花了很多个日日夜夜来说服人们，妇女即使不借助高科技或者没有财政来源也可以改善她们的环境，妇女们从这位热心的环保主义者那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所贡献，我们往往放眼庞大的目标，却忘记无论身在何处，都可献上一份力量……有时我会告诉自己，我可能只是在这里种一棵树，但试想一下，如果数十亿人都开始行动的话，这将产生何等惊人的结果？”
马塔伊出生在被绿色群山和咖啡种植园包围着的肯尼亚涅里，在一个很少有女孩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家。她在高中毕业后执意前往美国念书，先后获得生物学学士和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1971年马塔伊获得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兽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东非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1976年她被任命为内罗毕大学的第一位女性系主任。
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生物学家的马塔伊成为意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给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的人之一。70年代中期的肯尼亚，森林资源的肆意砍伐和燃料、水资源的短缺、土地的侵蚀互为因果，加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在整个非洲大陆，一半以上的森林由于开矿、伐木以及人们需要燃料等原因被摧毁。
到1993年，马塔伊和肯尼亚妇女们种植了2000多万株树苗，设立了6000多个苗圃，她们还利用《地球宪章》的伦理框架，着手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和使自己在社区内扮演领导角色，50多万名学生也因“绿色带运动”而学习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绿色带运动”的范围由肯尼亚的九个省发展到北起埃塞俄比亚南至莱索托的整个非洲东海岸。
马塔伊相信，保护环境就是维护和平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破坏资源的时候，资源就会因此变得稀缺，我们将为此展开争夺。我们不仅是在保护环境，也是在改进政府的治理。”1990年，她敦促政府放弃一项在内罗毕唯一的公共绿地上建造一座高达62层的摩天办公大楼的计划，马塔伊的抗议最终阻止了这项计划并保住了几百英亩的森林。但她却为此入狱并遭到死亡威胁，此后她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到坦桑尼亚躲避了几个月，但正是这件事使这位环保活动家闻名世界。1991年，她获得了著名的美国戈登曼环境奖，对于马塔伊来说，这一环境奖的获得非常富有戏剧性。她获奖前戈登曼奖组委会曾要求各国政要推荐环保候选人，当时的肯尼亚总统阿拉比·莫说：“只要你们不把这个奖项颁发给马塔伊的话，我都赞成。”
1999年，马塔伊在内罗毕的卡鲁拉国立森林公园植树时，遇到一些对环保行动不满的土地开发商的袭击，导致脑部受伤，此后她还屡次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理解环保的完整含义的人都有着行动的重负，”马塔伊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不能撤退，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须坚持。”2002年12月，在肯尼亚的首次自由选举中，以绿党成员身份参选的马塔伊以98％的得票率当选议员，64岁的马塔伊现任肯尼亚齐贝吉内阁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负责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很少有肯尼亚男人忘记她是个扮演着传统的男人角色的女人，肯尼亚前总统阿拉比·莫称她为“疯女人”，一个前政府妇女组织抱怨她和男人吵架的方式“不像非洲人”。现在，她却承载着“非洲的希望”，至少是非洲妇女的希望。“绿色带运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还为上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非洲妇女的社会地位。
马塔伊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也是第一个因在环保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诺贝尔委员会称，地球的和平取决于我们保护居住环境的能力，“绿色带运动”通过教育、计划生育、提高营养和反对腐败的斗争，为草根阶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诺贝尔和平奖首次把环境保护列入评选议程，我们为和平注入了新的内容，我们希望为改善非洲的生存环境工作。”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丹博尔特·姆乔斯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