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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淮北地区，是我国农村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新崛起的商品粮基地，著名的“粮仓”。可就是这个新兴“粮仓”所在的四个市——徐州､连云港､盐城和淮阴(现为淮安和宿迁)的广大农村，1989年春天，却发生了人们难以想像的“春荒”，200多万农民缺粮断炊，没有饭吃，不得不转而靠政府发放救济粮，糊口度日。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3月下旬，我与我的同事孙参一起，对淮北农村所发生的这场“春荒”作了为期近10天的采访，先后踏访了缺粮较重的丰县､睢宁､泗洪､淮阴等县的7个乡镇10多个行政村，行程数百公里，实地看了几十户农民的缺粮情况，与沿途农民､村组干部和市､县､乡的领导作了广泛的接触交谈。所见所闻，令人心酸，发人深省，叫人终生难忘。
缸里粮空 灶堂柴空
这是记者从当年“春荒”采访的“记忆库”中，检索出的两个“镜头”。
在淮阴县丁集乡公路村，当记者走进村民韩广龙家时，只见茅屋内一贫如洗，老汉躺在病榻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妻子刘金良面有病色。韩广龙一家五口，春节前就断炊，政府对他家每月发放75公斤救济粮。据刘讲，韩广龙摔断了锁股骨，没钱治，已躺在家里80多天。为了病人治病用钱，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宽裕的救济粮拿出10公斤，到集市上去出售。记者问她家还有多少口粮，她说，今天就没有吃的。贫病交加的韩广龙一家，只好勒紧裤腰带，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在丰县王沟乡五所楼村，记者发现即使村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村民委员会主任张世永的家，同样也缺粮，并已吃上“救济”。张世永告诉记者，去年天旱，小麦和玉米收成都不好，从1月开始领救济粮，每人每月10公斤，4口人，一个月40公斤。说到这里，这位年轻壮实的村主任脸上露出愧色，似乎觉得吃救济粮无光，便没有再与记者多聊，悄悄从人群中走开。记者揭开他家的锅盖一看，锅里空空如也。村会计对记者说，村里最困难的户，去年10月交了公粮后就没有吃的了。
像这样缺粮的农户，在淮北一些县乡比比皆是。记者所到的一些村子，80%以上为低矮的草屋，有的屋内可见天日，家家“缸里粮空，灶堂柴空”，揭开农家的锅盖，多为冰冷的空锅。无论走到哪村哪户，都是缺吃缺烧的情景。省民政厅农救人员告诉记者，整个淮北地区缺粮人口至少有215万，缺粮人口要占到乡村总人口的9%，缺粮人口最多的徐州市，有102万人缺粮，缺粮面高达17%;缺粮人口最少的连云港市，也有13万人缺粮。这么多人口缺粮，这样重的“春荒”，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淮北农村所少有的。
由于缺粮程度深重，春节前，淮北农村就已发生部分农民外出乞讨的现象。去年12月，徐州市遣送站收容的96名本地外流农民，都是10月离家出走的，其中30人是外出讨饭的。徐州市仅睢宁一个县，外出讨饭和“混穷”的农民就有1000多人。这个县浦棠乡乡长告诉记者，春节下大雪后，全乡又有70多户外出要饭。浦棠乡徐庄村22岁的青年农民徐厚石，去年秋天交了公粮后就没有吃的，麦子刚种下地，就带着一个年龄稍大的弟弟外出讨饭。泗洪县一些农民没有吃的，就拥到县民政局讨饭吃。3月份以后，县民政局门前讨饭吃的人，每天都有二三十个。少数缺粮户手中无钱，不得不破产度荒，刨树卖钱买粮，个别的甚至变卖家产。
产量有水分 征了“过头粮”
淮北这个新兴的“粮仓”，为何发生这么多的农民缺粮?“产量有水分，征了‘过头粮’”，这是记者与沿途干部群众谈论缺粮原因时，睢宁县政府一位领导干部一针见血说的一句话。许多基层干部也都这样认为，去年淮北粮食受灾减产这是事实，但定购任务不减，甚至虚报产量，征“过头粮”，不能不说是造成农民口粮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在泗洪县归仁镇大张村高东组组长傅良必屋前采访，所见所闻村委主任､镇长与村民组长之间，为上报去年粮食产量和征购粮食所发生的一场“舌战”，颇能为这个缺粮原因作证。
事情是这样的——村委主任张如明当着镇长的面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说:“去年村里粮食因灾减产，总产只有50万公斤，上报粮食产量时镇里却不认账，报60万公斤也通不过，前后统计过5次产量，最后报的是70万公斤还是80万公斤我也记不清了。”在场的镇长立即反驳:“我可没压你!”组长傅良必随即顶撞镇长说:“不是你在会上说的吗?粮食产量不能减，没有粮，买粮也要交。”最后，镇长无可奈何地摊牌说:“我有什么办法?乡里不交县里不认账，县里不交市里不认账，粮食产量是‘高压线’，上级拗不过呀!”紧接着，张如明又带着几分内疚和自责的口吻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征购任务，我和村支书､村会计也做了违心事，扛着大秤，开着三辆‘小手扶’，挨家挨户上门‘起粮’(即强行收粮)。11月14日那天，当我们把王道为家仅有的一缸150公斤小麦和玉米扒走时，他一家四口对着空缸嚎啕大哭。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样，全村还有8000公斤的粮食任务没有完成。结果，大张村去年交了公粮后，12月底就有10户断了炊”。后来，记者在镇政府的粮食统计报表上查明，大张村去年上报的粮食总产是74万公斤，比实际产量虚高了24万公斤。
在大张村高东组组长傅良必屋前采访所遇到的这“一幕”，便是淮北农民缺粮重要原因——“产量有水分，征了‘过头粮’”的最好“注脚”。
的确，淮北四个市去年都受了灾，粮食减了产，但人们反映更为强烈的则是:减产不减购，虚报产量征‘过头粮’。采访中，徐州市民政局一位干部这样向记者反映:去年，某市上报粮食总产37亿公斤，“这个上报产量至少有5%的水分”。睢宁县一位领导干部则认为，去年全县上报粮食总产5.8亿公斤，这个产量有“水分”。按这个产量，全县要完成9000万公斤粮食征购任务，至少多征了25万公斤的“过头粮”，依我个人看，“过头粮”有50万公斤。征“过头粮”，这对受灾缺粮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本来，粮食减产如实上报，农民可免征或缓征一部分定购粮。为什么有些地方不这样做呢?淮北许多乡镇干部感受颇深地说，一个地方的粮食产量是这个地方政绩和形势好坏的重要标志，与当地党政领导的政治荣誉和地位升迁有直接关系。为了表明政绩突出，有些领导总想把产量“打足点”，好向上邀功请赏。为了达到“理想的产量”，某些地方竟先后五六次统计粮食产量，直到上报的产量上级满意为止。结果，粮食产量不减，合同定购任务自然就减不下来，许多农民硬是不吃不喝，把口粮挖了交出去，使缺粮更为加剧。少数干部为了自己的官帽和荣誉，竟全然不顾农民的温饱。
急盼提高口粮和资金救助标准
对淮北当年所发生的这场“春荒”，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极为重视，从头年冬开始，民政部门就对缺粮农民的生活状况作过多次摸底调查，仅省财政就先后两次拨出专款共1050万元，并按0.5元折合1公斤原粮指标，下达粮食计划，安排各地缺粮农民的生活。缺粮所在市､县政府也挤出资金，安排缺粮农民生活，并积极组织群众互助互济和开展生产自救。尽管如此，许多乡村仍感救灾资金不足，安排重点缺粮农民生活有一定难度，急切期盼上级政府挤出更多的资金予以救助，好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投入春耕生产。
采访中，一些乡村干部甚至向记者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救济口粮标准偏低，特困户吃不饱，要适当提高，以保护农村劳动力。省里是按每人一天0.5公斤原粮标准，安排救济口粮的。这个标准只能度荒，没有考虑农民生产。泗洪县归仁镇农科村党支部书记这样对记者说，全村20户缺粮农民的救济粮，只能熬点稀粥喝喝，根本不够吃，不得不辅以吃豆腐渣饼充饥。农闲时还马马虎虎，农忙时恐怕挺不过去。人们建议，五月春耕大生产开始后，最好把最困难的缺粮户的口粮供应标准，提高到原粮每人每天0.75公斤。
还有一些县乡干部对供应缺粮农民的粮食价格，提出了按平价供应的要求。他们说，现行的按比例价(平价与议价相结合的价格)供应的政策，农民吃不消，况且丰年农民卖定购粮是按平价卖给国家的，对国家是作了贡献的。为什么农民吃国家返销的救济粮，偏偏要比例价?这不尽合理。改按平价供应，既可提高农民自救能力，还能减轻农民负担。如果不能改按平价供应，则要提高对缺粮农民的资金救助标准。
特困缺粮被列为救助重点
面对如此虚夸阴影下的缺粮农民，面对缺粮农民如此深切的期盼与要求，记者深感反映和报道这样尖锐敏感的问题，有相当的风险，对要不要报道这样的“春荒”，敢不敢于披露工作中的这个“阴暗面”，反反复复进行了琢磨和考量。越考量，越觉得问题重要，责任重大，越觉得必须如实报道。凭着记者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感，我和孙参很快写出一篇题为《江苏淮北200万农民缺粮难度“春荒”》的内部报道，报道以见闻形式，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淮北缺粮农民的生活状况､缺粮原因和缺粮农民的期盼与要求。这篇内部报道，很快引起了江苏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4月8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韩培信对记者所作报道作出如下批示:“请焕友､启鸿同志阅。建议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一下，然后研究采取一些措施，交待淮北各市县。这次(省)人代会后，讲当前工作时，要把这一问题讲讲。”时任省长陈焕友也作出批示:“请按培信同志批示办理。”根据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省民政厅对淮北地区农民缺粮情况再次作了认真研究，并就解决这一问题向省委和省政府提出了若干建议和具体措施。随后，省政府专门在南京召开淮北市､县长会议，进一步专题研究和部署解决淮北农民缺粮问题，在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中有一项重要政策规定:即在原先救灾的基础上，省里再追加400万元救灾款，重点用于主要缺粮乡村特困缺粮户——缺粮又缺钱的“双缺户”的生活救助，确保这些农民能吃饱饭，有能力投入春耕大忙生产，以保护农村劳动力，发展生产。这次会议，对满足乡村基层干部所提出的救灾具体政策要求，解决淮北缺粮农民的生活困难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题重大 如实报道
这篇报道之所以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对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点作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篇报道所揭示的问题，涉及到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是虚报浮夸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较敏感的重大新闻主题，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我们党的思想作风历来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如此，才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从某个单位和某一时期来说，也并非完全如此，虚报浮夸还是有的。历史上最典型的虚报浮夸，恐怕要算1958年大跃进年代，放粮食和钢铁“高产卫星”了，那时想放多高产量就放多高产量。在此后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断发生的多报国内生产总值､高报企业利润､冒报植树造林面积､虚报农民人均收入等弄虚作假的事实，时不时地被披露报端，也当属虚报浮夸之列。虚报浮夸由来已久，祸国而又殃民，已是不争的事实。江苏淮北一些地方，因虚报产量而征“过头粮”，造成受灾农民深度缺粮，没有饭吃，是新形势下虚报浮夸之风危害的又一反映。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这说明，虚报浮夸是顽疾，只要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就会冒出来，不可能一下子“消灭”。所以，淮北“春荒”这件事的发生，既典型又有普遍意义。这篇事关淮北200多万农民饥饱问题和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问题的报道，受到省委领导和媒体的重视，也就很自然了。
这篇报道受到重视的事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一个记者要敢于面对尖锐敏感的政治议题，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如实报道。只要记者所持立场正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报道了，再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都能报道好，并能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同，对实际工作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这里的关键是两条，一是立场正确，二是客观如实报道。
编校:施 宇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3月下旬，我与我的同事孙参一起，对淮北农村所发生的这场“春荒”作了为期近10天的采访，先后踏访了缺粮较重的丰县､睢宁､泗洪､淮阴等县的7个乡镇10多个行政村，行程数百公里，实地看了几十户农民的缺粮情况，与沿途农民､村组干部和市､县､乡的领导作了广泛的接触交谈。所见所闻，令人心酸，发人深省，叫人终生难忘。
缸里粮空 灶堂柴空
这是记者从当年“春荒”采访的“记忆库”中，检索出的两个“镜头”。
在淮阴县丁集乡公路村，当记者走进村民韩广龙家时，只见茅屋内一贫如洗，老汉躺在病榻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妻子刘金良面有病色。韩广龙一家五口，春节前就断炊，政府对他家每月发放75公斤救济粮。据刘讲，韩广龙摔断了锁股骨，没钱治，已躺在家里80多天。为了病人治病用钱，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宽裕的救济粮拿出10公斤，到集市上去出售。记者问她家还有多少口粮，她说，今天就没有吃的。贫病交加的韩广龙一家，只好勒紧裤腰带，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在丰县王沟乡五所楼村，记者发现即使村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村民委员会主任张世永的家，同样也缺粮，并已吃上“救济”。张世永告诉记者，去年天旱，小麦和玉米收成都不好，从1月开始领救济粮，每人每月10公斤，4口人，一个月40公斤。说到这里，这位年轻壮实的村主任脸上露出愧色，似乎觉得吃救济粮无光，便没有再与记者多聊，悄悄从人群中走开。记者揭开他家的锅盖一看，锅里空空如也。村会计对记者说，村里最困难的户，去年10月交了公粮后就没有吃的了。
像这样缺粮的农户，在淮北一些县乡比比皆是。记者所到的一些村子，80%以上为低矮的草屋，有的屋内可见天日，家家“缸里粮空，灶堂柴空”，揭开农家的锅盖，多为冰冷的空锅。无论走到哪村哪户，都是缺吃缺烧的情景。省民政厅农救人员告诉记者，整个淮北地区缺粮人口至少有215万，缺粮人口要占到乡村总人口的9%，缺粮人口最多的徐州市，有102万人缺粮，缺粮面高达17%;缺粮人口最少的连云港市，也有13万人缺粮。这么多人口缺粮，这样重的“春荒”，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淮北农村所少有的。
由于缺粮程度深重，春节前，淮北农村就已发生部分农民外出乞讨的现象。去年12月，徐州市遣送站收容的96名本地外流农民，都是10月离家出走的，其中30人是外出讨饭的。徐州市仅睢宁一个县，外出讨饭和“混穷”的农民就有1000多人。这个县浦棠乡乡长告诉记者，春节下大雪后，全乡又有70多户外出要饭。浦棠乡徐庄村22岁的青年农民徐厚石，去年秋天交了公粮后就没有吃的，麦子刚种下地，就带着一个年龄稍大的弟弟外出讨饭。泗洪县一些农民没有吃的，就拥到县民政局讨饭吃。3月份以后，县民政局门前讨饭吃的人，每天都有二三十个。少数缺粮户手中无钱，不得不破产度荒，刨树卖钱买粮，个别的甚至变卖家产。
产量有水分 征了“过头粮”
淮北这个新兴的“粮仓”，为何发生这么多的农民缺粮?“产量有水分，征了‘过头粮’”，这是记者与沿途干部群众谈论缺粮原因时，睢宁县政府一位领导干部一针见血说的一句话。许多基层干部也都这样认为，去年淮北粮食受灾减产这是事实，但定购任务不减，甚至虚报产量，征“过头粮”，不能不说是造成农民口粮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在泗洪县归仁镇大张村高东组组长傅良必屋前采访，所见所闻村委主任､镇长与村民组长之间，为上报去年粮食产量和征购粮食所发生的一场“舌战”，颇能为这个缺粮原因作证。
事情是这样的——村委主任张如明当着镇长的面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说:“去年村里粮食因灾减产，总产只有50万公斤，上报粮食产量时镇里却不认账，报60万公斤也通不过，前后统计过5次产量，最后报的是70万公斤还是80万公斤我也记不清了。”在场的镇长立即反驳:“我可没压你!”组长傅良必随即顶撞镇长说:“不是你在会上说的吗?粮食产量不能减，没有粮，买粮也要交。”最后，镇长无可奈何地摊牌说:“我有什么办法?乡里不交县里不认账，县里不交市里不认账，粮食产量是‘高压线’，上级拗不过呀!”紧接着，张如明又带着几分内疚和自责的口吻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征购任务，我和村支书､村会计也做了违心事，扛着大秤，开着三辆‘小手扶’，挨家挨户上门‘起粮’(即强行收粮)。11月14日那天，当我们把王道为家仅有的一缸150公斤小麦和玉米扒走时，他一家四口对着空缸嚎啕大哭。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样，全村还有8000公斤的粮食任务没有完成。结果，大张村去年交了公粮后，12月底就有10户断了炊”。后来，记者在镇政府的粮食统计报表上查明，大张村去年上报的粮食总产是74万公斤，比实际产量虚高了24万公斤。
在大张村高东组组长傅良必屋前采访所遇到的这“一幕”，便是淮北农民缺粮重要原因——“产量有水分，征了‘过头粮’”的最好“注脚”。
的确，淮北四个市去年都受了灾，粮食减了产，但人们反映更为强烈的则是:减产不减购，虚报产量征‘过头粮’。采访中，徐州市民政局一位干部这样向记者反映:去年，某市上报粮食总产37亿公斤，“这个上报产量至少有5%的水分”。睢宁县一位领导干部则认为，去年全县上报粮食总产5.8亿公斤，这个产量有“水分”。按这个产量，全县要完成9000万公斤粮食征购任务，至少多征了25万公斤的“过头粮”，依我个人看，“过头粮”有50万公斤。征“过头粮”，这对受灾缺粮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本来，粮食减产如实上报，农民可免征或缓征一部分定购粮。为什么有些地方不这样做呢?淮北许多乡镇干部感受颇深地说，一个地方的粮食产量是这个地方政绩和形势好坏的重要标志，与当地党政领导的政治荣誉和地位升迁有直接关系。为了表明政绩突出，有些领导总想把产量“打足点”，好向上邀功请赏。为了达到“理想的产量”，某些地方竟先后五六次统计粮食产量，直到上报的产量上级满意为止。结果，粮食产量不减，合同定购任务自然就减不下来，许多农民硬是不吃不喝，把口粮挖了交出去，使缺粮更为加剧。少数干部为了自己的官帽和荣誉，竟全然不顾农民的温饱。
急盼提高口粮和资金救助标准
对淮北当年所发生的这场“春荒”，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极为重视，从头年冬开始，民政部门就对缺粮农民的生活状况作过多次摸底调查，仅省财政就先后两次拨出专款共1050万元，并按0.5元折合1公斤原粮指标，下达粮食计划，安排各地缺粮农民的生活。缺粮所在市､县政府也挤出资金，安排缺粮农民生活，并积极组织群众互助互济和开展生产自救。尽管如此，许多乡村仍感救灾资金不足，安排重点缺粮农民生活有一定难度，急切期盼上级政府挤出更多的资金予以救助，好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投入春耕生产。
采访中，一些乡村干部甚至向记者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救济口粮标准偏低，特困户吃不饱，要适当提高，以保护农村劳动力。省里是按每人一天0.5公斤原粮标准，安排救济口粮的。这个标准只能度荒，没有考虑农民生产。泗洪县归仁镇农科村党支部书记这样对记者说，全村20户缺粮农民的救济粮，只能熬点稀粥喝喝，根本不够吃，不得不辅以吃豆腐渣饼充饥。农闲时还马马虎虎，农忙时恐怕挺不过去。人们建议，五月春耕大生产开始后，最好把最困难的缺粮户的口粮供应标准，提高到原粮每人每天0.75公斤。
还有一些县乡干部对供应缺粮农民的粮食价格，提出了按平价供应的要求。他们说，现行的按比例价(平价与议价相结合的价格)供应的政策，农民吃不消，况且丰年农民卖定购粮是按平价卖给国家的，对国家是作了贡献的。为什么农民吃国家返销的救济粮，偏偏要比例价?这不尽合理。改按平价供应，既可提高农民自救能力，还能减轻农民负担。如果不能改按平价供应，则要提高对缺粮农民的资金救助标准。
特困缺粮被列为救助重点
面对如此虚夸阴影下的缺粮农民，面对缺粮农民如此深切的期盼与要求，记者深感反映和报道这样尖锐敏感的问题，有相当的风险，对要不要报道这样的“春荒”，敢不敢于披露工作中的这个“阴暗面”，反反复复进行了琢磨和考量。越考量，越觉得问题重要，责任重大，越觉得必须如实报道。凭着记者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感，我和孙参很快写出一篇题为《江苏淮北200万农民缺粮难度“春荒”》的内部报道，报道以见闻形式，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淮北缺粮农民的生活状况､缺粮原因和缺粮农民的期盼与要求。这篇内部报道，很快引起了江苏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4月8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韩培信对记者所作报道作出如下批示:“请焕友､启鸿同志阅。建议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一下，然后研究采取一些措施，交待淮北各市县。这次(省)人代会后，讲当前工作时，要把这一问题讲讲。”时任省长陈焕友也作出批示:“请按培信同志批示办理。”根据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省民政厅对淮北地区农民缺粮情况再次作了认真研究，并就解决这一问题向省委和省政府提出了若干建议和具体措施。随后，省政府专门在南京召开淮北市､县长会议，进一步专题研究和部署解决淮北农民缺粮问题，在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中有一项重要政策规定:即在原先救灾的基础上，省里再追加400万元救灾款，重点用于主要缺粮乡村特困缺粮户——缺粮又缺钱的“双缺户”的生活救助，确保这些农民能吃饱饭，有能力投入春耕大忙生产，以保护农村劳动力，发展生产。这次会议，对满足乡村基层干部所提出的救灾具体政策要求，解决淮北缺粮农民的生活困难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题重大 如实报道
这篇报道之所以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对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点作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篇报道所揭示的问题，涉及到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是虚报浮夸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较敏感的重大新闻主题，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我们党的思想作风历来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如此，才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从某个单位和某一时期来说，也并非完全如此，虚报浮夸还是有的。历史上最典型的虚报浮夸，恐怕要算1958年大跃进年代，放粮食和钢铁“高产卫星”了，那时想放多高产量就放多高产量。在此后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断发生的多报国内生产总值､高报企业利润､冒报植树造林面积､虚报农民人均收入等弄虚作假的事实，时不时地被披露报端，也当属虚报浮夸之列。虚报浮夸由来已久，祸国而又殃民，已是不争的事实。江苏淮北一些地方，因虚报产量而征“过头粮”，造成受灾农民深度缺粮，没有饭吃，是新形势下虚报浮夸之风危害的又一反映。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这说明，虚报浮夸是顽疾，只要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就会冒出来，不可能一下子“消灭”。所以，淮北“春荒”这件事的发生，既典型又有普遍意义。这篇事关淮北200多万农民饥饱问题和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问题的报道，受到省委领导和媒体的重视，也就很自然了。
这篇报道受到重视的事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一个记者要敢于面对尖锐敏感的政治议题，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如实报道。只要记者所持立场正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报道了，再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都能报道好，并能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同，对实际工作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这里的关键是两条，一是立场正确，二是客观如实报道。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