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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人生的启示
汤显祖青年时期就声名鹊起，14岁（虚岁）入县学，21岁中举，是令人瞩目的青年才俊。他的人生规划与成长过程，和传统世家或富家的子弟差不多，读圣贤书，科举入仕，光宗耀祖。同时他从13岁开始，就随阳明学的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学习心性之学，探索人生意义与道德真理，奠定了自我本身的道德规矩，影响了他后来的出处进退及做人处事的方式。他于1571年（22岁）及1574年（25岁）两次赴京会试，虽然未中进士，但仍是意气风发，于26岁那年出版诗集《红泉逸草》，不减成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1577年，汤显祖第三次进京会试，面临了他一生副业前途的最大抉择。此时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为了安排自己儿子及第，企图罗致一批青年才俊，纳入“自己人”的小圈子，以便巩固日后的统治架构，也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建立后援基础，更为迫切的是，张居正身为首相，子弟高中科举，难免瓜田李下，让人怀疑有营私舞弊之嫌。结纳前来赶考的天下名士，一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二来可把应考的精英收在自己旗下，三来又能陪衬出自己儿子这一榜都是高才士，让天下人无话可说。张居正罗致的就有汤显祖及其好友沈懋学，显祖拒绝了邀请，而沈懋学则成了相府贵客。放榜的结果是，显祖名落孙山，沈懋学状元及第，张居正的次子嗣修榜眼，一甲第二名。这段经历，对汤显祖当然是打击，但同时也是重要的人生启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体尊严，难免要付出沉重代价，尝到苦果。
又过了三年，到了1580年，汤显祖四度进京会试。张居正的三儿懋修也参加这次会试，又来邀请显祖了，而且一再到旅邸来拜访。张府再三垂青，礼数不可谓薄，然而显祖却“报谒不遇”，避开接触的机会。根据邹迪光的《汤义仍先生传》，张府再次罗致，“复啖以巍甲”，而汤显祖不但不应，还说了“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这样的话，标榜了自己人格的清高。这一次放榜，显祖仍旧落第，张懋修以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独占鳌头，荣登状元高位。张居正的长子敬修也榜上有名，同登进士之列。
张家第二代在三年之间，一门三进士，还包括了一名榜眼，一名状元。当时人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众口紧固。有记载说，出现了匿名揭帖，是首打油诗：“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楚邦，指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标举六郎，是因为张居正四子、五子，一个袭阴，一为武职，都已飞黄腾达，只剩老六了。
然而，当张居正在1582年死后，一年之间张氏便遭抄家惨祸，第二代的功名全遭剥夺，舆论也就不留情面了。《万历野获编》说：“今上庚辰（1580）科状元张橘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汤显祖在张家遭殃之时，即1583年阴历三月，中了进士。次月，万历皇帝就派员查抄了张家，敲骨吸髓，逼得老大张敬修上吊而死，也引得显祖感叹：“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
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做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詹事府主簿，继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共八年之久，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的创作。
到了1591年，他对官场的龌龊贪黩再也看不下去，忍无可忍，打开了虚掩的门，上了轰动一时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时政。接着就遭到贬窜，发配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也就是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慨叹“青山一发是中原”之地。在这天涯海角的荒陬，显祖遇到了流放到此的张居正次子嗣修，也就是1577年的榜眼，十四五年前不愿意巴结的贵胄公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握语雷阳，风趣殊苦”，不但让显祖感到仕途险恶，甚且觉得人生如梦，世事荒诞无常。
由于朝中有人斡旋，汤显祖得以离开贬所，于1593年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他在这个浙江山区“最称僻瘠”、连城墙都修不起的小县，一待就是六年，不得升迁。最后他抛弃了形同鸡肋的官位，在1598年春，不待上级批准，上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效法陶渊明，“彭泽孤舟一赋归”，回到了老家的临川，在城里构筑了玉茗堂。就在这一年，显祖49岁，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牡丹亭》的文化启示
借着《牡丹亭》第一句〈标目〉，汤显祖提要钩玄，说明他的创作动机及旨意，更铺叙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人生道路坎坷感到无奈。他坐在玉茗堂，朝朝暮暮，做什么呢？就是创作《牡丹亭》，希望通过艺术想象的投射，展现另一种的美好世界：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1995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象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象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象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象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象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着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象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理想爱情的追索，为“情”而死，而且“虽九死而未悔”，在冥界也不曾忘情，终能因情痴而冲破生死界限，还魂复生，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与梦中情人结合。
对明清妇女来说，杜丽娘的还魂情节当然是不实际的，无法模仿。但杜丽娘的执着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当时妇女内心向往的最鲜亮榜样。社会环境不容纳，道德规范不允许，但妇女的内心世界里，幸福的想象却可以翱翔，可以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样去经历美好的憧憬。“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算此生无法得到，或许，还有来生吧？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象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郑培凯，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汤显祖青年时期就声名鹊起，14岁（虚岁）入县学，21岁中举，是令人瞩目的青年才俊。他的人生规划与成长过程，和传统世家或富家的子弟差不多，读圣贤书，科举入仕，光宗耀祖。同时他从13岁开始，就随阳明学的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学习心性之学，探索人生意义与道德真理，奠定了自我本身的道德规矩，影响了他后来的出处进退及做人处事的方式。他于1571年（22岁）及1574年（25岁）两次赴京会试，虽然未中进士，但仍是意气风发，于26岁那年出版诗集《红泉逸草》，不减成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1577年，汤显祖第三次进京会试，面临了他一生副业前途的最大抉择。此时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为了安排自己儿子及第，企图罗致一批青年才俊，纳入“自己人”的小圈子，以便巩固日后的统治架构，也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建立后援基础，更为迫切的是，张居正身为首相，子弟高中科举，难免瓜田李下，让人怀疑有营私舞弊之嫌。结纳前来赶考的天下名士，一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二来可把应考的精英收在自己旗下，三来又能陪衬出自己儿子这一榜都是高才士，让天下人无话可说。张居正罗致的就有汤显祖及其好友沈懋学，显祖拒绝了邀请，而沈懋学则成了相府贵客。放榜的结果是，显祖名落孙山，沈懋学状元及第，张居正的次子嗣修榜眼，一甲第二名。这段经历，对汤显祖当然是打击，但同时也是重要的人生启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体尊严，难免要付出沉重代价，尝到苦果。
又过了三年，到了1580年，汤显祖四度进京会试。张居正的三儿懋修也参加这次会试，又来邀请显祖了，而且一再到旅邸来拜访。张府再三垂青，礼数不可谓薄，然而显祖却“报谒不遇”，避开接触的机会。根据邹迪光的《汤义仍先生传》，张府再次罗致，“复啖以巍甲”，而汤显祖不但不应，还说了“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这样的话，标榜了自己人格的清高。这一次放榜，显祖仍旧落第，张懋修以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独占鳌头，荣登状元高位。张居正的长子敬修也榜上有名，同登进士之列。
张家第二代在三年之间，一门三进士，还包括了一名榜眼，一名状元。当时人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众口紧固。有记载说，出现了匿名揭帖，是首打油诗：“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楚邦，指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标举六郎，是因为张居正四子、五子，一个袭阴，一为武职，都已飞黄腾达，只剩老六了。
然而，当张居正在1582年死后，一年之间张氏便遭抄家惨祸，第二代的功名全遭剥夺，舆论也就不留情面了。《万历野获编》说：“今上庚辰（1580）科状元张橘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汤显祖在张家遭殃之时，即1583年阴历三月，中了进士。次月，万历皇帝就派员查抄了张家，敲骨吸髓，逼得老大张敬修上吊而死，也引得显祖感叹：“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
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做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詹事府主簿，继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共八年之久，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的创作。
到了1591年，他对官场的龌龊贪黩再也看不下去，忍无可忍，打开了虚掩的门，上了轰动一时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时政。接着就遭到贬窜，发配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也就是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慨叹“青山一发是中原”之地。在这天涯海角的荒陬，显祖遇到了流放到此的张居正次子嗣修，也就是1577年的榜眼，十四五年前不愿意巴结的贵胄公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握语雷阳，风趣殊苦”，不但让显祖感到仕途险恶，甚且觉得人生如梦，世事荒诞无常。
由于朝中有人斡旋，汤显祖得以离开贬所，于1593年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他在这个浙江山区“最称僻瘠”、连城墙都修不起的小县，一待就是六年，不得升迁。最后他抛弃了形同鸡肋的官位，在1598年春，不待上级批准，上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效法陶渊明，“彭泽孤舟一赋归”，回到了老家的临川，在城里构筑了玉茗堂。就在这一年，显祖49岁，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牡丹亭》的文化启示
借着《牡丹亭》第一句〈标目〉，汤显祖提要钩玄，说明他的创作动机及旨意，更铺叙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人生道路坎坷感到无奈。他坐在玉茗堂，朝朝暮暮，做什么呢？就是创作《牡丹亭》，希望通过艺术想象的投射，展现另一种的美好世界：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1995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象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象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象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象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象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着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象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理想爱情的追索，为“情”而死，而且“虽九死而未悔”，在冥界也不曾忘情，终能因情痴而冲破生死界限，还魂复生，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与梦中情人结合。
对明清妇女来说，杜丽娘的还魂情节当然是不实际的，无法模仿。但杜丽娘的执着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当时妇女内心向往的最鲜亮榜样。社会环境不容纳，道德规范不允许，但妇女的内心世界里，幸福的想象却可以翱翔，可以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样去经历美好的憧憬。“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算此生无法得到，或许，还有来生吧？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象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郑培凯，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