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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最早以个人身份出访欧洲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一，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记载了自己在欧洲的经历，展现了一幅万国图景。欧洲之行让他认识到：世界上有许多强大的国家，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并非最发达的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漫游随录》对国人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王韬 近代 《漫游随录》 国家观念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1862年，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和改革家的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事件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香港，进入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和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合作从事中国古代经典西译的工作。1867年，回英国省亲的理雅各为了避免翻译工作因此陷于停顿，力邀王韬前往英国。王韬欣然同意，于同年12月15日动身前往英国，在旅居欧洲前后两年多的时间中继续这一翻译工作。作为最早以个人身份出访欧洲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一，王韬在其欧洲游记《漫游随录》中记载了自己在欧洲的经历，展现了一幅万国图景，表现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知方式的转变。
宋代文人石介在《中国论》中首先介绍了中国人对“华”、“夷”的定义，分析了中国人看待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中国人把自己的处所看作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处于边缘地带，属于蛮夷，其文明程度取决于它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虽然历经朝代更替，但是中国强大的国势和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天下唯我独尊的观念，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其他一切文化，是其他一切国家学习的对象。对自身文化怀有的强烈优越感，使得中国人长期对外部的世界几乎漠不关心：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几乎不知道西方国家的存在。当鸦片战争失败、清王朝惨败在西方国家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依旧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大清帝国旧日的辉煌中，拒绝承认西方的存在。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整个世界。很少有中国人走出国门了解外面的世界。即使是林则徐、魏源等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觉者，对西方的认识也停留在西方传教士所翻译介绍过来的极其有限的文字资料或者之前国人对西方的传统认识上。在王韬之前，也曾经有商人去过欧洲，他在英法都曾经遇到在那里逗留或定居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留下描述自己异国经历的文字材料。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欧洲的经历和感受，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情况，对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国土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国土观念。1867年的欧洲之行具有破天荒的意义，王韬之前在谈及中外关系时一个个国家不过是干巴巴的毫无意义的名字，这时却成为一个个生动的存在。伴随着旅程的展开，他踏上了一个个不同的国家。他从香港南下，经过新加坡、槟榔屿、锡兰，进入红海亚丁湾，至苏伊士运河；然后改乘火车至开罗，其后，由开罗换车至亚历山大港，易船过地中海，经意大利港口莫西拿，在法国马赛港上岸；在马赛换乘火车经巴黎抵达戛雷海口，换乘轮船经英吉利海峡至伦敦，再由伦敦乘火车到目的地理雅各家乡苏格兰杜拉村。王韬此行跨越数万里，行经近十个国家，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每至一处，他都尽可能上岸走一走看一看，“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观其兵力之强弱”，亲身去体会异国文化。这些国家对他来说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洞的文字符号，而成为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让他真正感受到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存在。王韬此行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领土、人民和独特的文化。在短短四十天中，王韬的双脚就曾经踏上过近十个国家的土地，真实感受到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存在，建立起牢固的国家和国土的观念。
王韬首先参观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临近赤道，在中国正当严冬的时候，其地却炎热如同盛夏。他以前获得的地理学知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合理解释了新加坡气候与中国大陆北方迥然不同的原因，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注意到当地有很多华人，但是他们的装束和内地截然不同，女子多穿着木屐、桶裙，身着马来人的装束。王韬认为，清政府应该派遣使节驻扎新加坡，一方面保护当地华侨的利益，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和利用华侨的力量，达到保卫中国邊境安全的目的。尽管在海外生活多年，新加坡华人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对故土充满深深的眷恋，这就为中国和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移民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条件。
锡兰则是一个佛教的国度，尚有传说中如来佛降生的遗迹。国内寺庙很多，到处可以遇到僧人。当年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过锡兰，其后很少有中国人来到这里。由于距离中国路途已经有十余日的水程，当王韬来到锡兰，发现这里已经超出了当时中国人活动的范围，难得看到华人了。当年郑和下西洋，曾经前来锡兰，成就了帝国的辉煌，然而，其后中国的远洋航行一蹶不振，中国人也就极少能来到这片遥远的土地了，这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晚清帝国的衰落。
从锡兰继续航行，就到了非洲的亚丁湾。亚丁的风土人情与王韬以前所到之处有很大的不同。原属阿拉伯的亚丁属于沙漠地带，土地贫瘠，物产贫乏，人民穷困，但是由于其处于东西交通的要道，所以被英国占领，并设重兵在此把守。王韬只是经过亚丁，并没有机会对当地人的生活乃至民族特性作深入考察，但他的行文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当地人的鄙视，认为“阿拉伯人皆奉回教，其性剽悍狙诈，动辄劫杀，不可以理喻”，而对入侵者英国却不置一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关于亚丁人野蛮好斗的看法当来自同船的英国人的介绍，而并非他的切身感受。
在埃及，王韬感觉颇有亲切感，因为他所遇到的那些当街摆摊卖货的妇女肤色看上去也基本是黄色，给他以亲切感，然而其服饰却表现出与中土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色，在他看来非常恐怖：“唯多以白布蔽面，仅露双睛， 向人，状殊可怖。”作为典型的阿拉伯文化继承者，埃及服饰的基本特点是男子穿短裤和袖子宽大的开领衬衫；女子穿黑色正面开襟的衬衣和直挂到脚上的长衫，有些妇女遵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戴面纱，让王韬倍感恐怖的正是这种仅留两眼在外面的面纱。王韬参观了埃及的三大城市苏伊士、开罗、亚历山大，并且在开罗停留了三天，对埃及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解到埃及是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从亚历山大启程，经过四天的航行，王韬终于抵达了欧洲，来到了意大利，游历了法国、英国，并在英国居住两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用“泰西”来指称西方诸国。所谓“泰西”，指的是极其遥远的西方。但是西方国家并不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他们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国家之间甚至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人却对此一无所知。王韬的欧洲之行使得“泰西”这个模糊而笼统的概念被具体化、形象化了。法国首都巴黎文化艺术氛围浓厚，图书馆藏书丰富，博物馆无奇不有。英国人则温文尔雅，路不拾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野蛮之气。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存在的国家凸显出来，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征，取代了“泰西”这个混沌的概念。
英、法发达的工业和强大的国力让王韬赞不绝口。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王韬意识到各个国家的地位很不平等。有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工业发达，国家富庶，四处拓展殖民地；有的国家则相对弱小，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面临着被列强吞噬的命运。庇能被英国占领了，曾经强大的锡兰也没有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其实，几乎整个东南沿海国家都落入西方列强的手中：“东南洋诸小国，列于职方，岁时朝贡，以备共球。自明中叶至今，尽为欧洲列国所分踞，视为东来要道，蚕食鲸吞，几无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弱小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成了牺牲品，而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又何尝不是同样面临着被分割、被吞并的命运呢？清醒意识到这一点的王韬非常痛苦，当他列举出那么多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方面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内在地承认了中国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在叙述着西方国家的强大的同时，其潜在的话语其实就是在叙说中国的落后与贫穷。王韬无法对西方的发达视而不见；相形之下，中国的落后亦是毋庸讳言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祖国中国重新进行定位：世界上有许多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并非最发达的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在王韬的思想观念中，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被相对化了。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也让他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它们的文化，这对王韬的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虽然它们的文化和中国截然不同，但是这些国家也是文明的国度。中华文明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文明，而只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也有自己的文明。“蛮夷”并不是外国人的代名词，文明也不再是中国的专利。它们和中国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低下。这样，中国文明也被相对化了，儒家思想不再是王韬衡量一切的标准。
在《漫游随录》中，甚至“外国人”也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法国和英国，王韬经常像天外来客一样被人们围观。在苏格兰，因为几乎从来没有中国人到过那里，他甚至被那里的孩子们糊里糊涂当成了女人：“北境童稚未睹华人者，辄指目之曰：‘此‘载尼礼地’也。‘或曰：‘否，‘詹五威孚’耳。’——英方言呼中国曰‘载尼’；其曰‘礼地’者，华言妇人也；其曰‘威孚’者，华言妻也。”由于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很多孩子从他所穿的长衫和脑后拖着的长长的辫子进行判断，认为他是一个中国女人，甚至认定他就是詹五的太太。在异国的土地上，一个堂堂七尺男子竟然被误认作女人，王韬觉得这简直闻所未闻。如此咄咄怪事的发生，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少之又少。在国内，中国人对“夷人”不同的胜利特征充满了好奇与鄙视；王韬从来也没有想到，在国外这种事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他也成了一个倍受瞩目的“外国人”。当西方人处处以好奇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王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認同感。在伦敦，王韬遇到了一个流落街头卖艺的中国人，虽然他当时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但他却慷慨解囊相助——把卖艺中国人带到了自己的住所，取钱交给了对方，希望对方早日回国。王韬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也是一个中国人。只有走出国门，人们才会认识到祖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期间，王韬非常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为自己充当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而自豪，而这正是他基于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认知。
欧洲之行让王韬真正了解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内涵，一幅万国图景在他头脑中明晰起来。中国不再是整个天下，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对于王韬来说，却开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明白自己属于这个国家，这是自己的祖国。形成了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王韬比以往更强烈地盼望中国强大起来，能够与西方国家相抗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从英国回到香港就致力于创办《循环日报》，并不遗余力地撰写政论倡导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了。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墨海书馆西学书籍的翻译、传播与中日社会近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1BWW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石介：《徂莱石先生文集》，陈植锷校点：《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王韬：《漫游随录》，《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王立群，女，1971—，山东广饶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近现代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艺术教育中心。
关键词：王韬 近代 《漫游随录》 国家观念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1862年，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和改革家的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事件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香港，进入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和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合作从事中国古代经典西译的工作。1867年，回英国省亲的理雅各为了避免翻译工作因此陷于停顿，力邀王韬前往英国。王韬欣然同意，于同年12月15日动身前往英国，在旅居欧洲前后两年多的时间中继续这一翻译工作。作为最早以个人身份出访欧洲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一，王韬在其欧洲游记《漫游随录》中记载了自己在欧洲的经历，展现了一幅万国图景，表现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知方式的转变。
宋代文人石介在《中国论》中首先介绍了中国人对“华”、“夷”的定义，分析了中国人看待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中国人把自己的处所看作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处于边缘地带，属于蛮夷，其文明程度取决于它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虽然历经朝代更替，但是中国强大的国势和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天下唯我独尊的观念，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其他一切文化，是其他一切国家学习的对象。对自身文化怀有的强烈优越感，使得中国人长期对外部的世界几乎漠不关心：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几乎不知道西方国家的存在。当鸦片战争失败、清王朝惨败在西方国家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依旧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大清帝国旧日的辉煌中，拒绝承认西方的存在。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整个世界。很少有中国人走出国门了解外面的世界。即使是林则徐、魏源等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觉者，对西方的认识也停留在西方传教士所翻译介绍过来的极其有限的文字资料或者之前国人对西方的传统认识上。在王韬之前，也曾经有商人去过欧洲，他在英法都曾经遇到在那里逗留或定居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留下描述自己异国经历的文字材料。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欧洲的经历和感受，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情况，对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国土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国土观念。1867年的欧洲之行具有破天荒的意义，王韬之前在谈及中外关系时一个个国家不过是干巴巴的毫无意义的名字，这时却成为一个个生动的存在。伴随着旅程的展开，他踏上了一个个不同的国家。他从香港南下，经过新加坡、槟榔屿、锡兰，进入红海亚丁湾，至苏伊士运河；然后改乘火车至开罗，其后，由开罗换车至亚历山大港，易船过地中海，经意大利港口莫西拿，在法国马赛港上岸；在马赛换乘火车经巴黎抵达戛雷海口，换乘轮船经英吉利海峡至伦敦，再由伦敦乘火车到目的地理雅各家乡苏格兰杜拉村。王韬此行跨越数万里，行经近十个国家，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每至一处，他都尽可能上岸走一走看一看，“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观其兵力之强弱”，亲身去体会异国文化。这些国家对他来说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洞的文字符号，而成为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让他真正感受到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存在。王韬此行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领土、人民和独特的文化。在短短四十天中，王韬的双脚就曾经踏上过近十个国家的土地，真实感受到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存在，建立起牢固的国家和国土的观念。
王韬首先参观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临近赤道，在中国正当严冬的时候，其地却炎热如同盛夏。他以前获得的地理学知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合理解释了新加坡气候与中国大陆北方迥然不同的原因，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注意到当地有很多华人，但是他们的装束和内地截然不同，女子多穿着木屐、桶裙，身着马来人的装束。王韬认为，清政府应该派遣使节驻扎新加坡，一方面保护当地华侨的利益，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和利用华侨的力量，达到保卫中国邊境安全的目的。尽管在海外生活多年，新加坡华人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对故土充满深深的眷恋，这就为中国和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移民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条件。
锡兰则是一个佛教的国度，尚有传说中如来佛降生的遗迹。国内寺庙很多，到处可以遇到僧人。当年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过锡兰，其后很少有中国人来到这里。由于距离中国路途已经有十余日的水程，当王韬来到锡兰，发现这里已经超出了当时中国人活动的范围，难得看到华人了。当年郑和下西洋，曾经前来锡兰，成就了帝国的辉煌，然而，其后中国的远洋航行一蹶不振，中国人也就极少能来到这片遥远的土地了，这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晚清帝国的衰落。
从锡兰继续航行，就到了非洲的亚丁湾。亚丁的风土人情与王韬以前所到之处有很大的不同。原属阿拉伯的亚丁属于沙漠地带，土地贫瘠，物产贫乏，人民穷困，但是由于其处于东西交通的要道，所以被英国占领，并设重兵在此把守。王韬只是经过亚丁，并没有机会对当地人的生活乃至民族特性作深入考察，但他的行文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当地人的鄙视，认为“阿拉伯人皆奉回教，其性剽悍狙诈，动辄劫杀，不可以理喻”，而对入侵者英国却不置一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关于亚丁人野蛮好斗的看法当来自同船的英国人的介绍，而并非他的切身感受。
在埃及，王韬感觉颇有亲切感，因为他所遇到的那些当街摆摊卖货的妇女肤色看上去也基本是黄色，给他以亲切感，然而其服饰却表现出与中土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色，在他看来非常恐怖：“唯多以白布蔽面，仅露双睛， 向人，状殊可怖。”作为典型的阿拉伯文化继承者，埃及服饰的基本特点是男子穿短裤和袖子宽大的开领衬衫；女子穿黑色正面开襟的衬衣和直挂到脚上的长衫，有些妇女遵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戴面纱，让王韬倍感恐怖的正是这种仅留两眼在外面的面纱。王韬参观了埃及的三大城市苏伊士、开罗、亚历山大，并且在开罗停留了三天，对埃及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解到埃及是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从亚历山大启程，经过四天的航行，王韬终于抵达了欧洲，来到了意大利，游历了法国、英国，并在英国居住两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用“泰西”来指称西方诸国。所谓“泰西”，指的是极其遥远的西方。但是西方国家并不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他们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国家之间甚至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人却对此一无所知。王韬的欧洲之行使得“泰西”这个模糊而笼统的概念被具体化、形象化了。法国首都巴黎文化艺术氛围浓厚，图书馆藏书丰富，博物馆无奇不有。英国人则温文尔雅，路不拾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野蛮之气。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存在的国家凸显出来，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征，取代了“泰西”这个混沌的概念。
英、法发达的工业和强大的国力让王韬赞不绝口。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王韬意识到各个国家的地位很不平等。有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工业发达，国家富庶，四处拓展殖民地；有的国家则相对弱小，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面临着被列强吞噬的命运。庇能被英国占领了，曾经强大的锡兰也没有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其实，几乎整个东南沿海国家都落入西方列强的手中：“东南洋诸小国，列于职方，岁时朝贡，以备共球。自明中叶至今，尽为欧洲列国所分踞，视为东来要道，蚕食鲸吞，几无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弱小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成了牺牲品，而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又何尝不是同样面临着被分割、被吞并的命运呢？清醒意识到这一点的王韬非常痛苦，当他列举出那么多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方面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内在地承认了中国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在叙述着西方国家的强大的同时，其潜在的话语其实就是在叙说中国的落后与贫穷。王韬无法对西方的发达视而不见；相形之下，中国的落后亦是毋庸讳言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祖国中国重新进行定位：世界上有许多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并非最发达的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在王韬的思想观念中，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被相对化了。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也让他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它们的文化，这对王韬的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虽然它们的文化和中国截然不同，但是这些国家也是文明的国度。中华文明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文明，而只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也有自己的文明。“蛮夷”并不是外国人的代名词，文明也不再是中国的专利。它们和中国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低下。这样，中国文明也被相对化了，儒家思想不再是王韬衡量一切的标准。
在《漫游随录》中，甚至“外国人”也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法国和英国，王韬经常像天外来客一样被人们围观。在苏格兰，因为几乎从来没有中国人到过那里，他甚至被那里的孩子们糊里糊涂当成了女人：“北境童稚未睹华人者，辄指目之曰：‘此‘载尼礼地’也。‘或曰：‘否，‘詹五威孚’耳。’——英方言呼中国曰‘载尼’；其曰‘礼地’者，华言妇人也；其曰‘威孚’者，华言妻也。”由于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很多孩子从他所穿的长衫和脑后拖着的长长的辫子进行判断，认为他是一个中国女人，甚至认定他就是詹五的太太。在异国的土地上，一个堂堂七尺男子竟然被误认作女人，王韬觉得这简直闻所未闻。如此咄咄怪事的发生，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少之又少。在国内，中国人对“夷人”不同的胜利特征充满了好奇与鄙视；王韬从来也没有想到，在国外这种事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他也成了一个倍受瞩目的“外国人”。当西方人处处以好奇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王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認同感。在伦敦，王韬遇到了一个流落街头卖艺的中国人，虽然他当时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但他却慷慨解囊相助——把卖艺中国人带到了自己的住所，取钱交给了对方，希望对方早日回国。王韬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也是一个中国人。只有走出国门，人们才会认识到祖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期间，王韬非常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为自己充当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而自豪，而这正是他基于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认知。
欧洲之行让王韬真正了解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内涵，一幅万国图景在他头脑中明晰起来。中国不再是整个天下，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对于王韬来说，却开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明白自己属于这个国家，这是自己的祖国。形成了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王韬比以往更强烈地盼望中国强大起来，能够与西方国家相抗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从英国回到香港就致力于创办《循环日报》，并不遗余力地撰写政论倡导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了。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墨海书馆西学书籍的翻译、传播与中日社会近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1BWW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石介：《徂莱石先生文集》，陈植锷校点：《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王韬：《漫游随录》，《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王立群，女，1971—，山东广饶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近现代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艺术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