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全是食人者！》一书震惊美国，作者菲茨修高呼：南方不再为奴隶制道歉了，奴隶制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制度。
　　菲茨修激扬文字，批驳了“人生而平等”论，他认为，人的体力、智力天生就不平等，所以才要组成社会，强调平等就是反社会，菲茨修对北方资本主义大肆嘲讽，认为工人是“没有主人的奴隶”，资本家的利润远高于奴隶主，恰好说明其剥削更严重。
　　但，菲茨修的书没能改变历史，3年后，南北战争爆发，菲茨修自己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战后他加入“自由民局”，为解放后的黑奴服务，菲茨修说：“过去6年我们恨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去寻找爱吧！”
　　人们也许会问：像菲茨修这种当量的极端分子，为何没能成气候？因为，他与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相抵触。
　　1629年3月，温普洛斯等清教徒来到美洲，建立“山上的城”“世上的光”，在英国受迫害的经历使他们痛心疾首，决心在新家园杜绝独裁者，建立民主制。
　　作为领袖，温普洛斯给了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选举权，他任劳任怨、大公无私，为集体利益，常掏自家腰包。
　　但，人民并不领情。
　　人民提出组织立法会，以约束领袖行为，温普洛斯略表犹豫，他问：选举权已如此普遍，何必还要立法会？1634年，他在竞选中落败。3年后，有了立法会的人民将温普洛斯选为总督，可没多久，再度把他选了下去，直到通过了有“马萨诸塞大宪章”之称的《自由权法》。在确信温普洛斯无法专制后，他又被选为总督，一直干到病逝。也许，很多人会对此发笑：约定难道不是人定的吗？人可以定，也就可以推翻。但，马萨诸塞人不这么看，他们是清教徒。与传统宗教组织方式不同，清教徒自下而上，自愿结成团体，牧师是大家选出来的，并非上层指派，各团体互相独立。这种组织方式的最大好处是：给人们体验公平与自由提供了条件，久而久之，内化成为他们的习惯。
　　在公平与自由的环境中，人民得到了更充分的道德实践机会，而有道德感的人，才会拥有神圣意识，才会坚持约定，才会坚信在世俗利益之外，还有不可欺罔的永恒。
　　马萨诸塞为后来美国制度提供了模板，而清教徒文化也成为美国文化的底色。
　　菲茨修的文笔确实不错，他对资本主义的声讨亦颇有见地，可人民却无法容忍他对公平与自由的挑战，对清教精神的挑战，那么，他被无视的命运便已注定。
　　人，总是向往好的制度，但制度也需与时俱进，靠什么推动制度进化？制度设计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就在这本《自由的阶梯》中，也在我们的心中。好制度来自群体的道德想象力：梦想自由的，会得到更多自由；梦想强大的，会因狂妄而毁灭；梦想封闭的，会收获愚昧……
　　1932年，罗斯福与希特勒同时上台，同是面对大萧条的挑战。罗斯福立刻开通广播节目“炉边谈话”，而希特勒则把演讲台设在了广场上，那里人群情绪互相影响，容易形成狂热气氛。战争爆发后，希特勒的声音传入美国电台，几乎所有听众都大吃一惊，他们立刻辨识出：这个人是恶魔。而当时能辨识出这一点的德国人却寥寥无几。
　　是美国人比德国人更聪明吗？当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当时两国的道德基础不同，道德想象的空间亦不同，体现在制度改造层面，则一个选择了变革，一个选择了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