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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道德教育既要激发学生学会思考、判断和选择，又要坚持价值引导、培养公共理性、形成价值共识，以寻求“多元”与“共识”之间的平衡。通过开放性的协商对话，培养和谐道德人格。
【关键词】协商对话；道德教育；高校
高校道德教育既要激发学生学会思考、判断和选择，又要坚持价值引导、培养公共理性、形成价值共识，坚持“价值引导和自主选择”的结合，以寻求“多元”与“共识”之间的平衡。为此，通过开放性的协商对话，才能培养学生具有宽容意识和公共理性的共生型人格。
一、协商对话
协商（Negotiate），也就是“Try to reach agreement by discussion”，人们通过交流以达成共识的活动。它包含着交流、理解以及做出回应等，这些都离不开对话，因此，我们往往把协商也称之为协商对话。
对话（Dialogue），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谈话。有的对话是有目的的，有的对话是无目的，协商是有目的、并且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对话。
通过协商对话，解决的是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它应是交互理性的对话性过程。所以，协商对话不单纯是一种对话或辩论的形式而已，它更是一种合作性活动。
二、多元化背景下高校道德教育的必然选择
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多元，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现实世界中，无数个人、民族和国家等群体，直到全球人类的整体，都在一定情况下成为独立的主体。由于这些同时并存的主体，彼此之间有各自不同的生存发展条件、方式、需要和能力，从而构成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正因为人的主体形态是具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必然带来主体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使得传统的、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观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道德与宗教学说以及不同阶层的亚文化，交叉共存于现实生活之中，我们正处在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已无法应对多元的社会，我们需要对多元社会道德的功能、定位进行新的思考。
价值多元的社会一方面需要张扬个性，倡导价值多元；另一方面又要维持道德的共识，以保持社会的统一。为此，我们的道德教育既需要对社会基准伦理的坚持，又需要培养道德主体的选择判断能力和宽容意识。这二者依赖于公共领域的道德商谈。
三、走向协商对话的道德教育方式
在协商对话过程中，师生之间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及相互促进，形成一种独特的德育生成方式。
首先，在师生之间形成基于相互认同的沟通关系。简单的谈话和问答并非是真正的协商对话，而是在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氛围中达到相互认同。在协商对话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性的人，他们互为主体，即“我—你”关系，教师不把学生看成划一化、工具化和物化的个体，而是把学生看作是具有独特个性、自由的人。通过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进行意义传述，而是达成意义的通融。
其次，在师生之间形成基于相互包容理解的交往关系。简单地让彼此接纳各自价值观并不是协商对话的实质，而是 “理解”对方独特的价值观，并给予对方的价值观足够的尊重。仅停留于简单的接纳，没有达成相互理解，只能算是独白式的交流，并非协商对话。协商对话过程中，师生不应以自己的理解代替对方的理解，而必须要做到真心地、充分地去理解对方的“理解”，更不应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对方。
再次，在师生之间形成精神共享的互动关系。道德教育不是简单的理解，而是要形成教育情境和精神共享。教育过程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人与文本、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只有通过协商对话才能让师生达到“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
我们希望通过协商对话达成的目的是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不能仅仅理解为底线伦理的妥协，而是在相互的理性与视域相融合的基础上，各方都乐意接受的价值认同。协商课程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库克就认为，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针对某个议题各自带着自己的观点、需要和愿望聚到一起，通过不同想法的沟通，不同心灵进行融合，使教师和学生达成一致的意图和最终目标，共同为实现一个各方最满意的结局而努力。
四、协商对话式道德教育的实现条件
协商对话式道德教育注重的是一种交往的意识和精神的养成。
第一，树立协商民主的意识。教师问学生答、或学生问教师答的“对话”，不能称之为协商对话，仍然是传统的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协商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每个人都是协商对话的主体，他们所面对的客体，不是对方，而是主体间的关系，它不是要求“求同除异”、“以一驭生”，而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我们的道德教育要想有效运作，只有确立协商民主的意识，学生才有可能去质疑和商谈。
第二，养成宽容的精神。彼此之间进行言谈，并且敞开内心世界彼此接纳，从而促进言谈双方的自我生成，这才是真正的协商对话。只有在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之下，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才能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认同他人及其价值观，直至努力达成共识。诚然，宽容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
第三，具备协商对话的能力。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建立在其商谈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协调，依赖说话各方通过语言达成理解和共识加以实现。为此，他提到了四方面的建议：一定是正确的、符合社会的规范的交往过程，不应存在违法或不道德的行为；只有商谈的参与者使用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语言来表达，才有可能得到令人心服口服的商谈结果，否则达成的“价值共识”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只有商谈的参与者运用的是能令对方领会的表达方式，才能产生相互理解的效果；商谈的参与者陈述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实质问题才有可能通过沟通得以解决。因此，师生之间能够共同商谈，相互沟通、彼此理解、达成共识，必须具备上述对话的能力。
第四，营造协商对话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我们才能将学生的民主协商、平等商讨以及致力于公共善的意识充分激发，从而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只有积极地认可某种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行为时，个体才会增强行动的力量，不断地做出类似的行为。价值共识是一种基于个体间价值的“重叠共识”，所以通过真诚地协商对话，共同探寻一种可行的道德方式，以确认如何“道德的”行动，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冯建军.价值多元共生时代道德教育的新使命[J].教育科学研究，2009（5）.
[2]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李顺德.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1998，（6）.
[4]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8，（6）.
[5]冯建军.当代主体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6]刘擎.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6）.
[7]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王洁（1969-），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协商对话；道德教育；高校
高校道德教育既要激发学生学会思考、判断和选择，又要坚持价值引导、培养公共理性、形成价值共识，坚持“价值引导和自主选择”的结合，以寻求“多元”与“共识”之间的平衡。为此，通过开放性的协商对话，才能培养学生具有宽容意识和公共理性的共生型人格。
一、协商对话
协商（Negotiate），也就是“Try to reach agreement by discussion”，人们通过交流以达成共识的活动。它包含着交流、理解以及做出回应等，这些都离不开对话，因此，我们往往把协商也称之为协商对话。
对话（Dialogue），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谈话。有的对话是有目的的，有的对话是无目的，协商是有目的、并且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对话。
通过协商对话，解决的是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它应是交互理性的对话性过程。所以，协商对话不单纯是一种对话或辩论的形式而已，它更是一种合作性活动。
二、多元化背景下高校道德教育的必然选择
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多元，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现实世界中，无数个人、民族和国家等群体，直到全球人类的整体，都在一定情况下成为独立的主体。由于这些同时并存的主体，彼此之间有各自不同的生存发展条件、方式、需要和能力，从而构成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正因为人的主体形态是具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必然带来主体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使得传统的、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观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道德与宗教学说以及不同阶层的亚文化，交叉共存于现实生活之中，我们正处在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已无法应对多元的社会，我们需要对多元社会道德的功能、定位进行新的思考。
价值多元的社会一方面需要张扬个性，倡导价值多元；另一方面又要维持道德的共识，以保持社会的统一。为此，我们的道德教育既需要对社会基准伦理的坚持，又需要培养道德主体的选择判断能力和宽容意识。这二者依赖于公共领域的道德商谈。
三、走向协商对话的道德教育方式
在协商对话过程中，师生之间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及相互促进，形成一种独特的德育生成方式。
首先，在师生之间形成基于相互认同的沟通关系。简单的谈话和问答并非是真正的协商对话，而是在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氛围中达到相互认同。在协商对话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性的人，他们互为主体，即“我—你”关系，教师不把学生看成划一化、工具化和物化的个体，而是把学生看作是具有独特个性、自由的人。通过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进行意义传述，而是达成意义的通融。
其次，在师生之间形成基于相互包容理解的交往关系。简单地让彼此接纳各自价值观并不是协商对话的实质，而是 “理解”对方独特的价值观，并给予对方的价值观足够的尊重。仅停留于简单的接纳，没有达成相互理解，只能算是独白式的交流，并非协商对话。协商对话过程中，师生不应以自己的理解代替对方的理解，而必须要做到真心地、充分地去理解对方的“理解”，更不应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对方。
再次，在师生之间形成精神共享的互动关系。道德教育不是简单的理解，而是要形成教育情境和精神共享。教育过程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人与文本、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只有通过协商对话才能让师生达到“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
我们希望通过协商对话达成的目的是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不能仅仅理解为底线伦理的妥协，而是在相互的理性与视域相融合的基础上，各方都乐意接受的价值认同。协商课程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库克就认为，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针对某个议题各自带着自己的观点、需要和愿望聚到一起，通过不同想法的沟通，不同心灵进行融合，使教师和学生达成一致的意图和最终目标，共同为实现一个各方最满意的结局而努力。
四、协商对话式道德教育的实现条件
协商对话式道德教育注重的是一种交往的意识和精神的养成。
第一，树立协商民主的意识。教师问学生答、或学生问教师答的“对话”，不能称之为协商对话，仍然是传统的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协商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每个人都是协商对话的主体，他们所面对的客体，不是对方，而是主体间的关系，它不是要求“求同除异”、“以一驭生”，而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我们的道德教育要想有效运作，只有确立协商民主的意识，学生才有可能去质疑和商谈。
第二，养成宽容的精神。彼此之间进行言谈，并且敞开内心世界彼此接纳，从而促进言谈双方的自我生成，这才是真正的协商对话。只有在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之下，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才能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认同他人及其价值观，直至努力达成共识。诚然，宽容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
第三，具备协商对话的能力。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建立在其商谈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协调，依赖说话各方通过语言达成理解和共识加以实现。为此，他提到了四方面的建议：一定是正确的、符合社会的规范的交往过程，不应存在违法或不道德的行为；只有商谈的参与者使用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语言来表达，才有可能得到令人心服口服的商谈结果，否则达成的“价值共识”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只有商谈的参与者运用的是能令对方领会的表达方式，才能产生相互理解的效果；商谈的参与者陈述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实质问题才有可能通过沟通得以解决。因此，师生之间能够共同商谈，相互沟通、彼此理解、达成共识，必须具备上述对话的能力。
第四，营造协商对话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我们才能将学生的民主协商、平等商讨以及致力于公共善的意识充分激发，从而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只有积极地认可某种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行为时，个体才会增强行动的力量，不断地做出类似的行为。价值共识是一种基于个体间价值的“重叠共识”，所以通过真诚地协商对话，共同探寻一种可行的道德方式，以确认如何“道德的”行动，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冯建军.价值多元共生时代道德教育的新使命[J].教育科学研究，2009（5）.
[2]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李顺德.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1998，（6）.
[4]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8，（6）.
[5]冯建军.当代主体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6]刘擎.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6）.
[7]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王洁（1969-），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