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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是新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了。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在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董必武同志的亲自倡导下，法律出版社成立，成为继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出版社之后“004号”出版社，载入共和国史册。
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律出版社秉持“为人民传播法律”的主旨，以“传播法律信息，推动法制进步，积累法律文化、弘扬法治精神”为职责，与中国的法制建设同行并进，完整记录了中国法制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创建至今总出书品种已逾万种，教育培养了几代法律人才队伍，推动了法学研究和法律思想的普及，为广大立法、司法和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了信息、知识与工具资料。
可以说，法律社人是随着共和国法制史的发展，一路经历坎坷与辉煌。在新的时代，在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新形势下，法律社人也始终肩负着这种社会责任，以不惧风险的胆识，开拓出一条值得业界借鉴的“法律与商业结合”的创新之路。
在巩固专业领域的基础上，坚持“大法学、大社科”的出版思路
“现在活跃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领域和法学教学科研领域的大批骨干人才，都是读着我社法律图书成长起来的。”黄闽社长在介绍法律出版社的情况时不无自豪地说道。其实，法律出版社的品牌和知名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基本形成。且不说在那个时期，《工人普法读本》、《农民普法读本》单品种发行超一千万册，创造了有史以来我国法律图书销量之最。单从其创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在1984 年创刊当年的发行量超过130万份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法律出版社对于我国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及法制建设的贡献。
法律出版社现在每年出版新书1000余种，销售码洋2.5亿，在法律图书市场综合占有率排名第一、品种规模第一。其产品包括法律法规、法学教材、司法考试、学术专著、法律译著、法律文化、法律实务等，出版形式包括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重点主要集中在法律法规、法学教材教辅、法律考试、法学学术、法律实务五大类。近年来，法律出版社致力于“提升专业、面向大众、适度拓展”的发展格局，在巩固专业领域的基础上，坚持“大法学、大社科”的出版思路，在社科领域适度拓展，积极开发如：法律文化、政治财经、人文历史等类型的产品。
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法律出版社在机构设置中有一个较具特色的“市场研发部”，大家都说“21世纪是研发世纪”，但是对于出版界，“研发”恐怕还是个陌生的领域，而法律出版社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市场研发部”，无怪乎黄闽社长在“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书业沙龙上颇有底气地说：“法律出版社还算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出版社，转企没有问题。”市场研发部是法律出版社“小而精”的智囊型团队，主要职能是负责法律图书市场信息调研和自主开发创新性的法律内容产品。在此职能的基础上，研发部通过自主开发创新性产品，着眼未来，求新求变，拾遗补缺，与各出版分社形成有效互动，使法律出版社的产品线更趋多元化和立体化。2009年，市场研发部在原有工作内容上又增加了市场营销宣传职能，进一步推进了出版社的营销宣传工作向有组织、常规化目标迈进。
通过“内涵式发展”，整合出版资源，加强联盟合作
“以内涵式发展为主，辅之积极和稳健的联盟合作”，是法律出版社提出的一个新发展途径，即在出版社现有母体基础上，首先立足于内部分社、音像、电子、期刊、网络、社属企业的内涵式发展和内涵的有效扩张，以做强带动做大；从有利于专业分工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出发，通过项目合作、资本合作等手段，推动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盟合作、联合经营，追求和关注联盟体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资源整合，在做大和做强之间，选择做强。
“选择做强”，又是法律出版社发展战略的睿智一笔。用黄闽社长的话说：“在我看来，未来中国出版行业的发展，将面临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纸媒体出版物将会成为‘奢侈品’。因此，未来出版行业的业态创新非常重要，特别是法律专业出版领域中海量信息、快速变化的特点，非常适合产业业态创新。对此，全体法律人已经作好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
近年来，法律出版社着力改革，实行分社制，现内设9个负责图书选题的出版分社。同时，还拥有7个独立法人机构：中国法制音像出版社、人民调解杂志社、中天法律电子出版社、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平准天地文化发展中心、《法律与生活》杂志社、中天培训学校；3个非法人机构：中国司法行政年鉴、法治宣传资料、司法业务文选；2个合资企业：北京法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三联·法律联合传播公司。以先进的管理机制保障高效率、高品质的法律图书出版，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形式传播法律信息。
其中，以与中华法律网合资的法讯公司为平台，整合法律出版各种资源，探索多媒体的法律出版和法律资讯服务新格局，高度重视对传统出版的实际提升和推动，力求形成对传统出版的有益补充，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新一代法律综合信息的数据库，提高法律出版社信息资源深度综合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法律出版社子公司的门户网——法律门网站于2009年初正式上线运营，目前已开启了法律数据库、电子图书馆、网络出版、手机出版四大数字出版支柱业务：法律门数据库由14个子库组成，共包含62万条数据，月更新逾3000条，是目前所有从事法律信息服务行业中架构最全、规模最大、类别最丰富的数据库。而中国法律电子图书馆是法律出版社图书资源的二次利用，是传统出版与信息技术应用的最新成果。法律社先后打造出全国首家“中国法官电子图书馆”、首家“中国律师电子图书馆”和首家“中国法学院电子图书馆”。三大图书馆汇集了法律出版社近5年出版的3000多种法律专业书籍，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国内法官、律师和学生群体的青睐。另外，网络出版作为纸质出版的前奏也是目前法律出版社所作的一个重要尝试。而目前风头正劲的“手机阅读”业务则是其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的合作项目，是法律出版社开展手机出版业务的重要步骤，它以手机为载体，以公民大众为受众，目前首批上线300本手机书。
借助资源优势，走“法律与商业结合”的创新之路
在探讨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时，黄闽社长曾坦率地说过：“我感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本身存在很多优势。首先，它们对国家政府宏观政策的把握，往往具有先导性。其次，它们的出版工作很多都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管理职能的延伸。比如国家司法考试，在部里指导下，法律出版社都是深度参与的，大纲的制定以及教材的编写，我们做了很多辅助性工作。我一直强调，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出版活动是与其管理职能联系的，要与管理职能结合起来，所以我很希望转企改制后，出版社仍然要重视和用好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出版资源。”
作为曾是中央部属单位的出版社，法律出版社有独特的出版资源优势，难能可贵的是，法律出版社能认真分析形势，在转企之后仍能发展特色和优势，走创新之路。“法商结合”是法律出版社在实务类产品出版中所坚持的领域之一，同时也是法律出版社数字出版所遵循的原则之一。
首先，法律出版社开辟了许多典型性“法商结合”的出版领域。例如，在资本市场领域，其在主板上市、创业板上市、中小板上市等方面出版了大量高端、前沿的实务图书；在商业风险管理防范领域，出版了诸如“企业法律风险管理防范”丛书等许多作品；在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版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实务、案例类图书等。
其次，在新书推介上，法律出版社注重与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新闻媒体联合举办新书发布会。通过发布会，一方面，更有效地向社会发布最新法律图书信息，另一方面，与律所、律协、媒体合作，以便产生更好的图书作品。
最后，在数字出版领域，法律出版社也贯彻法商结合的方针。与中国移动等通信技术提供商、与方正等计算机技术提供商等展开广泛合作，开辟了手机图书、电子图书等新型产品业态。同时，法律出版社也注重最新网络工具的运用，目前，由法律出版社子公司法讯公司所开通、运营的法律出版社官方微博，已经成功上线，并实现了较好地与读者、作者沟通的效果。
去过法律出版社办公大楼的人，也许都会对墙壁上那尊青铜的“獬豸”雕塑记忆深刻。獬豸，俗称“独角兽”，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神兽，一向被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这也是法律社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象征。出版行业“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出版社作为企业的特殊性。作为专业性质很强，社会责任重大的法律出版社无疑在如何处理好“两个效益”相结合方面做了良好表率。而对于这些成绩，黄闽社长谦虚和务实的话也许会给我们更多启示：“我们还是要把这次转企作为一个契机，以后一心一意做企业的事情、出版的事情。以后看发展，看机会，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强身健体，来培育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为未来做强做大打下基础。”
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律出版社秉持“为人民传播法律”的主旨，以“传播法律信息，推动法制进步，积累法律文化、弘扬法治精神”为职责，与中国的法制建设同行并进，完整记录了中国法制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创建至今总出书品种已逾万种，教育培养了几代法律人才队伍，推动了法学研究和法律思想的普及，为广大立法、司法和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了信息、知识与工具资料。
可以说，法律社人是随着共和国法制史的发展，一路经历坎坷与辉煌。在新的时代，在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新形势下，法律社人也始终肩负着这种社会责任，以不惧风险的胆识，开拓出一条值得业界借鉴的“法律与商业结合”的创新之路。
在巩固专业领域的基础上，坚持“大法学、大社科”的出版思路
“现在活跃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领域和法学教学科研领域的大批骨干人才，都是读着我社法律图书成长起来的。”黄闽社长在介绍法律出版社的情况时不无自豪地说道。其实，法律出版社的品牌和知名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基本形成。且不说在那个时期，《工人普法读本》、《农民普法读本》单品种发行超一千万册，创造了有史以来我国法律图书销量之最。单从其创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在1984 年创刊当年的发行量超过130万份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法律出版社对于我国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及法制建设的贡献。
法律出版社现在每年出版新书1000余种，销售码洋2.5亿，在法律图书市场综合占有率排名第一、品种规模第一。其产品包括法律法规、法学教材、司法考试、学术专著、法律译著、法律文化、法律实务等，出版形式包括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重点主要集中在法律法规、法学教材教辅、法律考试、法学学术、法律实务五大类。近年来，法律出版社致力于“提升专业、面向大众、适度拓展”的发展格局，在巩固专业领域的基础上，坚持“大法学、大社科”的出版思路，在社科领域适度拓展，积极开发如：法律文化、政治财经、人文历史等类型的产品。
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法律出版社在机构设置中有一个较具特色的“市场研发部”，大家都说“21世纪是研发世纪”，但是对于出版界，“研发”恐怕还是个陌生的领域，而法律出版社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市场研发部”，无怪乎黄闽社长在“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书业沙龙上颇有底气地说：“法律出版社还算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出版社，转企没有问题。”市场研发部是法律出版社“小而精”的智囊型团队，主要职能是负责法律图书市场信息调研和自主开发创新性的法律内容产品。在此职能的基础上，研发部通过自主开发创新性产品，着眼未来，求新求变，拾遗补缺，与各出版分社形成有效互动，使法律出版社的产品线更趋多元化和立体化。2009年，市场研发部在原有工作内容上又增加了市场营销宣传职能，进一步推进了出版社的营销宣传工作向有组织、常规化目标迈进。
通过“内涵式发展”，整合出版资源，加强联盟合作
“以内涵式发展为主，辅之积极和稳健的联盟合作”，是法律出版社提出的一个新发展途径，即在出版社现有母体基础上，首先立足于内部分社、音像、电子、期刊、网络、社属企业的内涵式发展和内涵的有效扩张，以做强带动做大；从有利于专业分工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出发，通过项目合作、资本合作等手段，推动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盟合作、联合经营，追求和关注联盟体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资源整合，在做大和做强之间，选择做强。
“选择做强”，又是法律出版社发展战略的睿智一笔。用黄闽社长的话说：“在我看来，未来中国出版行业的发展，将面临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纸媒体出版物将会成为‘奢侈品’。因此，未来出版行业的业态创新非常重要，特别是法律专业出版领域中海量信息、快速变化的特点，非常适合产业业态创新。对此，全体法律人已经作好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
近年来，法律出版社着力改革，实行分社制，现内设9个负责图书选题的出版分社。同时，还拥有7个独立法人机构：中国法制音像出版社、人民调解杂志社、中天法律电子出版社、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平准天地文化发展中心、《法律与生活》杂志社、中天培训学校；3个非法人机构：中国司法行政年鉴、法治宣传资料、司法业务文选；2个合资企业：北京法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三联·法律联合传播公司。以先进的管理机制保障高效率、高品质的法律图书出版，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形式传播法律信息。
其中，以与中华法律网合资的法讯公司为平台，整合法律出版各种资源，探索多媒体的法律出版和法律资讯服务新格局，高度重视对传统出版的实际提升和推动，力求形成对传统出版的有益补充，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新一代法律综合信息的数据库，提高法律出版社信息资源深度综合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法律出版社子公司的门户网——法律门网站于2009年初正式上线运营，目前已开启了法律数据库、电子图书馆、网络出版、手机出版四大数字出版支柱业务：法律门数据库由14个子库组成，共包含62万条数据，月更新逾3000条，是目前所有从事法律信息服务行业中架构最全、规模最大、类别最丰富的数据库。而中国法律电子图书馆是法律出版社图书资源的二次利用，是传统出版与信息技术应用的最新成果。法律社先后打造出全国首家“中国法官电子图书馆”、首家“中国律师电子图书馆”和首家“中国法学院电子图书馆”。三大图书馆汇集了法律出版社近5年出版的3000多种法律专业书籍，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国内法官、律师和学生群体的青睐。另外，网络出版作为纸质出版的前奏也是目前法律出版社所作的一个重要尝试。而目前风头正劲的“手机阅读”业务则是其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的合作项目，是法律出版社开展手机出版业务的重要步骤，它以手机为载体，以公民大众为受众，目前首批上线300本手机书。
借助资源优势，走“法律与商业结合”的创新之路
在探讨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时，黄闽社长曾坦率地说过：“我感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本身存在很多优势。首先，它们对国家政府宏观政策的把握，往往具有先导性。其次，它们的出版工作很多都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管理职能的延伸。比如国家司法考试，在部里指导下，法律出版社都是深度参与的，大纲的制定以及教材的编写，我们做了很多辅助性工作。我一直强调，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出版活动是与其管理职能联系的，要与管理职能结合起来，所以我很希望转企改制后，出版社仍然要重视和用好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出版资源。”
作为曾是中央部属单位的出版社，法律出版社有独特的出版资源优势，难能可贵的是，法律出版社能认真分析形势，在转企之后仍能发展特色和优势，走创新之路。“法商结合”是法律出版社在实务类产品出版中所坚持的领域之一，同时也是法律出版社数字出版所遵循的原则之一。
首先，法律出版社开辟了许多典型性“法商结合”的出版领域。例如，在资本市场领域，其在主板上市、创业板上市、中小板上市等方面出版了大量高端、前沿的实务图书；在商业风险管理防范领域，出版了诸如“企业法律风险管理防范”丛书等许多作品；在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版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实务、案例类图书等。
其次，在新书推介上，法律出版社注重与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新闻媒体联合举办新书发布会。通过发布会，一方面，更有效地向社会发布最新法律图书信息，另一方面，与律所、律协、媒体合作，以便产生更好的图书作品。
最后，在数字出版领域，法律出版社也贯彻法商结合的方针。与中国移动等通信技术提供商、与方正等计算机技术提供商等展开广泛合作，开辟了手机图书、电子图书等新型产品业态。同时，法律出版社也注重最新网络工具的运用，目前，由法律出版社子公司法讯公司所开通、运营的法律出版社官方微博，已经成功上线，并实现了较好地与读者、作者沟通的效果。
去过法律出版社办公大楼的人，也许都会对墙壁上那尊青铜的“獬豸”雕塑记忆深刻。獬豸，俗称“独角兽”，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神兽，一向被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这也是法律社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象征。出版行业“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出版社作为企业的特殊性。作为专业性质很强，社会责任重大的法律出版社无疑在如何处理好“两个效益”相结合方面做了良好表率。而对于这些成绩，黄闽社长谦虚和务实的话也许会给我们更多启示：“我们还是要把这次转企作为一个契机，以后一心一意做企业的事情、出版的事情。以后看发展，看机会，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强身健体，来培育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为未来做强做大打下基础。”